“小鎮做題家”概念誕生于豆瓣的“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他們以“出身小城鎮，埋頭苦讀，擅長應試，但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作為符號和標簽定義自身。該小組成員大多來自鄉鎮農村，畢業或正就讀于知名高校，但自認為“除了埋頭苦讀之外啥都不會”，見識和能力有限，沒有長輩指點，步入社會后處處碰壁。該話題一經拋出，短時間內便在網絡平臺上引發熱烈討論。目前對于“小鎮做題家”自嘲現象的關注散見于一些媒體的報道，學術層面探討較少。從德育視角審視這一青年文化現象，探究其生成機理并尋求有效的化解策略，有利于把握青年文化的發展趨向，引導廣大青年做有責任、勇擔當、能奉獻的時代新人。
筆者基于對豆瓣、知乎、微博等網絡社區大量關于“小鎮做題家”話題討論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取四個典型案例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訪談以面對面形式為主，以電話、微信訪談等為補充)，通過從認知角度描摹“小鎮做題家”群體的自我畫像，分析該群體的典型特征，把握“小鎮做題家”自嘲現象的整體態勢，從而為深刻理解這一現象的生成機理奠定基礎。
▍“小鎮做題家”的自我畫像
1.金榜題名后的瞬時成就感
對于“小鎮做題家”群體而言，他們將高考視為社會階層上升的重要途徑，跨入名校之門是他們受教育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次躍升，高考更是他們人生的高光時刻。
“寒窗苦讀多少年，只為高考這幾天。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后，高中專門為我張貼了喜報，父親宴請了所有親友。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就是我的人生巔峰了吧”
(受訪者A，在校大學生，19歲)。
堅持“十年寒窗苦讀”后的收獲感、跨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后的優越感以及沉浸于“別人家的孩子”艷羨的滿足感相互交織，共同促成他們在金榜題名后的瞬時成就感。突如其來的鮮花與掌聲一時間使他們陷入躊躇滿志后的短暫迷失，對于即將開啟的未知生活，他們在迷惘中抱有幻想、在躁動著懷揣不安、在局促中飽含期待，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為他們將來在大學生活中的措手不及和無所適從埋下了伏筆。
“當年在小縣城里自己絕對是風光無限，上大學后開始接觸一些城市里很優秀的同學，突然意識到其實自己根本沒有考慮過讀了大學以后要做什么”
(受訪者B，在校大學生，21歲)。
B同學的經歷在“小鎮做題家”群體中引發了普遍的共鳴，大家表示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的茫然感，一位“小鎮做題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坦言:“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達最遠的地方了”。
?。ㄒl廣泛爭議的媒體評論截圖）
2. 名校光環下的現實挫敗感
學者黃燈這樣描述普通高校的學生群體：“他們踏進校門，就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沒有太多野心，也從未將自己歸入精英的行列，他們安于普通的命運，也接納普通的工作，內心所持有的念想，無非是來自父母期待的一份過得去的工作”。顯然，“小鎮做題家”與普通高校的學生群體在自我認知和期待方面有著顯著區別。進入大學后，他們與身邊同學在形式上重新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是對過往“光輝歷史”的清零，也是一次重新“洗牌”。
“沖過高考的‘千軍萬馬’，才發現大學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如果把競爭比作賽跑的話，高中就只有一條跑道，那就是學習。而大學似乎有無數條跑道，但我卻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那一條”
(受訪者B，在校大學生，21歲)。
“小鎮做題家”雖然頭頂“名校光環”，但現實生活卻并沒有因此而變得格外“柔和”，撲面而來的各種壓力讓他們無法安心也沒有信心享受這份來之不易的榮耀。習慣的應試技巧失靈、在多元選擇中失措等因素導致了他們較難成為大學培養評價體制下的佼佼者，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是同學羨慕的對象，也很可能不再是老師關注的焦點。一面是名校的光環，一面是自感慘淡的現實，從曾經的“天之驕子”到當下的“時代棄兒”，心理落差難免誘發強烈的挫敗感。
3.過高期待下的奮斗無力感
“大一的時候，我發現大學里學的內容和高中完全不是一個套路......大學要做的東西太多了，時間太少了”，這段出自某“小鎮做題家”的自述道出了該群體的現實境遇。從“小鎮”走出的他們背負著家庭甚至整個家族的希望，來自外界的嚴要求與高期待混雜著自身朦朧的想象吹大了“小鎮做題家”成長預期的泡沫，有時甚至會偏離現實、不切實際。尤其是當他們遇到困難卻發現可以尋求的支持力量有限時，極易產生無助感。
“剛上大學時，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保研，但后來慢慢地覺得能考上研究生就很不錯了，再后來的底線就變成不掛科，現在覺得安穩畢業找個滿意的工作都成為奢望”
(受訪者C，在校大學生，23歲)。
“小鎮做題家”在現實困難面前不斷妥協、不斷降低自我底線的過程如溫水煮青蛙般慢慢消磨意志，同時也加劇了前途迷茫感和現實無助感。正是由于對自我的“高期待”與外部的“弱支持”之間的錯位，無形之中使他們比同輩群體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也讓他們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個人奮斗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資源、社會時局和運氣也在一個人的人生軌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背后，隱含的是他們能力與理想不相匹配、現實與愿景差距過大所催生出的奮斗無力感。
▍“小鎮做題家”的典型特征
1. 家庭支持作用有限
家庭在個體生命歷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也無可替代，其對個體的支持功能體現在生活保障、教育引導、情感支持、精神寄托等各個方面。在個體成長發展的不同階段，家庭對于個體的支持功能也各有側重。但毫無疑問的是，即便是對于大學生而言，家庭對其成長的支持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大學階段，個體對家庭的需求相比于之前的學習階段甚至要更加廣泛且深入。然而當“小鎮做題家”進入大學以后，他們與家庭之間的距離突然間被拉大，生活時空上的隔閡減損了親子之間的情感交互，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別阻隔了父輩與子輩之間的經驗傳承，日益增大的代際勢差消解了彼此之間的理解根基。
“我是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父母對大學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們對我的要求和期待有時會和實際情況差別很大。除了每個月固定的生活費支持以外，其他方面的困難我也不會去尋求父母的幫助，甚至會有意隱瞞他們，所以我覺得進入大學以來我和父母的共同語言好像越來越少了”(受訪者A，在校大學生，19歲)。
可以看出，除了如經濟支持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外，他們從家庭獲取其他方面的支持較為有限，有的家庭甚至連基本的經濟支持也捉襟見肘。讀大學對于他們而言，更像是在未知旅途中“一個人的修行”。
2. 全面發展水平受限
相較于程式化的高中生活，大學打開了青年學生生活發展的多維面向，開辟了青年自由全面發展的廣闊空間，同學之間的競爭也從“唯成績”的單一向度轉向個人全面發展的各個維度。“一張考卷”包打天下已成為過去時，取而代之的是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兼具、硬實力與軟實力并重的青年成長成才模式。多維競爭并存、多元評價并行的態勢之下，在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表達能力、愛好特長等綜合素質方面相對欠缺的“小鎮做題家”群體顯得捉襟見肘，這使他們在適應、駕馭大學生活過程中受到諸多限制。
“與那些從小就得到全方位鍛煉和發展的同學相比，我好像從一開始就缺了點什么。感覺斜杠青年、后浪、弄潮兒這些字眼就是為他們量身定制的，雖然有時會覺得他們有些‘凡爾賽’，但是我內心知道，是他們本身的優秀使然，曾經賴以生存的分數再也不能給我安全感了”(受訪者C，在校大學生，23歲)。
事實上，“小鎮做題家”面臨的沖擊和影響是全方面的。即便是在他們以前引以為傲的學業勝任能力問題上，“小鎮做題家”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戰。大學階段與高中階段的管理方式和學習模式存在較大差異，對學生的主動學習能力、創新探究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對于擅長應試的“小鎮做題家”而言，幫助他們從高考中成功突圍的學習方法在大學并不奏效，甚至還起到反作用。長期以來高強度的應試訓練使他們容易陷入“題海戰術”的思維定式和路徑依賴，在創新思維和發散思維等方面的鍛煉相對匱乏，成為制約他們勝任大學課程學習的枷鎖。
3.人生規劃視野局限
人生規劃就其本質而言是個體對“成為什么樣的人”“如何成才”等問題的深刻思考以及行動遵循，在青年時期合理的人生規劃尤為重要。由于視野和資源相對匱乏，“小鎮做題家”群體在個人規劃時存在短視化、功利化、片面化傾向。他們關注眼前的得失而忽視長遠規劃，易受外在因素左右而漠視內心真正想法，更愿意以世俗功利的標準衡量其自身價值，如在高考填志愿時的主要考量是如何使分數利用最大化，而不是個人興趣愛好和人生理想。同時，他們對成功的定義有失偏頗，習慣于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等片面的量化指標衡量成功與否，淡漠了真正的人生價值和個人實現。
“也許是由于一路走來的成長慣性使然，在做選擇時我更愿意把那些可以量化、易于評價的指標作為主要考量的因素，比如找工作時更看重的是薪資待遇、條件保障這些外在因素，對于以后的發展前景和成長空間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東西我認為可以先不考慮”(受訪者D，畢業生，26歲)。
“小鎮做題家”完成了高考這道“小題目”，卻在人生這張沒有固定答案、沒有統一模式的“大考卷”上，缺乏“審題”的判斷力、“試錯”的心態力和“答題”的應變力。
▍“小鎮做題家”的生成機理
分解“小鎮做題家”這一自嘲式稱謂可以發現，“小鎮”的本質是青年無法選擇的家庭出身和社會背景，“做題”本質上是一種競爭模式，“做題家”本質上是這群“小鎮青年”兼具優越感和無奈感的自我認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所有人的工作、生活、學習都帶來諸多影響，對大學生的就業等問題影響尤為深刻。“小鎮做題家”現象的出現，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持續有一定關聯，但是即使沒有此次疫情，該現象仍然可能出現，因為該群體的集體隱憂與現實困境已存在較長一段時間。“小鎮做題家”群體進入大學后在外界關注中失焦、在多維競爭中失措、在多元選擇中失重的表象背后，映射的是社會層面、高校層面以及個體層面共同作用的多維邏輯。社會宏觀環境引導性偏差、高校育人生態支撐性缺失以及個體社會資本先賦性匱乏，構成“小鎮做題家”自嘲現象的基本生成機理。
1. 社會宏觀環境引導性偏差
消費主義思潮物化價值追求。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將人們帶入消費社會，這為“鼓吹以無節制的、超前的消費為追求，以滿足無止境的物欲和享受心態為目的，將人生的價值映射到對商品的擁有之上”的消費主義思潮提供了滋生的溫床。受到獵奇心理、攀比心理等影響，青年學生容易在追逐熱點、相互比較的過程中成為消費主義病毒寄生的對象。有些青年認為“票子、房子、車子就是信仰的‘三位一體’”。他們在消費主義思潮的侵蝕之下，逐漸矮化了崇高理想、物化了價值追求，隨之對成功的評價標準也出現了偏差。對于經濟條件相對普通的“小鎮做題家”群體而言，消費世界的繁華更映襯出他們物質生活的貧瘠。
媒介功利化導向販賣焦慮。典型人物宣傳本是媒體輿論引導的重要載體，但有些媒體為了博取關注，在榜樣形象建構過程中過于注重成功本身而忽視奮斗過程，以“網紅思維”制造一大批“千篇一律式”的榜樣形象。這種榜樣建構模式不僅沒有起到正面的激勵作用，反而會拉大青年與榜樣之間的距離，使青年徒增焦慮外別無益處。如果媒介“被‘流量思維’誘導，放棄‘質量思維’主導，難免落入標題黨、浮夸體、洗稿文的陷阱”。更有甚者，個別媒體受利益驅使為了獲取流量不惜憑空炮制如《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等網絡熱文，販賣焦慮，刺激以“小鎮做題家”為代表的弱勢青年群體的敏感神經。
社會貧富差距加劇心理失衡。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財富收入逐漸發生分化，“小鎮做題家”群體所在家庭在社會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現實對他們發展成長的心理預期和實現階層流動帶來一定的阻滯。對他們而言，與其說就業難，不如說是找到符合他們心理預期的工作難。究其根本，這是我國在新時代面臨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投射在“小鎮做題家”群體身上時映射出的現實和心理難以逾越的雙重鴻溝。
2. 高校育人生態支撐性缺失
在多元化評價體系中措手不及。學校的評價體系作為呼應人才培養目標的機制而存在，在學生發展成長過程中起到教化和引導作用，其本身也具有模式的剛性。“底層子弟想要獲得認同，在心理上具有某種優越感，更加依賴于成績”。在大學多元化的學生評價體系中，學業評價只是其中一個維度，成績也只是個人全面發展核心素質結構中的一項指標。如何超越單向度的優秀實現全面發展的卓越，需要“小鎮做題家”的理念轉變和行動轉向。然而，由于對“唯成績論”的迷戀以及“學業優則一切皆有”的思維慣性，他們對大學多元化的評價體系缺乏心理準備，尤其是在入學時未獲得針對性指導的情況下更加容易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
在高度競爭化環境中無所適從。在相對靜態的高中生活中，“小鎮做題家”憑借擅長應試的優勢成為獲勝者。然而，“當進入一個不再以成績論英雄的大學之門，寒門子弟道德化的思維模式以及單向度的優越心態會在大學遇到真正意義上的挑戰，片面發展的劣勢開始凸顯”。他們一邊調整學習方式適應大學里更快的學習節奏和更高的學習要求，另一邊又試圖在學生工作、社團活動、創新創業等更多的“競技場”上牛刀小試。事實上，他們在全新的學習模式下應付學業已顯得狼狽，在自己本不擅長的其他方面更不可避免地屢屢受挫，進而在多元選擇中失去重心，在由“一元賽道”向“多元賽道”跨越的競爭中無所適從。
在薄弱化支持系統中陷入失落。青年學生在學校獲得的外部支持主要來源于專業教師、管理人員以及朋輩同學等不同群體，輻射到課堂上下、寢室內外等不同場域，涵蓋專業學習、社會實踐、生活交往等各個方面。對于“小鎮做題家”群體而言，在精英匯聚的大學中，他們不再是專業課老師、班主任、輔導員關注的焦點。在快節奏的校園生活中，同學之間的交往也不像高中那樣普遍而頻繁。若不積極主動，他們很難與周圍的老師和同學建立起緊密的聯結。同時，包含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內的相關課程由于針對性和親和力不足，并未在思想引領、生涯規劃以及心理疏導等方面提供及時有效的指導，致使“小鎮做題家”在高度競爭化且缺乏外部支持的多元環境中，經歷了從“鶴立雞群”到“雞立鶴群”的角色反轉。
3. 個體競爭資本先賦性匱乏
教育機會的相對公平并不能保證教育結果的均等，個人在教育活動中的個性化境遇也會影響教育效果。法國思想家布迪厄曾將資本劃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借用其理念觀察現代社會可以發現，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要素構成個體競爭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資本的持有者能夠戰勝擁有相同文憑甚至更高文憑的競爭者”。“小鎮做題家”家庭背景、生活環境的客觀現實造成他們競爭資本的先賦性匱乏，這種匱乏難以在短時間內彌合。因此，從考試成績等表面的“顯績”來看，“小鎮做題家”與其他考入名校的同學并無不同，但他們取得同等成績的代價是以自身其他方面素質的“潛績”未發展為代價的，而這些恰恰是他們在大學中參與競爭的重要層面。一項針對大一學年學業的調查顯示，農村和小鎮學生較城市學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用于學習、較少的精力用于游戲和文化消費。因此，個體競爭性資本的匱乏也在參與塑造著“小鎮做題家”。
先賦性經濟資本匱乏帶來高期待與生活壓力。與學業水平一般的學生安于普通的命運和安穩的工作不同，“小鎮做題家”由于高中階段學業水平的領先，因而肩上擔負著更高的經濟期待與生活壓力。在他們眼中，學習意味著要回報家庭、改變命運。進入大學這個“小社會”后，他們已經認識到實現自己所期待的經濟地位不能僅靠學習成績。“小鎮做題家”這一自嘲的產生暗示出他們渴望擺脫僅憑學習獲得“救贖”的路徑依賴，希望能夠全面發展、融入新生活，但又求之難得的無力感。
先賦性社會資本匱乏帶來支持系統動力不足。成長環境、生活經歷的不同給“小鎮做題家”與其他同學的社會交往帶來一定的障礙，不標準的普通話、不熟悉時尚品牌與流行詞匯、不會休閑娛樂都給他們帶來一定的社交障礙。“朋友圈很小”“生活不完整”“不善于溝通”是許多“小鎮做題家”共同的特點。當他們遇到困惑、不適應等問題時，父母相對狹窄的眼界并不能給予他們正向支持。現實窘境在對自己抱有高期待的父母眼中只有不解和無奈，有些“小鎮做題家”甚至由于父母過高的期待而心理負擔更重。他們在現實和內心的雙重煎熬中可能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無法獲得社會支持。
先賦性文化資本匱乏帶來強烈環境沖擊。布迪厄認為，個人所繼承的家庭文化資本(如精神氣質、語言表達、社會交往、言談舉止等)的不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們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效果。由于文化資本需要長時間的累積，甚至需要借助代際的繼承，無法通過短時間內的主觀努力彌合，這在客觀上使“小鎮做題家”產生了“努力無用”的錯誤印象，甚至形成對學習的消極抵觸心理。“小鎮做題家”過去積累的文化資本較少，從“小鎮”步入“名校”后，由于社會環境的差異，將被迫經歷“環境沖擊”的過程。在尚未打開世界大門和社會天窗的高中時期，“小鎮做題家”在老師和父母“分數至上”主義的長期熏染下，逐漸形成“高分”即“高能”的優越感，然而卻在越來越強調“能力至上”而不是“分數至上”的社會文化中、在強調社會實踐與全面發展的大學文化中顯得格格不入。正是大學前后個人境遇的落差、現實與期待的錯位加劇了他們在大學和畢業后的失意和落寞，進而使得他們過去引以為傲的學業成績也受到影響。
“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自2020年5月10日成立至今，小組成員已經超過11萬人，相關話題在微博、知乎以及各大校內論壇等平臺上引發熱烈的討論。從積極層面看，這種自嘲現象是一部分成長經歷相似、現實境遇相近的青年群體在現實壓力之下集體“抱團取暖”的減壓行為。在專屬于“小鎮做題家”群體的網絡社區中，他們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隱形人”，而成為經歷的傾訴者、故事的主人公并且能收獲一大批聽眾。他們通過分享彼此過往經歷獲得共鳴、尋找慰藉、總結經驗，通過相互的關懷和鼓勵在精神上守望相助。與此同時，這類現象投射出“小鎮做題家”對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期待，說明他們具備或潛或隱的促進社會變革發展的驅動力。從消極層面看，這種由現實挫敗感引發的集體自嘲現象很有可能誘發他們的心理自卑感和生活無意義感，進而減少對學校、社會的認同感，在網絡社區集聚的負能量影響下他們可能陷入自暴自棄的境地。同時，這種現象的出現也可能進一步加深青年群體的圈層化傾向，“小鎮做題家”由于在“圈內”獲得認可、找到情感歸屬而拒絕“出圈”，這可能割裂不同青年群體之間的有機聯結，加劇社會階層固化，也會進一步加劇教育收益邊際效應遞減效應，在社會上引發“讀書無用論”的悲觀論調。可以預見，一旦這類現象形成一股社會思潮，聚集一類社會存在力量，不僅不利于青年學生的健康成長，甚至還會對社會穩定存有潛在威脅。因此，“小鎮做題家”群體亟須德育工作者充分關注并開展有效引導。
“小鎮做題家”自嘲現象看似偶發，但并不是青年多元文化生態中的“孤本”。這一文化現象既可以看作“喪文化”的變體，也暗含著高等教育中平等主義與精英主義間的碰撞，需要予以積極應對。對該現象進行一定程度的引導，需要從社會和高校的宏觀層面以及家庭和個體的微觀層面精準施策、協同發力，引導這一群體正確認識、理性應對成長中的困惑，實現健康而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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