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彩禮，前兩年有經濟學家提出來一個“有趣”的說法，說彩禮高不一定是壞事，彩禮上漲是抑制了重男輕女的陋習，也就是變相鼓勵大家生女兒。
而高彩禮帶來的女性經濟地位提高，又進一步改變了女性社會地位。
那么高額彩禮的是非我們該如何判斷？看一組數據。
我國在2021年統計的結婚登記數據只有763.6萬對。這是什么概念？
我國的結婚數量在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大關，而2021年跌破800萬大關，這意味著我們的結婚率正在頭也不回地連年走低。
這個數字，也創下了1986年以來中國結婚率的新低。
結婚率低，緊跟著就是生育率問題，生育率后面則是一連串社會和經濟困境。一個讓人悲觀的循環。
年輕人不愿意結婚有很多原因，包括社會競爭激烈、結婚成本高，以及婚戀觀念的變化等等，但高額的彩禮，是其中一個難以回避的重要現實原因。
去年江西某銀行甚至推出了一個“人性化”的金融服務，叫“彩禮貸”。
貸款娶媳婦，最高可貸30萬元，年利率最低4.9%…...
而其中一個奇葩的現象是，越是經濟落后的地區，彩禮就越高。一些鄉村的新娘，起步價就是30萬，有的高達60萬，甚至有些地方要花100萬才能“買”到老婆。
尤其是多年來因貧困問題屢屢見諸報端的大涼山，其對彩禮的執著，讓人瞠目結舌。
在涼山州布拖縣，當地超過20萬元以上的彩禮，占比就高達79%，而這個小村子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僅僅是1.1萬元。
2019年3月涼山州政府發布報告顯示，當地城鎮彩禮普遍在10~40萬元之間，農村彩禮普遍在5~25萬元之間。
遇再婚、三婚、多婚，彩禮還要比初婚再翻一倍甚至數倍，在涼山州的阿都，最高曾出現過高達100萬元的“天價彩禮”。
如果高額彩禮在中國其他地區僅僅是個別的案例，那么在大涼山，蔚然成風的彩禮問題，早已成為當地人默許的重擔。
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年輕彝民，幾乎誰都逃不出彩禮的婚俗邏輯，與之相應的，還有被長久詬病的“娃娃親”問題，它和彩禮捆綁在一起，壓在那群十幾歲的孩子身上，讓他們早早地入世，并讓他們接下來一生都被債務和習俗“捆縛”于山中。
有人說，涼山很多問題的根源，是貧窮。但貧窮背后實際是另一種力量的支配，那是一系列古老的風俗習慣。
這些習俗與現代化交叉，并被錯誤的消化，它左右著涼山彝民，讓他們步入一段畸形的人生走向。
01
對“大涼山為什么這么貧窮”的話題中，一種頗有影響力的觀點是，彝族人愚昧、封建，甚至抗拒現代化。
曾著作《我的涼山兄弟》的人類學者劉紹華說，這樣的觀點是對涼山人的污名化。
她在涼山做過20個月的田野調查和一年的蹲點，在她與這些自稱“諾蘇”的涼山彝民的接觸中，她發現諾蘇人對現代化的生活絕不是抗拒的，他們甚至渴望融入主流。
對很多諾蘇人來說，外出到城里打工，是他們追求發展的唯一道路，然而這條道路所附加的災難，卻讓那些帶著夢想的年輕人走入歧途。
上世紀90年代，走私到中國的海洛因，有90%來自緬甸，一條從金三角到中國內地的走私路徑，正好穿過坐落于川滇邊界的涼山。
那些從涼山出走，探索世界的年輕人，難以避免地踏入了這條毒品通道。對他們來說，毒品成為一種唾手可得的現代產品，那些海洛因甚至意味著“好日子”的象征。
涼山從1956年才廢除奴隸制，一步跨千年，進入到現代社會。而在1956年之前，當時的鴉片，意味著權貴地位。
那時候，“諾和”，也就是黑彝，作為統治階層，利用鴉片換取武裝與白銀，以此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從而形成森嚴的等級形式。下面的“曲諾”“阿加”“呷西”，依附于統治者。其中的“曲諾”被稱為白彝，聽命于黑彝。
這種在歷史書上出現的從屬關系，放在大涼山，僅僅是一段不足百年的記憶。
這種由血緣形成的權利關系，直到涼山進入到現代社會，依然在發揮著難以想象的作用。
而到了21世紀以后，吸毒的社會地位象征，仍殘留在諾蘇人的意識里，在劉紹華接觸諾蘇年輕人時，她明顯地感覺到諾蘇人對毒品的正面記憶。他們甚至對劉紹華說，吸毒的習慣讓他們維持了健康活力。
與吸毒孿生的問題，就是艾滋病，上世紀90年代，吸食海洛因在涼山地區所引發的艾滋病毒傳播達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
當時中英兩國在涼山聯合開展了一個大規模的艾滋防治計劃，在抽血檢驗的結果中，僅僅三個村落的篩檢結果，其艾滋感染的人數比例就達到了9.6%。
而更荒唐的是，艾滋病問題在當時的涼山，被錯誤地理解為一種擁有補助特權的象征。
實施計劃的過程中，所有登記的艾滋感染者，每個節日都會收到一筆50元的慰問金，而感染者如果參加抽血檢測，還會拿到5~20的現金獎勵。
這些現金補助，讓諾蘇人產生了詭異的聯想，其中一位感染者甚至在詢問項目官員的時候問道：“艾滋病人可不可以有生孩子的優惠？能多生幾個孩子？”
在當時的諾蘇人看來，感染艾滋，成為了能夠獲得補助的權利。
最終，這一艾滋防治計劃以徹底失敗告終。
在涼山州昭覺縣慶恒鄉當獸醫的古次格日，有一個兒子叫小龍。小龍是村里青年的優秀代表，17歲經過層層選拔得到入伍機會，家里還掛著在河北保定服役時寄回的相片，對父親古次格日來說，這是莫大的驕傲。
小龍在退伍后，到河北打工賺了些錢。但悲劇也在這時候發生了，他被鄉里的朋友帶去吸毒，不但花光了錢，還開始到處偷竊。
古次格日找來家支的人，強行讓小龍戒毒，但最終的結果是，父子決裂，小龍離家而去。
激烈的爭執結果，似乎已經預示了小龍的悲劇。
等到小龍再回來時，他的毒癮癥狀已經發展到了即將致死的程度。這個曾經讓父親引以為榮的孩子，最終因為毒品，死在了家里。
在學者劉紹華對諾蘇人的描述中，她提到：“諾蘇青年淳樸、憨厚的笑容，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缺少燦爛陽光。”
然而，這些陽光的青年，卻在毒品以及其衍生的艾滋病面前，漸漸枯萎。
一些彝族的學者認為，毒品和艾滋病，會讓彝族滅亡。
如今，涼山州的毒品問題正在逐漸得到控制，但因毒品而對下一代造成的困境，依然在發揮著它的毒性。
02
茲切出生在一個毒品之家，父母因吸毒早年身亡，自己則患有腎積水。
他是一個典型的吸毒者后代，盡管他沒有觸碰過毒品，但由毒品衍生的災難，卻影響了他短暫的一生。
9歲時，他被送到涼山的婦女兒童發展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細心的照看。五年后，茲切回到爺爺家，經過大約180天，這個14歲的孩子，離開了人世。
很長時間里，涼山州因毒品問題，讓很多像茲切這樣的孩子，經歷了一種荒唐而悲慘的人生軌跡。
在這個孩子身邊，沒有一個人想要加害于他，但命運卻操縱著他身邊無形的推手，將他送離人間。
在他被涼山婦女兒童發展中心收留的五年里，中心為他治病花了四五萬的醫療費，而在他14歲的時候，國家下發孤兒補貼，中心決定把茲切送到他的監護人身邊。
爺爺是茲切關系最近的監護人，這筆錢會打到爺爺的賬戶上，每個月發600元。
讓中心意料之外的是茲切回到家沒多久，姨媽和姨夫就帶著他跑到成都打工，沒過幾日，茲切的病情突然發作。
禍不單行，孤兒補貼并未準時發放，經過一再推延，最后在第6個月才打到爺爺的賬戶上，病情被拖了兩個月。
辦卡的時候，爺爺稀里糊涂改了銀行卡密碼，取錢時他卻忘記了密碼，按錯了幾次之后，銀行卡被鎖住了。
等到一個禮拜后，他取到這筆錢的時候，茲切的病情已經發展為腎衰竭，不治身亡。
茲切死了，爺爺把所有的錢都拿去給孫子辦了喪事。
發展中心負責人打來電話，憤怒地喊道：“我們都把這個孩子當親人，有病怎么不到西昌來找我們？”
西昌是涼山州的州府，也是當地發展程度最高的地方，發展中心收救了近千名和茲切相似的孤兒，而讓他們沒想到的是，茲切回家后，不但補助金沒有發下來，孩子也沒有得到妥善醫治，還被帶出去打工，而最后補助金到賬的時候，這筆錢卻成了喪葬費。
發展中心與爺爺之間的矛盾，在于認知上的巨大鴻溝，沒有一個人想讓孩子死掉，但兩者之間某些常識的割裂，卻最終釀成了悲劇。
這個案例，折射的是大涼山彝民一系列的典型問題：早年毒品的泛濫、孤兒被送出去打工的問題、對現代工具的陌生，以及對厚葬的執著。
所有問題背后的動因，都是認知錯位所致，它們串聯在一起，產生了匪夷所思的結果。
而那些因父母吸毒，而淪落為孤兒的案例，在大涼山絕不僅僅只有茲切一人。
近年來，國家開始對大涼山地區進行重點脫貧攻堅的工作，與之相伴的，還有對當地毒品的重拳出擊。
從2015年開始，涼山公安開始了為期數年的禁毒攻堅行動。2021年，涼山地區受理毒品案件256件486人，與2017年同比下降82.55%、69.88%。
而到了今年，全州戒斷3年未復吸人員5.2萬人、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24起、打處194人。現有吸毒人員降至9284人、全國新發現涼山籍吸毒人員僅23人。
毒品問題是涼山諾蘇人從奴隸制社會迅速跨向現代社會時，因文化的割裂，而走入的一段歧途。
盡管這段悲慘的記憶正在漸漸走入歷史，但毒品所引發的連鎖反應，至今仍未結束。
03
就像大涼山的陳規陋習發酵了毒品的威力一樣，婚姻也在古老觀念的支配下，讓當地的年輕人陷入絕望，那些前往大城市的涼山廠妹們，無一不攜帶著她們難言的悲傷。
“娃娃親”是涼山彝族締結婚姻的一種傳統習俗，即使離開涼山的彝族人去了遙遠的大城市，這一傳統的控制力依然可以對他們遠程擺布。
這些涼山彝族的女孩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家人指婚，兩方的孩子不會馬上生活在一起，但在結婚前的幾年或者十幾年里，兩家早就成了“大事小事都捆綁在一起”的親戚。
比如女方有家人去世，對方會給幾頭牛，還有一些錢。
最后當男方娶妻時，則要給女方一大筆彩禮。這些由鈔票、幾頭牛，還有人情關系交織在一起的負擔，會重重地壓在婚姻契約上，一旦女方提出離婚，將要提供數倍的賠付。
女孩子十三四歲，就到了當地標準的婚配年齡。
快手平臺上有一個彝族女孩說，“如果到了婚齡不結婚，會被全村人指指點點，女方父母也在村里抬不起頭，所以不管女兒愿不愿意，父母都要在她十三四歲的時候把她嫁出去。”
在“極晝工作室”的采訪中，一位叫衣色的涼山姑娘，在11歲的時候，就被指婚給了舅舅家的小表哥，“姑舅表優先婚”也是當地人的傳統習俗，家里的女兒長大后要由姑姑舅舅優先挑選，等姑姑舅舅家不要后才可另選他人。
但衣色并不喜歡這個小表哥，14歲的時候，她百般懇求，最終說服父親解除了婚約。這件事讓她以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意外發生了。
在衣色16歲的時候，大哥開車撞了人，一死一傷，如果不想坐牢，家里必須要拿出40萬。這筆錢，只能靠衣色出嫁表哥才能拿到，家里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她的身上。
按當地習俗，女孩出嫁，男方付出的彩禮通常根據女方的長相和學歷來標價。
村里依照這樣的標準，衣色能拿到的彩禮是15萬，而這筆錢將是家里為大哥脫離牢獄的一筆重要籌資。
衣色跑到家人跟前不停地哭，上一輩的人勸她，說自己也是被指婚的，這樣的安慰讓無望感變本加厲。
衣色很清楚自己怎么哭也沒有用，她只是想哭。
婚后半個月，衣色回到深圳，重新回到手機組裝廠，她在這里已經很多年了，忍受著重復機械的工作，現在，她唯一的奔頭，就是贖回自己。
她和好幾個從涼山出來的姑娘們住在同一個宿舍，結束了工作，她們看偶像劇、刷手機，像城里的年輕人一樣。
但不同的是，她極力渴望結束自己在家鄉的那個婚姻。
那不是她的選擇，而是一筆債務。
這些在深圳打工的諾蘇人，有一個特質，就是會抱團而居，工廠也有意地把她們分到一個宿舍或者車間。這些涼山廠妹多數教育程度不高，普通話說得也不太好，她們習慣于依賴帶工頭，而帶工頭也出自涼山，他知道這些姑娘們需要什么，又擔心什么。
衣色和她的姐妹們對帶工頭有很強的粘附性，她們從沒試過自己找新工作或者換一個帶工頭。
她們茫然地跟隨著帶工頭，雖然身在深圳，整個圈子的文化卻一直在提醒衣色一個事實，她需要一筆至少15萬的“贖身”錢。
在娃娃親和沉重的彩禮面前，涼山姑娘衣色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當地人的收入與天價的彩禮，形成了一種讓人難以想象的瘋狂，而這種瘋狂卻來自于最傳統的封建習俗。
2022年，國家對大涼山地區展開全面的移風易俗工作。在6月17日，在涼山州布拖縣的移風易俗工作動員大會上，縣政府代表對在場的1800多人高聲宣布：“從今天起，布拖所有嫁女兒，所有兒子娶媳婦，人人生而平等，婚姻自由。”
村民們被要求當場簽約并解除“娃娃親”，一些村民會在現場直接將此前的婚約金返還給對方。但還有更多村民的婚約需要村干部上門說服、解除。
在令人振奮的宣講背后，其實更多是極其復雜的調節工作，不是所有女方家庭都能立刻返還巨額的彩禮錢，而湊錢依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縣里幾乎每個成年人都要簽三份有關彩禮、喪事、居住環境移風易俗的承諾書。
每個村的村委會主任和村民小組組長都要用彝語向村民做思想工作，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就多次。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夏天，布拖縣解除了733對娃娃親，但這個數字，跟整個大涼山的娃娃親數量相比，依然是前路漫漫。
尾聲
大涼山廢除奴隸制至今66年，現代化對于當地的諾蘇人來說，是一段短暫的歷史，生于1956年之前的人乃至當時的觀念和常識，像一個錨點一樣，深深地定在他們各種行為準則的碑文上。
2004年以前，一些彝族村落從村里到縣城，人走馬馱，需要三天三夜。后來道路修通后，當時200萬彝族人3700多個集中居住的村落，他們前往涼州首府西昌，依然需要穿過數小時的盤山公路，并翻越好幾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
中國內地繁榮發展的經濟與文化，就是通過這一條條蜿蜒的小路，一點一點地流入諾蘇人的文明圈，但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新事物與大涼山一步跨千年的文明迭代，卻碰撞出荒誕的火花。
毒品成為年輕的諾蘇人回憶往日權貴的象征，并達到超出想象的泛濫。
而那些渴望自由戀愛的年輕人，卻因根深蒂固的包辦婚姻牢牢禁錮于習俗里。在他們貧困拮據的生活背后，卻要負擔巨額的彩禮，但這些都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
他們成了那些頑固風俗的犧牲品。
在深圳打工的衣色，因為在城里待久了，臉上的“高原紅”開始慢慢消失，工作的疲勞，以及對城里人的效仿，讓她的臉開始顯得白皙消瘦。
下班后，她穿著一條滿是破洞的緊身牛仔褲，整個人打扮的與深圳當地人無異，在去吃飯的路上，她轉過頭問那位采訪她的記者，“你看我像不像彝族？”記者搖了搖頭。
她又扭過頭說：“之前經理也說我不像彝族。”
十幾歲的衣色高興得咯咯樂，通過兩個城里人對自己模樣的評價，有那么一瞬間，她好像有了一種徹底的身份遷移。
在大深圳，即便這里有自己一套冷漠的城市規則，但這里沒有不愿嫁的表哥、沒有可能會入獄的大哥，更沒有那些被命定的生活。
那一刻，她好像從涼山“廠妹”的身份中跳脫出來了，成為了一個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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