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國難在破除官本位觀念

　　全面依法治國難在破除官本位觀念

　　智廣俊

　　一件清清楚楚的事，六年坎坷官司路，歷經呼市中院內蒙古高院最高法三級法院7次審理，居然沒有判決結果。我向黨中央書記處寫信反映，書記處轉到國家信訪局，國家信訪局立了案，編號2022040105793，逐級批轉下來，竟然讓市信訪局否決了。該局出具書面答復，不予受理。這是理應由市政府處理的案件，你不向市委政府匯報，豈能越俎代庖作出決定？一件基層小事，牽動市、自治區、中央三級行政、司法、信訪辦案，還沒有一個結果，由此可見，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有多么的難，難在官本位觀念的阻攔。有的公務員、法官、檢察官就像童話故事里的大臣，玩起了皇帝新衣的把戲，這是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希望有關部門將這個案件作為麻雀來解剖，從而總結出行政司法系統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

　　我把事情來龍去脈敘述如下：

　　我知青下鄉起就在山村開始搞作物育種研究，包產到戶后主要以個人業余自費形式繼續進行。我在小麥燕麥大麥三種作物上選育成功經自治區審定命名的5個新品種，獲得了自治區科技進步獎三等獎3項，這是內蒙古歷屆科技進步獎中唯一3項非職務科技成果，同時獲得市級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三等獎各1項，還獲得自治區級其他獎項8項（次）。2016年，烏蘭察布市政府出臺了科技特別貢獻獎，規定個人只要獲得市級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就有參評資格，我參評并通過了專業小組的評審。按照評獎條例，評委會和獎勵委員會只有將各專業小組評審出來的人，進行綜合平衡擇優評選的權力，沒有否決專業小組推薦意見的權力，就像高考招辦沒有權力否決評卷組評出的分數一樣。由于本屆各專業組只評出二人，而獎勵指標也是兩個，所以我是等額當選。可是市科技局局長等人，卻想把獎金扣下自用，他在評委會上說，為了維護特別貢獻獎的權威性，建議本輪空缺。在他的操縱下，我落選了。我向市科技局、市政府申訴無結果，向自治區政府提出行政復議，答復是科技進步獎不屬于行政行為，不予受理。我只好向呼市中院提起了行政訴訟。

　　本案要害在于：市科技局局長以口頭意見取代評獎規則；評委會、獎勵委員會組成人員中具有高級職稱的委員沒有達到規定的比例，不合規，其中兩個評委同時是獲獎人。內蒙古政府法制辦信口雌黃，竟然說科技進步獎不屬于行政行為；自治區政府接到行政復議申請書，過了四十五天才答復我，嚴重超過五天法定審查時限，這都是一加一等于零的錯誤，無可辯駁。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 ：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由此，我將作出行政決定的烏蘭察布市政府和作出復議決定的內蒙古政府一同告上了法院。呼市中院第一次開庭就是以兩個被告來開庭的，判決結果被高院撤銷重審。我對庭長在審理過程中的違法違規行為，向自治區紀檢委進行了舉報。2018年7月23日，高院舉報網站登出中院的公開答復：根據紀檢監察部門的調查，您反映的法院工作人員違法違紀問題屬實，我院將依紀依法做出相應的處理。但處理結果一直不告訴我，實際上很可能欺下瞞上沒有做處理。中院第二次審理，庭長提出了一個觀點，即按照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但以復議結果不符合受理條件為由駁回的除外”，法官將這條規定任意發揮曲解為只能在作出行政決定的單位和作出復議決定的兩個單位中二選一，并稱其為一項法律原則。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因為第一百三十三條并沒有明確規定只能二選一，這條司法解釋本身是為了減少行政訴訟中一些不必要的訴訟事項。不能由此認為，兩個被告都有錯，只能告一個。這條司法解釋與其他多條法律條款產生了法律沖突，例如，司法解釋第一百三十六條 人民法院對原行政行為作出判決的同時，應當對復議決定一并作出相應判決……。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第八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原判決、裁定結果確有錯誤的，應當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的 （四）違背法律、法規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則的；我認為應該按照《監督規則》第八十四條來審理案件才對。

　　我在中院第二次開庭前，應法官要求寫下了個人書面意見，即，我認為兩個被告都有錯，都要告，但法庭一定要我二選一，我尊重法庭的意見，可以選一個被告。開庭時，我同樣表明了上述意見。但庭長卻宣布休庭，隨即下達了裁定書，以我違反了二選一，裁定駁回我的起訴。中院這份裁定書又被高院第二次駁回。中院第三次審理時，庭長繼續提出讓我在兩個被告中二選一（只提了一次），我提出不同意見后，庭長采納了我的意見，宣布開庭，庭審進行了4個多小時。剛開庭時，我要求法庭出示被告方的授權委托書和領導不能出庭情況說明書，庭長說，法庭看了，你就不必看了。我說法官你撒謊，他們大概率沒有，我要求書記員記下來，法官拒絕我看對方出庭文件，否則，庭審結束后我不簽字。果然書記員沒有記下來，我不簽字，庭長只好讓我在庭審記錄上手寫了上去。中院第二次裁定書隱瞞了以上事實，胡說向我充分釋明了應該二選一，我不同意，因而裁定我敗訴。高院第三個組建的法庭，沒有開庭，也沒有與我交換意見，維持了中院的裁定。我向最高法提出再審，在再審申請書中我只提了烏蘭察布市政府一個被告，可最高法行申（2021）468號行政裁定書，卻給我強加了一個內蒙古政府為被告，進而說我違反了二選一選被告，裁定我敗訴。最高法行政庭的法官能這樣陷害我嗎？真是沒了天理！

　　我向最高檢提出抗訴申請，最高檢轉到內蒙古人民檢察院受理。

　　內蒙古檢察院作出了高檢內檢行監（2021）15000000025號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書。該決定書刻意隱瞞了案件關鍵事實，即：法官拒絕我看被告方授權委托書和領導不能出庭情況說明書；隱瞞了已開庭審理了4個多小時的事實，胡說我拒絕二選一；對最高法給我強加了一個被告，進而說我違反了二選一的事，只字不提。更為嚴重的是，檢察官自己杜撰法律依據斷案。25號決定書里寫到：“關于申請人稱其在上訴狀及再審申請中對二被告作出了‘二選一’，法院應當按照其選擇進行審理的主張。法院針對同一案件的一審、二審、再審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一般來講，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應當在一審時提出，二審不得增加、變更訴訟請求，這種理論的依據主要是對兩審終審制以及當事人審級利益的維護。”這種判案依據是檢察官自己杜撰的，不是法律所規定的。 況且，中院當初就以兩個被告立案的，我也沒有主動要求更改過呀。

　　五年里，除中院第一次判決被高院駁回，其余三級法院下了6次裁定書。 裁定本是法院系統內部下級向上級請示的一種程序，二審下了裁定書，案件自動回到一審狀態。此案，從法理上講又回到一審狀態，但我已經把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最高法、高院和內蒙古人民檢察院對我十幾次的再審申請和信訪件都不作回應了。無奈之下，我向黨中央書記處等單位寫信反映，書記處將上訪信轉到國家信訪局，國家信訪局于2022年4月1日立案，逐級批轉到烏蘭察布市科技局。4月15日，我收到科技局的答復，該答復對事實本身不作一句辯解，卻聲稱要執行中院作出的三次判決、裁定。中院判決、裁決已被高院二次撤銷，最后一次，高院直接審理，意味著中院第二次裁定書已經失效，這個答復真夠奇葩荒唐。我向市信訪局提交了請市政府復查申請書。

　　4月25日，我拿到市信訪局答復意見，信訪局給出了書面不予受理的答復。理由是通過司法處理的案件，即使沒有結果，司法程序已經走完，也不能在進入信訪程序，即使由國家信訪局立了案，照樣不受理，可是《信訪條例》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呀。

　　本案起因和辦不下去的根源，就是市科技局前后兩任局長官僚腐敗，中院高院和內蒙古政府法制辦都明白是科技局錯了，但因為告的是自治區和市兩級政府，他們官官相衛，投鼠忌器，不敢判決。高院中院自治區法制辦曾與市科技局溝通過，中院法庭上還專門進行過調解，但現任局長，就不接受，他也不提具體反對意見，刻意回避事情真相，根本不與我對質爭辯。科技局委托出庭人員還是調離本單位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他在法庭上基本不說話，也不提交辯護詞，局長本意就是讓上級領導去背鍋，他在一旁看笑話。這是一種另類腐敗行為。

　　官僚腐敗行為不破除，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這與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的方針背道而馳。我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對此事進行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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