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百姓迫于生計偷竊食物甚至財物的事件并不少見，此事能上新聞并不是因為張大哥偷外賣，而是因為張大哥“多次盜竊”，本已達到量刑標準，但檢察院卻沒有逮捕他，反而還給了他1000元的司法救助金——這樣“寬大處理”的司法很少見，所以才引起輿論關注，被稱頌為“良法善治”。
然而，盜竊食物或財物的窮人，被罰款或被逮捕的才是多數。所以我們并不打算滿足于個別司法案例中的“溫情”，而希望借此事談談底層偷竊和犯罪所反映的社會問題。
一、被生活逼上絕路的底層
底層窮人偷竊犯罪是普遍現象。張大哥的遭遇很容易讓人想起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期間老祖母為了挨餓的孫子偷面包的故事。在資本主義的這場經濟危機中，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大量過剩的商品因沒有銷路而被銷毀，大批的民眾忍饑挨餓。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從1929年的3.2%飆升到1933年的近25%，1934年要求公共救濟的人數達1700萬人。偷面包的老婦人不過是眾多因失去生活來源和保障而偷竊或犯罪的無產者的典型。
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改制導致的下崗潮，同樣滋生了偷竊和犯罪。在這場改革中，約30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超過1/5的中國家庭受直接影響，城鎮失業率長期維持在8%~10%。
隱藏在統計數字背后的下崗職工命運悲歡，反映在以東北國企改制為背景的電影《鋼的琴》中。電影主角陳桂林是國企下崗潮中的一員，下崗后組建了一支婚喪樂隊勉強維持溫飽。哪想妻子小菊跟一個靠賣假藥發財的老板跑了，于是兩人開始爭奪女兒的撫養權。
為了把女兒留在身邊，陳桂林需要給女兒買一臺鋼琴，這對于他來講無疑是天上摘星星。他想方設法四處籌款，但周邊朋友無一不在下崗失業的貧困邊緣掙扎。四處受挫后，他鋌而走險，召集原鋼廠的好哥們去學校偷琴，結果被抓。
電影情節頗具戲劇性，但反映的卻是作為中國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重要環節的國企改制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基于統計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下崗潮泛濫的地區犯罪率也節節攀升。
二、相似的命運，共同的社會根源
地方檢察院沒有逮捕張大哥，這樣的處理獲得了輿論的支持。對比之下，前些年走紅網絡的竊·格瓦拉（周立齊），多次偷竊電瓶，多次入獄，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引起了無數網友的共鳴，但沒有人覺得不應該拘留他。
但實際上，張大哥失去生活來源被迫偷外賣充饑，竊·格瓦拉有著健全勞動力卻寧愿偷電瓶也不愿打工，兩者都反映了無產者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的困境。
資本主義社會下，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才能獲得生活來源，而工資收入僅僅足夠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一年下來積蓄微薄。所以失業后張大哥甚至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
張大哥失業是因為工傷，之后傷病恢復或許能夠重新找到一份工地的活。但是對于整個無產階級來說，總是會有一部分人處于失業狀態，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后備軍。不理解或者不愿理解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者稱之為自然失業（率），他們既無法解釋清楚自然失業，又認為這是無法消除的。
但馬克思指出，產業后備軍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因為資本經常需要快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這就需要有現存的大批的人可以突然被投入到這個部門去，又不致影響既有的生產。這就需要維持一個龐大的產業后備軍。即便資產階級主觀上不一定會自覺地這么認為，但資本積累的客觀結果就是如此。
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對于資產階級來說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給就業工人造成壓力，使得他們不得不忍受更長的工作時間、更大的勞動強度、更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大家熟悉的程序員為例，一方面是996的超長加班，另一方面卻是超過35歲即被辭退的年齡天花板，前段時間甚至有業務能力強、項目經驗豐富的程序員給總理寫信求助，因為45歲的他在求職過程中幾乎處處碰壁。對于高學歷的程序員情況如此，對于工廠工人來說，這個規律可以濃縮為拉長的一句口頭禪：“愛干干，不干滾蛋，有的是人！”
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造就了失業，失業滋生了偷竊犯罪；失業人口的存在使得就業人口中同時出現內卷/過勞死和躺平/三和大神兩種看似矛盾的狀態；雇傭勞動的痛苦甚至使得部分勞動人口退出勞動大軍，以偷竊為生甚至犯罪。
三、不求憐憫，準備斗爭
張大哥的故事發生在“全民脫貧”之后，是對小康社會的巨大諷刺。不予逮捕和1000元的司法援助，已經是統治者能夠給的最大恩惠。實際上，新聞對張大哥受了工傷卻沒有得到補償只字不提，這樣的報道很難不讓人懷疑其動機：到底是為了解決困苦百姓的問題，還是為了歌功頌德？要知道，釋放一位樸實善良的農民工并付出1000元，沒有危害且成本極低，以此進行宣傳又能夠給很多群眾帶來心理上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簡直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顯然，工人要爭取權利，不能對統治階級的憐憫抱多大希望。
說起工人的權利，八小時工作制和福利國家制度經常被提及，但這完全不是因為資產階級大發慈悲，而是階級斗爭的結果。
八小時工作制的爭取是美國無產階級偉大斗爭的成果。19世紀末，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美國的無產階級已經作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當時，美國工人每天要勞動14至16個小時，有的甚至長達18個小時，但工資卻很低。為了爭取十小時工作制、八小時工作制，美國工人很早就組織起來進行抗爭。
1877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罷工開始，工人階級走向街頭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勞動與生活條件，要求縮短工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工人強大的壓力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但資本家根本不予理睬，情況沒有改變。
1886年5月1日，美國2萬多個企業的35萬工人停工上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僅芝加哥一個城市，就有4.5萬名工人涌上街頭。罷工顯示了無產階級強大的力量，美國主要的工業部門處于癱瘓狀態。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組織召開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
二戰后的福利制度，也是美國工人通過工會運動爭取來的。19世紀后半葉，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美國歷史上爆發了非常尖銳的勞資沖突，工會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20世紀初，美國工人運動取得一定的成果，工資得到增加，工時被縮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1929年經濟大危機期間，美國工人運動陷入低潮。
20世紀30年代，受到國際國內有利影響，美國工人運動進入復蘇時期，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里程碑式的《全國勞工關系法》，此后產業工會運動的興起。到1945年，美國工會會員人數高達1480萬，比“新政”實施的1933年高出5倍之多。二戰期間，美國共產黨得到一定程度發展，其人數從1929年的1萬人增加到1939年的約10萬人，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發揮了較大的影響。
二戰后兩年時間里，美國工會和美國共產黨抓住時機，組織產業工人發起大規模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取消工廠中不合理的規定。規模之大讓統治階級感到恐懼，在下決心鎮壓工會運動和鏟除共產黨人的同時，也對工人階級做出了讓步，這是戰后福利制度得以建立的核心原因。
四、小結
即便心中不愿，但可以明白地說，只要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繼續存在一天，生活陷入窘境的無產者偷盜犯罪的事情就不會消失。工人反抗雇傭勞動制的斗爭也不會停息。
參考資料：
1.梁甄橋,2018,《國有企業下崗潮與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世界經濟文匯》2018年第1期,第23-43頁。
2.王赫,2015年,《美國集體談判制度的確立（1933-1947）》。
3.郭瑞芝,2015年,《冷戰期間的美國工人運動研究（194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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