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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到山東高法的一條推文，《不能僅以出軌為理由，請求離婚》，文章出后鬧得沸沸揚揚，被廣大網友所指摘。
文章最惹人非議的是它通篇在強調不能以“出軌”作為感情破裂和離婚的證據，因為出軌不等于同居（判定同居有時間長度要求），不能證明配偶婚外同居就不能依此來申請離婚。
筆者讀到這兒真的是感覺離譜，莫不是法官們穿越回了解放前？還可以這樣強行阻止人離婚？
筆者強忍住惡心，再往下讀，“我國最新法律趨勢是防止輕率離婚”，原來這句話才是關鍵，筆者恍然大悟——肉食者眼看著離婚率年年攀高，生育率低迷不振，忍不住要干預了。然而在這司法解釋里，筆者看到的是上位者粗暴的強迫意志，無理的胡攪蠻纏，難道法官們真的想靠這種手段來壓低離婚率么？顯然不現實。
但是沒有關系，除了歪曲司法解釋這個手段之外，他們還可以更改法律，這比前者更隱蔽和高明一些。
關注過《民法典》的朋友都知道，國家對于《婚姻法》有了比較大的修訂，其中一條就是設定了離婚冷靜期。
國家為什么對離婚問題這么重視了？這不得不提到我們的離結婚比率。根據調查統計，從2020到今年，季度平均離婚人數與結婚人數的比率高達40%左右，其中吉林高達70%，而首都北京則是57%，不僅是中國，美歐日韓也都在百分之四五十左右。
眼瞅著我們的離婚率也和資本主義國家接軌，就不得不在政策上借鑒一下了。比如剛設立的離婚冷靜期。離婚冷靜期在很多國家早已有之，不過普遍大于一個月，在韓國有3個月，在英國更是高達9個月。
得益于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不僅沒有冷靜期（《民法典》頒布前），在離婚上也十分自由，還是主要國家中少有的“雙軌離婚”國家，也就是說支持訴訟或者協商離婚，離婚手續非常簡單。（但是照著這個形勢下去，中國的雙軌還能撐多久呢？）而其他很多國家，只有訴訟離婚可選，而且手續繁雜（反正就是想方設法地給你降低離婚率）。
為什么各個國家要拼命降低離婚率呢？眾所周知，家庭是一個社會中最基本的經濟構成單位。離婚意味著家庭的崩壞和社會關系的劇烈變更，意味著勞動力再生產的不穩定，這對于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來說不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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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專偶制家庭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鞏固于封建社會主義時期。根據《家庭私有制與國家起源》，這種專偶家庭解決了私有制下財產繼承，子女撫養這兩個問題，在當時來看，順應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一方面專偶家庭確保了私有財產的一定是由家族長男承襲，確保了財產的穩定繼承，鞏固了私有制度與生產關系。另一方面，相對于群婚和對偶制那種不穩定家庭，穩定的專偶制也保證了在氏族解體后能夠為后代們提供穩定的物質情感支持，完成社會勞動力的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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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這兩種經濟功能在今天還在發揮著作用。只不過，在今天的大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家庭已經不能再保持自身穩固的狀態，并且暴露出私有制的許多問題。
首先是財產繼承造成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里，繼承者不僅繼承了家庭的財產，同樣意味著繼承了家庭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繼承了長輩的經濟社會關系。這樣的后果就是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只要想一想王思聰少爺和一般打工人孩子的境遇差別，就不難理解了。《資本論》中也描述過——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不僅是勞動力，也是生產關系。
因此，在社會主義的設想里，應當采取公有制，也應當對財產繼承征以重稅，如今這也被很多資本主義國家采納。但是，征收份額遠遠達不到抑制貧富分化程度（資產階級的國家也不會真的調轉矛頭來對付資產階級），富豪們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合法規避稅務。比如馬云和比爾蓋茨的慈善基金，就是慣用的套路之一。
其次是子女的撫養問題，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成為家庭的重負。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個成年勞動力屬于資本，但是資本卻絕不為勞動力的成年負責。承擔義務，為此花費成本的是父母長輩，而且這個成本遠遠比封建社會的成本要高得多。不僅如此，為一個家庭所付出的內部勞動，往往不會被認為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家務事”沒有社會報酬與回饋，這給家庭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帶來了很大的困擾，也間接造成了大量的家庭矛盾糾紛。
究其根源，是資本只承認和回饋為自己創造增殖的勞動，其他的勞動，則一概不理，因此造成了大量的勞動力剩余，也造成了大量的重復、無意義的勞動。而家庭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然很難成為被資本認可的“社會勞動”。
正因為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太高（生養孩子），所以，“不愛結婚，不想生育，離婚率高”，已經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三位一體的麻煩。像日本和北歐一些國家，甚至出臺一系列法律來保障家庭主婦地位，想要從家庭男女的平等關系入手，減輕婦女壓力，從而希望降低離婚率，促進青年結婚意愿（為此日本還把可結婚年齡定在16歲）。然而這種改良的措施，并沒有起多大作用。對于大部分個人來說，“結不起、生不起、養不起”，依然是大問題，“恐婚恐育”不可能通過發一點生育和家務補貼或者重新分配家庭內部的財產權力關系來解決。
最后，隨著封建生產關系的崩潰，封建族權與道德觀念下解放出來的人自覺尋求婚戀自由，勢必會造成離婚率上升。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是人的進一步解放，但是，這種解放非常有限。只有少部分的資產階級，才有所謂的“自由戀愛”。拋去政治、經濟聯姻，他們最有經濟條件來根據人的性格志趣來挑選“靈魂伴侶”，在離婚時，雄厚的財力也能比打工人更好地解決孩子的撫養問題（唯一困擾他們的是財產的分割）。
對于普通家庭來說，在婚戀中門當戶對，依然是最穩妥的選擇。甚至說奉行市場經濟邏輯，在“婚戀市場”中待價而沽，也不并不少見。畢竟在階級社會里，通過婚姻來改變階級地位是最輕松的事情。拜金主義這種東西，是和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因此馬恩才說“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是與當代文明時代相適應的”。馬恩絕對不是要譴責打工人們道德墮落或者拜金，而是想說明一個他們曾說過無數次的道理“一切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的方法都是依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綜上所述，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里，離婚率高是一個必然的問題。而資本主義一面強調個人主義，收割打工人的韭菜，一方面又拼命灌輸家庭本位，維持社會家庭秩序的穩定，這本身就是左右互搏，不可能行得通。
就在去年，中國生育率已經直逼日本，而今天，離婚率也直逼歐美。難道我們真的要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面接軌了么？
筆者認為，這種離婚率高、生育率低下的現象只能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現象”，但絕不是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公平的人類社會的合理現象。
為今之計，只有消滅私有制，讓家庭勞動回歸社會勞動，人們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婚戀，才能產生出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婚戀制度及家庭道德觀念，才能讓離婚率不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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