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條新聞，安徽子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強制員工加班，遲到一次扣一千，在員工時離職竟然拒絕支付加班費。幾個年輕的員工沒有辦法，找到勞動仲裁局，仲裁機構因其沒有保留相關證據表示無能為力。在迫不得已下，他們只好找到記者求助。而當記者到達公司要采訪許總時，他直接讓記者“滾開”，給大家上演了什么叫“霸道總裁”。事件曝光后，徐總出面道歉并說要法治，不要進行輿論誤導。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對于幾位年輕人的遭遇，筆者深表憤慨和同情。其實打工人類似的遭遇并不少見，無視法律規定的企業也很多，以至于大家在評論區表示習以為常。然而正是這種習以為常讓筆者更加擔憂。
就拿筆者自身經歷來說，我的親人就在山東一個小鎮的大型化工廠上班，工廠的規模有幾千人。員工們每天工作時長高達12個小時，每十天輪班時更要干滿18小時，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工資卻只有4000元不到，且沒有五險一金。
像這樣的小鎮工廠，一方面享受著村鎮地區便宜的地租，一方面靠吸食農村剩余勞動力們的血汗而勃勃生機，而這種工廠在山東并不是少數。在溫州、深圳、東莞這樣勞動力密集型工廠密布的地區，這種不按勞動法辦事的企業更是數不清楚。在這種企業里面的打工人的數量何止百萬計？而他們從事的工作，不僅消磨人體機能，更伴隨著勞動保護措施不到位而帶來的生命威脅，現代工廠制度下原子化的人際關系造就的冷漠環境，更是讓人飽受精神上的痛苦。
不僅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產業，外賣小哥、快遞員，和996的腦力無產者們一定也有同樣的感受。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境況會是這樣？
是《勞動法》實施不到位么？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行的《勞動法》是在1995年制定通過的。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到1995年有《勞動法》呢？
實際上，在前三十年的全民所有制時代，在法理上我們并不需要一部法律來保護勞動者。因為那時候的工人不僅是憲法規定的勞動生產資料占有者，也是實際上的生產經營管理者。只有弱小者才會要法律來保護，主人翁哪里需要法律保護？主人翁真正需要的是確保民主管理高效協調的規章制度，是工人自組織的規章。
比如我們在70年代的工廠中短暫實行的“鞍鋼憲法”，這套章程規定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方式，兩參即干部參與勞動，工人參與管理，一改是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是指在技術改革中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并且成立職工代表大會來監督執行。這是切切實實保護了工人的權益，確保了工人的地位。
而90年代《勞動法》的制定，實際上是宣告了了70年代的落幕和工人主體地位的喪失——新的經濟基礎，會要求新的上層建筑。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今天的一切好像都顛倒了過來。工人低聲下氣，老板趾高氣揚，甚至zf也成了企業家們的“店小二”。以至于這部新時代的《勞動法》在許多的企業里也沒法真正落實。
工人地位的下降，反映在輿論場上，是我們失掉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信。比如一位知名教授——眉山劍客陳某，在一期視頻中提醒國人要警惕拜登打“馬恩牌”。此金句一出，引得大家啼笑皆非。一時之間成為網絡熱梗。
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要警惕國外資本主義國家打馬恩牌？什么時候我們在工人權益的輿論場上落了下風？這豈不是說我們的意識形態武器，被人空手套白狼拿了去，自己自廢武功。
馬恩主義在陳教授這里成為一種“牌”，可以由任何人打來打去，是不是說在某些人眼里，馬恩只是個輿論工具和擋箭牌而已？
再比如最近比較火的關于特斯拉普工待遇的討論——“員工起底工資5300、有五險一金、住房補貼”，評論區大多數也都是清一色的羨慕，也有網友不忘“陰陽怪氣”地諷刺一句“警惕外國資本家對中華民族勤儉節約品德的腐蝕” 。
特斯拉待遇確實好，外企待遇確實好，早在中國加入世博與世界“接軌開始”，外企入職潮就斷斷續續未停過。但是，我們要看到外企待遇好的原因是私有制下對的技術的壟斷，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在全球的金融霸權，這種壟斷和霸權讓他們能夠通過剝削周圍國家來維持自己員工的高福利，也就是說這種高待遇必然以其他國家的工人待遇低下為代價。
筆者強調這一點并不是為國內企業辯護，而是想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工人地位最大的區別不應該是在分配的多與少上，分配的多與少當然能體現工人的境況的好壞。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工人是否能參與到分配的決策中，到底是公共積累多一些，還是自己的福利待遇高一些？這應該通過勞動者們的集體的、科學的決策來規定，這才是社會主義工人應該有的權力和地位。歸根到底，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決定了分配權。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不應該只是一個被動的等待分配的角色，而是能參與到決策中，能夠決定自己創造的勞動果實應該如何分配，這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
在前三十年的單一公有制時期，工人工資比西方國家低很多，但是我們工人高福利的支撐使工人的基本生活和尊嚴體面沒有后顧之憂。即使十幾二十年沒有漲過基本工資，但是工人們仍然干勁兒足，勒緊褲腰帶，在三十年的時間里，把一點工業基礎都沒有的一窮二白的新中國變成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
我們的工人們之所以能夠勒緊褲腰帶，是因為這種公共積累是工人們自覺的選擇，這種積累歸根到底是人民的財富，和資本主義下的強制的積累（或者說剝削）根本不同，前者的財富造福人民，后者則揣進少數人的腰包。
可是我們的工人今天還有這樣的干勁兒和覺悟么？為什么我們的年輕人總在拿“躺平”“佛系”來調侃生活呢？是國民的素質變差了么？我想不是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已經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歷史條件變了，人的覺悟也就變了。
最后，筆者希望，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思考社會主義國家中wcjj的地位問題，找到自己在社會與歷史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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