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烏鴉校尉”在B站上發布的一則視頻引起了筆者很多朋友的關注和討論。
一位朋友半開玩笑地說，“烏鴉校尉是不是聽到什么風聲了？”筆者啞然，大致明白這話的意思。有些人在議論下個月第三份“總結”的事，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如果是這樣，筆者只能說，“你想多了……”
“烏鴉校尉”的這則為80年代被當作“大毒草”批判的電影《決裂》正名的影評視頻，內容很好；如果說真有什么現實寓意的話，最有可能指向的，恐怕也是當前風風火火的“教改”。
半年以來，新“教改”的文件接連出臺，“雙減”政策一步步落地成型：今年4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的通知》；5月，《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出臺；6月，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宣布成立，嚴厲打擊校外課業培訓，教育資本巨頭遭遇連環重創，股價暴跌；7月，“雙減”意見正式落地實施……
10月17日，“上海、深圳、成都等12地被設立為教育部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的新聞再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正式文件還沒出來，網絡上卻先引出了一則謠傳，主要意思就是“縮短學制”，“小學四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三分之一以上大學改為藍領大學……為工業4.0打基礎”。各地教育局很快就出來辟謠：
其實作為“過來人”的城鎮地區的家長都知道，舊的考試制度就是在摧殘學生。但“縮短學制”的謠言并未引發多少家長的贊同，反而引起了恐慌。“縮短學制”的說法與毛主席1968年的“七二一指示”中的說法相近，但毛主席的原話是“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與謠傳主要指向的“低齡職業教育”、“讓打工人早點工作”的意思并不相同。
對于“雙減”的用意，主流的解釋大致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降低居民家庭教育開支、減少學童課業負擔，如果“雙減”真的能有效實施，這兩方面的作用的確能達到——在貧富差距巨大、普通百姓家庭債務不斷攀升、“六億人月入不足千元”的背景下，“雙減”對于緩解底層民眾生存壓力，激發育齡人口生育意愿或許是有很大作用的；另一方面則是與謠傳的方向相似，按照某些“大棋派”的說法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考試制度”，培養“對社會有用之人”，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藍領”，振興實體經濟，為工業4.0打基礎……
應該說，“雙減”至少在形式上跟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但我們也不得不注意到，二者的時代背景和內容本質已經有了巨大差異，甚至是“天壤之別”，所導向的結果恐怕也會截然不同。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
而想要厘清二者的差異，還是得從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以及電影《決裂》說起。（注：本段內容在筆者舊文《毛主席的教育革命：兼顧公平與“素質”》中大致講過，為了說清楚問題，這里重新講一遍，看過的朋友可以直接跳過去看下一段）
晚清“科舉制”廢除以后，現代高考制度逐漸登上中國歷史舞臺，但解放前主要實行的是高校自主招生考試，教育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以及民國時期嚴重的腐敗，使得“上大學”成了地主及資產階級階層的富家子弟的特權。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新中國開始施行更加體現公平性的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制度。但是，和1977以來的這四十多年反復議論的問題一樣，“一考定終身”的模式很快露出很大弊端。
1953年，北京一位參加高考的考生8門成績只考了178分，而該生平時成績還可以，這個問題在當時引發了大討論：高考的成績并不能體現考生平時的成績，更與個人能力沒多少關涉，反而導致中小學生的考學負擔過重。此后，還出現考生高考成績不理想，想要跳樓自殺的問題。四川一位家長在考前對學生說，“考取大學，你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你就拿著棍子和破鍋討飯去！”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教育“減負”文件。但是，在所謂的“現代考試制度”之下，學生的負擔根本減不下去。當時調查顯示，城市學校比農村學校負擔重，高年級比低年級負擔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超出5-10小時，多的甚至超出24小時。
究其原因，農業人口占據了90%以上的新中國，很多農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過高考進入城市；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過高考進一步實現階層躍升。
毛澤東時代并不是后來所指責的“平均主義”，依然存在三大差別，依然存在“八級工資制”。新社會脫胎于舊社會，“舊的習慣和法權”還在，共產黨人一開始也只能遷就現實，但必須以縮小差別為目標，絕不能反過頭來去拉大差別。然而，一味遷就的結果卻是遷就出一個“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等級制”來，“就不對了”（毛主席1974年語）。
因為客觀存在的、短期內還無法徹底消除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知識分子不愿意到農村去、不愿意與工農結合，農村出來的學子也不愿回到農村，其結果就會造成農村教育資源、人才資源與城市進一步拉大，這與社會主義的公平目標是嚴重背離的，舊的“法權”不斷侵蝕著我們的黨和新生人民政權。
一方面，舊的教育制度、考試制度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反過來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并威脅著政權性質，這在毛主席、周總理那一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中，是有共識的。
另一方面，對于現存的考試制度能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質疑的：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
“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見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1966年4月，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很多人對考試制度提出了質疑，毛主席講道：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范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這些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轉了高等教育部黨委《關于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文件；隨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給毛主席公開寫了一封信，指出現存的升學制度的問題：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鉆書堆，不問政治……、“成名”、“成家”、“個人奮斗”、“走白專道路”；使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
在匯集了種種意見之后，教育部宣布：從1966年起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然而，由于接下來群眾運動形勢的影響，教育部推遲招生工作的決定維持的不是半年，而是成了三年；隨著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退潮，恢復招生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運動之后）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臺，實踐證明，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比來源于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技術人員要強。
由此，調查報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調查報告刊出前，毛主席還為這篇報告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明：
“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
這段話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讀、業余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開始以“群眾推薦、組織批準和學校復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與之同時，從1968年底開始，就有大批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去，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村地區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基礎，大大充實了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
當時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
斷絕了階層上升的渠道，并不是為了固化階層；恰恰相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城市工廠實行“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農村興辦“社隊企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把農村建得跟城市一樣好”——這樣的做法，大大加快了三大差別的縮小，離真正的社會主義公平目標越來越近。
1975年的電影《決裂》其實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這場“教育革命”浪潮的藝術化闡釋。
電影《決裂》里講，南方農村沒有養馬，照本宣科的講“馬尾巴的功能”是脫離實際，工農兵大學生真正需要學習的是那些能夠滿足生產實踐需要的知識和技能……
這樣的思想被80年代的知識精英反復嘲笑，被用以指責毛澤東時代不注重基礎教育，教育水平低下……事實上，無論從教師隊伍數量、中小學學校數量，還是在校中小學學生數量等關鍵數據上研判，絲毫得不出“毛澤東時代不重視教育、不重視科技”的結論，反毛精英只好反復搬出關于“臭老九”的謠言、嘲弄電影《決裂》。
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后，專業院校逐步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行其道，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
不可否認，那個年代的教育主要強調的是偏技術、而非偏基礎科學，強調的是實用性和可應用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國物理學會的雜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到中國參觀觀感的報道，報道明確指出：“最近美國到中國的參觀者發現中國集中于應用物理而不是基礎研究，同時嘗試使高等教育系統更加民主。”
報道對于當時中國在物理學方面的進步給出了高度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應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是最近7個美國物理學家參觀中國并且跟我們討論他們的觀察以后得出的結論。他們看到了集成電路生產，受控核聚變實驗，超導重力儀，望遠鏡……各種各樣的科學儀器——全部產自中國。”
美國科學家發現：“學生不是在大學接受訓練。當學生被錄取，他們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學習。到目前這些學生是在他們的第三年（已經開始科研和生產實踐）。學生不再從高中錄取，而是必須在公社、工廠或者軍隊里工作至少兩至三年。他們是從同齡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識和健康的身體挑選出來的，但最終決定權在大學。”“學生們非常關心他們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和中國整體的進步。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學習當作是他們可以為社會做貢獻的方法。”“中國正在使科學訓練，比之通常情況，比如美國，更加專業化……中國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快速的訓練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
另外，參觀的美國科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全社會范圍的試圖使高等教育系統更加民主化的嘗試。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經沒有考試了，而是代之以類似考試的課后作業”，“學生們現在有機會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學體系那樣。”
即便不采信美國科學家的觀察，那些對于毛澤東時代耽誤了教育、耽誤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指責，也根本無法解釋毛澤東時代快速工業化的歷史事實。沒有強大的科研實力和人才培養通道，毛澤東時代又怎么讓新中國從解放初落后的農業國，躋身到世界六大工業強國的？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在培養出真正的社會主義人才的同時，又促進了教育的均等化和社會的平等化，與之同時卻阻斷了掌握更多資源的精英將階層優勢進行代際傳播，因而才遭遇了大量的誤解和詆毀。
“雙減”所引發的家長焦慮
上面說到，毛澤東時代后期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大量的青年人才涌入廣大農村和工廠，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極大進步，與之同知也在一步步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腦差別。
目前的“雙減”以及新教改的方向在某些形式上應該說與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有著一定的相似性。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道理大家都懂，這也是明明可以節約家庭教育開支的“雙減”反而引起很多家長“焦慮”的根本原因。
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毛澤東時代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工農階層是社會的主人，社會相對平等；免費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社會福利解決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
這些前提在今天早已不復存在了。且不說階層固化之后老板與雇員之間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白領”與“藍領”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別和階層歧視的；城市化過程中城鄉差距事實上在進一步拉大，農業資本的擴張使得作為職業的農民逐步淪落到農業無產者的地位。
人們通常的印象是職業學校培養的是“藍領”，而高等學府培養的是“白領”。而勞動者之間本來應該是平等的，無論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藍領還是白領，所以，職業學校的存在從面向社會需求和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角度來講是必要的。
從社會工作崗位的實際需求來講，我們的確不需要那么多的本科生、碩士生甚至是博士、博士后。前幾天，“985名校研究生開摩的”的新聞又引發了熱議，還有此前的北大、清華以及海歸博士到深圳當小學教師的新聞，這的確是對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
然而，資本對人的異化不僅造成了階級壓迫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在無產階級內部同樣造成了階層的分化，從而造成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藍領與白領之間的實質不平等，并且借著這樣的不平等塑造出一整套“奮斗成功學”的價值觀和“鄙視鏈”，將無產階級分化成各自對立的群里。在考試機器的篩選機制下，成績好的就進正規大學、上升為所謂的白領階層，成績差的就進職校、下降為藍領階層，即廉價勞工。
盡管在階層固化的背景下，“教育改變命運”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但從統計學意義上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收入狀況普遍高于只接受過義務教育以及接受過“職業教育”的群體。名校畢業生就算當“保姆”工資也遠遠高于普通的“保姆”，深圳的中小學教師工資比二三四線城市教師工資也要高出很多。
從社會心理上講，那些好不容通過“高考”跳出農門成為城市白領的“新市民”，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子女成為“藍領工人”的階層下落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按照現在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以及勞動者內部不平等的巨大程度，“藍領工人”能夠負擔得起不斷高漲的城市房價以及不斷上升的衣食住行成本嗎？
而另一個現實的問題上，目前的“職業教育”資本化程度比較高，管理松散、師資力量薄弱，送進去的孩子非但學不到真本領，反而“慣”出很多不良習氣；很多職業學校更是直接墮落成了“學生工販子”，把大批的職業學校學生送到血汗工廠當廉價勞動力；某些地方更是已經允許企業直接開辦職業學校，招收勞動力后備軍……
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減”對于廣大家長來說就成了給子女的命運“開盲盒”：小學及初中階段不許公布學生分數及排名，然后在“中考”之后，突然有一半的學生要被分流到“職業學校”……家長們能不焦慮嗎？
為了應對“雙減”，種種奇葩的現象就出來了：頂級富人們打著聘請“高端保姆”或“家政工”的名義，以天價年薪招收“住家家教”、一對一輔導；一些中產精英配合培訓老師打起了“游擊戰”，悄悄安排課業培訓；而另一些中產精英為了防止不公平競爭，則扮演起了“朝陽大媽”的角色，掀起了“舉報潮”……
前幾天在上海建平中學西校還發生了一件“新聞”，開學后學校進行了一次“月考”，這遭到了部分家長的舉報：要求學校取消“月考”和“分班”，要求學校嚴格執行國家“雙減”政策。此舉也引發了該校另一批家長的強烈反對。
筆者認為，對電影《決裂》以及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有所借鑒的“雙減”及“新教改”的初衷及大方向都是正確的；筆者同樣是所謂的“新市民”，同樣是兩個小孩的家長，筆者對這項政策舉雙手贊成。
但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從來都是社會不平等的結果，教育“內卷”從來都是社會“內卷”的結果。不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占有所導致的貧富不均和社會“內卷”，恐怕無法單純地消除教育領域的“內卷”，富人的子弟除了可以請住家家教，還可以選擇讀私立的貴族學校，甚至可以把小孩送出國，照樣贏在起跑線上。“中產”要想子女“搶跑”就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價，其所帶來的金字塔式的分化亦將更加明顯，被抹平的頂多是下層“中產”以及整個下層；在貧富差別依然存在的情況下，職業教育的普及頂多讓下層子弟不再有階層上升的“奢望”，鑄造“信息繭房”，對于該變“階層固化”的現狀，不會有太大幫助。
這一切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不簡單是讓家長“轉變觀念”的問題。
“決裂”整個電影的名字取的很好。《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同“傳統的觀念”“決裂”的根本，在于“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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