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下，我們對勞工、女性權利和養老的幾個憂慮

　　5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表示，將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年人口增長率下降、人口老化程度嚴重加深的情況下，官方出臺這一政策并不意外。

　　然而面對已然躺平的青年，哪怕是當下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很可能也無法將他們從地上拉起來，因為對很多人來說生活連婚都結不起，更何談生育。所謂“躺平”，就是面對房租、房貸、車貸、水電這些生活壓力，面對職場競爭、性別不平等、家庭問題這些無關意識形態的最現實問題，這一屆年輕人決定放棄。現在的年輕人，絕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背負了一個家庭的期望和重托。成家之后早上要照顧3個孩子起居生活、操心上學成績；晚上要照顧白發蒼蒼的4個父母，看病、養老問題又讓人焦頭爛額，是為新時代的“朝三暮四”。官方僅僅一句“提供全方位的生育鼓勵措施”，是難以說服民眾的。

　　近10年來，除去2016和2017年因全面開放二胎政策實現了短暫的出生人口上升外，出生人口數一直呈下降趨勢，2020年更是降至了1,200萬人。開放生育來提高生育率的算盤，極大可能是打不響的。有鑒于此，“多數事務社”嘗試從勞工問題、性別不平等以及養老等多個方面對三胎政策提出憂慮和關切。

　　01.

　　996就是打工人最堅實的保險套

　　這政策出來后我們不期然的想起白巖松的金句：難道我們現在指望的是上班996，工作找不到，然后很大壓力，然后只要想生孩子跟老板說就ok，不會吧？全國各地的打工人就是臺下和應的觀眾：不會！

　　難道大家沒聽過“996就是最好的保險套”嗎？下班回來另一半都已經睡了，周末（如果不用加班的話）都拿來休息了，還要多應付一個小孩？很多城里的人根本不想結婚生子去養貓了，還有更多貓都養不來的都選擇躺平了：如果自己的小孩長大后也是要996、也是買不起房，我們忍心制造更多注定被資本收割的韭菜嗎？不會吧？

　　從目前的文件可以看到，三胎政策出臺只提到“完善生育休假”、“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除此之外就沒有勞動/就業權益保障相關政策配套。但反觀其他國家為了鼓勵生育，絕大部分都有額外的津貼和帶薪休假，比如日本如果員工有3歲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請縮短每天工作時間至6小時。如果員工有學前兒童，政策對其有加班限制，一個月不能加班超過24小時，一年不得加班超過150小時，同時限制其深夜工作。又比如法國大企業攜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為雇員制定靈活的工作時間和最低工作時間；拒絕超長時間的工作和加班；推廣在家工作；推動女性雇員的升遷；推動父親使用全薪的陪產假，參與嬰幼兒的照顧和家務的料理；為就業父母提供托幼服務；為生育女性保留工作崗位等，創造家庭友好型工作氛圍。

　　反觀中國職場的普遍加班文化、對女性的就業歧視等等，還想打工人生三胎？不會吧？

　　02.

　　持續制造廉價勞動力，激化階級矛盾

　　另外，哪個群體最有可能生三胎呢？在2016年，鄉村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是38.48，相比之下，鎮上婦女和城市婦女總和生育率只有35.69和34.14。二胎生育率也是一樣，鄉村婦女16.37，比鎮上婦女（14.88）和城市婦女（12.32）都要多。很有理由相信，愿意生第三胎的肯定也是農村婦女較多。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戶籍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依然沿著近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走下去，即繼續強化以戶籍、地域和經濟收入為基礎的不平等，加上教育政策開始實行普職分流，不難預見，進入職高的人將會是這些三胎；再加上宏觀勞動政策持續傾向資本和企業運營，而勞工權益和福利仍然被忽視甚至出現倒退（比如深圳剛剛延長工資支付期限），沒有勞動/就業權益保障相關政策配套，這些三胎的孩子最后非常有可能就變成廉價的體力勞動者。這對國家而言是，這些政策組合拳可以確保被剝削勞動力的穩定供應，但這是基于對農民工、農民這些已經承受了改革代價的人群的再次剝奪了，也會再生產不平等，最終更可能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

　　03.

　　適婚女性的職場就業歧視加劇

　　▲ 圖源網絡

　　當“三孩生育政策來了”沖上了熱搜榜一位時，隔不遠的就是“楊天真要求員工兩年不懷孕是有病”的熱烈討論。作為老板的楊天真，坦誠自己在職場上因女性的身份也會被投資人問到，一兩年內能不能別懷孕別生孩子。楊天真說得對，提出“員工兩年內不懷孕”的要求是“有病”，病就病在，老板嘗試運用其的資本權力，肆無忌憚地用“錢”干預員工的家內勞動安排，不管是家務分工、育兒照料，還是現在的子宮，都想控制什么時候能生，什么時候不能生，全方面地讓女性員工成為其附屬。

　　“三孩”政策出來后，“適婚女性的職場就業歧視加劇”的憂慮緊隨其后，這絕不是杞人憂天，不然攜程聯合創始人梁建章就不會立馬跳出來說，“政府應該為企業買單，否則會形成企業對女性的歧視”。女性生育成本誰買單，是一個皮球，表面上在企業和政府間來回踢，踢到最后默默承擔還是女性。市場經濟下，不管是未婚已婚、還是未育已育的女性，那一個子宮，那一個潛在的生育功能，那一個所附帶的潛在的生育成本，早就在企業的成本計算中形成線性的連接，得出簡單的等式：聘請一個女員工=上升的用工成本=不請為妙。

　　短短30年間，女性勞動參與率就從當初我們引以為傲的73.24%下降到2020年的59.8%。除去不斷下降的勞動參與率，女性因生育受到的職場懲罰還有低薪，國家衛健委就實施三孩生育政策答記者問上，就指出“女職工生育后工資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過一半的達42.9%”。母職的懲罰實在地在女性身上操練著，生育率想當然也不會上升。

　　與此同時，“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的論述也表露出官方有意通過開放生育來解決性別失衡，以及因性別失衡而導致的愈發嚴重的“光棍男”問題。目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只有主要數據結果被公布，我們只能得知2020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例為111.3，較2010年下降了6.8。但由于缺乏具體年份的一胎、二胎出生人口的性別比，部分媒體將其歸功于二胎生育的放開未免顯得有點著急，二者之間的相關性仍有待考究。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分孩次出生人口性別比中，第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的性別比愈發畸形，2015年三孩及以上的性別比更上升到148.5（女=100）。可見，大家想要追“男”的心，隨著孩次的遞增愈發顯露無疑。

　　▲ 圖源網絡

　　04.

　　性別比例失衡的土壤根深蒂固

　　對于性別比例的失衡，解決的關鍵絕不在于我們開放多少胎，亦不單在于“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是支撐著這一文化觀念滋長的土壤——市場經濟下女性工作與婚育的對立、從學校到職場的性別歧視讓女性淪為二等勞工、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養老制度）下“養兒防老”依舊繼續，以及私有制家庭內私有財產的不平等分配等，每一個環節都在竭力鞏固和再生女性的附屬身份。生出一個女兒，無論是文化面上還是經濟賬面都比生出一個男孩低，性別失衡怎么可能不繼續，怎么可能不波動？

　　令人惋惜的是，三胎政策中重點提出“要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再結合之前《民法典》中強調“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都透漏著官方試圖將這一“光棍男”社會問題的產生歸罪于女性所索要的“天價彩禮”。雖然具有買賣性質的高價彩禮從不值得鼓勵，但將問題歸因于女方及其家庭要求高價彩禮，卻忽略性別失衡的本質問題，忽略上述種種統計的對女性的制度性的壓迫和剝削，無疑是本末倒置。不僅無助于現實難題的解決，反倒是對女性的再一次傷害。結婚率低不是女性的錯，生育率低也不是女性的錯，但催婚催育所帶了的一切性別化的惡果，如職場性別歧視、喪偶式育兒、家務勞動（含老人照料活動等）無償化等，卻由女性吞下。薅羊毛也不能只逮著這么一只羊薅，所以不要再動不動就叫女性回家結婚生小孩了。

　　05.

　　三胎已經無法解決養老問題的燃眉之急

　　去年以來，關于養老資金騙局的新聞屢見報端，對于老年人而言，一方面眼見年輕一代在房價飛漲、教育市場化、勞動市場零散化等等一系列的壓力之下難以喘息，不忍再給子女加重負擔，另一方面又無奈社會公共養老服務的匱乏，不得不尋求市場化的解決方案，于是接二連三掉入養老資金騙局，被榨干最后一點養老錢。

　　面對人口老齡化，無論是二胎還是三胎政策都不能解決老人養老的燃眉之急，而發展老齡產業、多渠道籌資則往往容易給心懷不軌的資本大開方便之門。開放生育限制之后，沒有社會化的育兒和養老機制，則年輕一代將難以避免地面臨難以負擔的撫養壓力。當務之急，是跳脫家庭化和市場化養育（包括兒童和老人照顧）的思路，引入集體和公共的機制，支持探索和實踐集體養育和集體養老。

　　06.

　　視民眾為子民的家長式治理邏輯能夠扭轉局面嗎？

　　誠然，當下的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狀況值得憂慮，然而，從部分二胎、全面二胎到三胎政策，從離婚冷靜期到520部分民政部門暫停離婚登記業務，政府的治理方式像極了催婚催孕的老父母，而在網絡空間里以刪帖、炸組等方式限制網民就反婚反育問題展開討論、就三胎政策表達不滿，更是秉持了這種家長式的作風，對民眾的真實訴求視而不見，在線性的治理邏輯下一意孤行。

　　很明顯，之前的催婚催孕政策并沒有達到目的，所謂“沒有釋放完全的生育意愿”并不會通過簡單地放開生育限制而釋放出來，被壓抑的關于反婚反育的討論在越來越惡劣的勞動環境之下和越來越極化的貧富差距之下只會越來越熱烈。將民眾視為子民的家長式治理邏輯在威權之余，更是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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