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及教育改革的新聞下，經常看到關于中國教育公平與否的爭論。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教育是公平的，因為高考只看成績不看家庭。事實是這樣嗎？據人民網的消息，深圳中學2020年新入職教師中博士超4成，其中不乏海外名校畢業的碩士博士，該校開出的年薪高達40萬。據每日經濟新聞的消息，2018年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在8000美元以上。按照當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人年人均收入不過50000元人民幣。
另據多家媒體報道，到云南山區支教的大連理工研究生辱罵學生，東南大學學生無故踢打學生。昭通的“冰花男孩”在上學途中滿頭冰霜，一時成為社交軟件的熱點頭條。鄉村教師老齡化，多學科老師匱乏。 不同地區學生的教育條件，從這幾則新聞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區別，教育的不公平是顯而易見的。疫情期間，西部地區的中學老師徒步翻山越嶺送課本，還爭論有同學沒手機沒網絡的情況下要不要開網課。這時，北京、浙江的部分學校已經發放平板開始網上授課。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氣候差異巨大，地理環境不同，有可比性嗎？教育不公平是局限在地理環境中的嗎？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產嗎？疫情期間躲在案板下學習的小女孩，被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稱贊，“案上是生活，案下是未來”。對比起同在湖北的其他學生有平板、有安靜的書房、有一對一的老師在線輔導，女孩的學習條件是很差的。撇開巨大的地理差異來看，就同一個城市而言，名校聚集了大量名師，能獲得更多財政支持，不同高中老師的學歷和能力都存在很大差別，薪資也有差距。比如最近備受爭議的成都四十九中，沒有出國名額，省市特級教師兩人，而三十分鐘地鐵外的成都七中，每年出國學生超200人，省特級教師26人。教育不公從西北戈壁到東南海岸中普遍存在，同時一個省一個城市內教育差異巨大，所以教育不公不是簡單的由地理環境差異，也不是由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造成的特殊產物。
東莞，在本世紀初身處珠江三角洲制造業區臨近廣州深圳，逐漸因為“繁榮”的非法產業而知名。后來，產業升級，東莞市加大對非法產業的打擊力度，東莞吸引了華為等一批高新企業。位于華為小鎮附近的學校，也成為近年廣東學校中成績進步最快的，有的學校一舉挺進全國五百強。是華為員工的子女更聰明嗎？當然不是，不管從哲學、人類學還是生物學上來說，這樣的結論都是荒謬的。一個人認知能力高低的決定性因素是受教育情況。華為員工子女的家庭條件，往往是優于普通制造業工人家庭的。華為員工子女有父母的輔導，有能力到好的培訓機構進行一對一輔導。而大部分的制造業工人不是缺乏能力就是缺少精力輔導子女，更沒充足的經濟實力送子女去培訓機構。而那些沒有隨遷的工人子女，便成為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一方面要承擔家庭重任，在缺乏父母關愛的家庭中成長，另一方面還往往被家庭寄予重望，在重壓下學習。上面的新聞很好地證明，教育的過程和機會都是不公平的。而身處不同階級背景的孩子，能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區別。這種教育的不公是根植在階級矛盾中的。不顧大量事實，妄言當下教育是公平的或者現在的狀況下這樣的考試制度是公平的，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這些理論的支持者覺得，環境和學校都是次要的，關鍵的是學生自己。他們經常“超人”般的說一個人只要優秀，不管什么環境下都能成為優秀的人。他們把人和環境剝離開，不管他們怎么狡辯自己也關注物質基礎，承認環境的作用。他們還是把物質放在第二位，是唯心的先驗的。優秀從來都不是與生俱來的，優秀的標準也不是天然的一成不變的。
現在對教育公平的很多批評都指向“唯分數論”，認為只有對高考進行改革才能破除教育不公。這樣的觀點在一線老師中也頗有影響，他們把高考放到“指揮者壓迫者”的位置，“高考的大棒在指揮著”這是筆者初中老師在對教育現狀抱怨時常說的話，他們對高考這樣的指責不無道理。“唯分數論”下，行政部門和群眾看重升學率，按升學率給予不同的政策傾斜，為了進高升學率的學校，家長不惜賄賂走后門、放棄工作。他們是歷史唯心主義的，真正的指揮者不是顯然易見的高考制度，而是這個“傀儡指揮家”的創造者——生產關系。
高考，它機械的把人按照分數高低分進“不同等級”的學校，這樣形而上的方法是違背人類發展規律的，人的潛力是蘊含在運動中的。這些對教育公平的批評停留在“唯分數論”是不徹底的，他們往往要求引入多種多樣的標準、多維度的來評價學生，比如自主招生、特長生。人大等知名高校自主招生舞弊，一百萬元進人大；藝術培訓機構迅猛增長，收費奇高。藝術培訓，被機構和學校當作斂財的機會，子女成績差經濟條件一般的家長成為他們的主要受害者。這些現象都在事實上宣布了，上述旨在通過改革教育考試制度來消除教育不公方法的失敗。
也有人反駁道 “制度不夠完善”。美國在多維度評價學生的考試制度上是完善的，但他們的教育是公平的嗎？任何一個對美國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各族裔受教育程度之間的差距巨大，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的差距更是顯而易見；家庭優渥的學生在考卷上寫滿“BLACK LIVES MATTER”被斯坦福錄取；高校教師高價出賣假證明，幫助資產階級子女順利進入常春藤；高昂的學費沉重的教育貸款，美國高校中的階級分化更加嚴重，培養出來的學生更是有巨大差距“上層培養領袖，中產培養精英，下層培養螺絲釘”。實際上，多緯度評價的方法，只對家庭條件優渥的申請者有用，他們的故事對招生老師來說才是足夠豐富多彩足夠有意義的。
這些都說明，試圖通過對考試制度的改革來獲得教育公平是幼稚的，所謂的教育平等、公平不過是種空話，有的只有資產階級剝削的平等、給錢入學的平等。有的人甚至宣稱用教育市場化來“補充”教育的不公平，要把教育公平用教育產業化的方法生產出來，這是明目張膽的欺騙，教育應當是面向全體人民的“公共產品”而市場化就是把它變作少數人“盈利商品”，市場化下的無產階級是被剝削的對象，公平平等都是資本家的公平平等。市場化、產業化的做法是明顯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它們的提出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它們出現的目的只有一個，維護階級利益。學習德國，中考便開始分流學生，去職高技校和普高的學生五五開，這不就是驗證了前話嗎？教育不再改變命運了，他們不再要更多中產階級、不再要更多“人上人”，而是要更多的體力無產者來供養他們。教育是階級的社會再生產。在階級社會，教育的目的是維護合法化的階級矛盾，不管看似如何平等的教育，最終結果都必將指向合法的不平等。
人們簡單地把自己遭受的不公、財富的多寡歸因到受教育和學歷的高低，而忽視本質的社會因素——私有制的擴張和教育“資本”化。如果只是簡單期待上層建筑（高考制度）的改良，經濟基礎中的不公現狀不解決，教育的公平就永遠不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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