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全職太太”是不是個好的選擇?這個問題預設了所有女人都可以無差別地“自由選擇”，而完全忽視了“選擇”其實是一種特權(privilege)。
對絕大多數的女性——我說的不是《三十而已》當中顧佳那樣的中產階級精英女性，而是數量更為廣大的女性，女工、女職員——做不做“全職太太”從來不是一道選擇題。將“全職太太”描述為一種“選擇”本身，是將女性原本共同面對的問題“個體化”：因為是一個“選擇”，所以成為或沒有成為全職太太的每一個女性都要為這些“選擇”的后果負責，她們或是要為自己沒有“成長”、中年失婚負責，或是要為自己在職場打拼，“忽視”了孩子的成長負責。這個看起來沒有對錯的“選擇題”，暗藏的是必然錯誤的玄機。
在阿梅和筱萍的故事里，我們看到，基層女性在面對這個所謂的“選擇”時，能夠調動的資源更少，能夠扭轉這些“必然錯誤”的機會也更少。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即使在種種兩難困境中，像阿梅和筱萍這樣的女性，仍然以令人敬佩的韌性面對這個并不友好的環境。
要是我們兩個都賺錢，肯定好一點啊
阿梅三十歲，正懷著她第二個孩子，七個月了，身材開始臃腫，原本清秀的臉也水腫著，新長了不少斑點，看起來很憔悴。“唉，肯定又是個兒子。說懷兒子的皮膚不好”，阿梅笑得有點勉強。
懷了小希以后，阿梅已經做了快七年的“全職太太”，眼看就要“熬出頭”，又來了第二個。她本來并不想要生第二個孩子。“本來我都上環了，他(丈夫)一定要。我就說好不容易等到小希上學，不想生了，生孩子多痛苦呀。然后就吵起來了，吵起來之后，我就想，算了，還是生吧。(他)大概想要個女兒，男人都喜歡女兒，我也喜歡，貼心。”阿梅像是自我安慰地跟我說。
其實她是拗不過丈夫，家里這幾年的收入都是靠丈夫做室外廣告掙來的。在婚姻里，阿梅始終是更害怕失去的那一個，“我就擔心沒有工作，又沒有錢，他老爸一不開心，可能就都沒有了。”
第一次懷孕之前，阿梅在一家小公司做財務助理，一個月三千多塊錢的工資。在大城市生活，只是剛剛夠她自己生活。懷孕之后，她就辭了工作。
“因為那個工作哦，你懷孕了，別人也沒辦法幫你分擔。老板那時候人員也不是很多，加班也多。再一個就是，我們有一個親戚，她生她女兒的時候，孩子智力有點問題，她就一直懷疑，是不是懷孕的時候電腦輻射影響的。我自己當時也有點害怕，就想著不上班算了。”
也許現在有許多的科普貼都會說，日常生活電器的輻射對于胎兒的影響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但懷著孕的阿梅不會這樣想，她要避免所有可能的風險，哪怕微乎其微，因為如果孩子有任何的問題，那不止會給家庭帶來巨大的負擔，而且這個負擔也會被認為是因為她“不小心”出錯而造成的。
阿梅的丈夫承接室外廣告，總體收入比打工時高些，但也不穩定，穩定的只有支出。一家三口住在城中村，一室一廳，950塊的房租，村里的水電都貴，一個月也要200多塊。大兒子小希的幼兒園按月收費，每個月1100塊學費，校車費、活動費這些還得另算。阿梅還想給小希報個游泳班，其他小朋友暑假都有活動，小希不能沒有，又是一兩千。還有一家人的日常吃穿用度，丈夫每個月給的四千五百塊家用，只剛夠開支。兩個人的壓力都大，丈夫的工作壓力大，阿梅與他相處的壓力大。
“他從來沒有休息天，天天都要去辦公室。平時也很晚才回來，我都見不到人，也不太說得上話。要不就是打電話，打電話也聊不了幾句。壓力大啊，有時候是工作，有時候收賬，所以就喝酒嘛，發泄嘛。一喝酒就跟我說，壓力大，然后就把我們罵一通，說是我們弄得他壓力這么大。是吧?我也經常生氣，說，你喝醉了就不要回來。因為他喝醉了回來會叫小孩起床。他經常這樣回來，把小孩鬧起來，小孩哭了，他就生氣，就打小孩。所以(我)好怕的，我就把孩子抱出去，我跟孩子在外面睡，好可憐哦。要是我們兩個都賺錢，肯定要好一點啊。”
生活的壓力把兩個人曾經美好的感情磨礪得千瘡百孔。即使阿梅仍然記得丈夫追她時的甜蜜;記得他憨憨地拎著一袋水果等在她辦公室樓下的樣子;記得他深夜坐公車送她回家，又一個人坐公車回自己的住處。但現在的丈夫，卻讓她害怕多過愛。
她也嘗試過找工作。小希一歲多的時候，她找了一份銷售的工作，把小希送回爺爺奶奶家，但最后還是舍不得，辭工把孩子接了回來。
“那時候把他丟回老家半個多月，就那么一小段時間，打電話也不跟我說話了，不理我。回去的時候看到他，就臟兮兮的，低著頭，不叫人。我就覺得，這樣子怎么行?回去的時候都會說話了，會叫爸爸媽媽。在老家半個月，跟我說話，說著說著，普通話又不像，家鄉話也不像，我都聽不懂了。人也變得很靦腆。”阿梅回憶這些的時候，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從此以后，小希再沒離開過阿梅的身邊。
小希三歲以后，阿梅趁他在幼兒園的時間找一些兼職。城中村里電線柱子上貼著的小廣告，手工釘珠。阿梅給他們打電話，有空位的時候就過去。這些工作根據工藝的難度定工價，記件制。阿梅最近在給圍巾串珠子，一條圍巾六塊錢手工費，做一個上午，只能掙三四十塊，但聊勝于無。
現在懷了第二個，阿梅不知道自己找工作的計劃什么時候才能夠實現，她對自己也越來越沒有信心，“三十了，沒有技術，什么也沒有，誰會愿意請?”阿梅開始上一些培訓課，大著肚子，把駕照考了，還去報了保險從業資格考試。她仍然迷茫，但“全職太太”總歸不是她理想的歸宿。
如果他不承擔（育兒）的話，我是不能接受的
筱萍也三十歲，有兩個女兒，一個三歲，一個四歲。她沒有做過一天“全職太太”，但這并不代表她沒有經歷過阿梅的那些掙扎和痛苦。
筱萍和丈夫在同一家工廠打工，丈夫做技術員，她管物料，兩個人的工作都比產線上輕松一些，工資也穩定。在懷大女兒的時候，筱萍就與丈夫聲明在先，她絕對不做“家庭主婦”。“要是叫我不工作，向別人伸手，老是讓我覺得沒啥意思。而且我出來了，帶個幾年(孩子)，我還是得回去工作。”
筱萍在工廠的工資有四五千，比丈夫略少一些，但一直可以自給自足，她不愿意像之前的工友那樣，“結了婚，生了孩子，買件衣服，買個鞋，都要跟老公要錢，太難受了”。事實上，有了孩子以后，丈夫一個人六七千一個月的工資也確實無法負擔一家四口的日常開支。
小女兒出生那一年，是筱萍一家人過得最難的一年。筱萍和丈夫沒辦法在工作的同時照顧兩個幼兒，只好把大女兒送回四川外婆家。夏天送回去，到了過春節的時候，大女兒已經不記得媽媽了，只是一味追著舅媽喊媽媽。無論筱萍怎么親她抱她，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女兒就死活不要她，只要外婆。每每想起這些，筱萍的心都碎了。
另一方面，夫妻兩個在深圳照顧一個新生兒，也是心力憔悴。雖然筱萍的工廠給她放了產假，但也只有半年，半年之后，她回去上班，孩子又沒人照顧了。剛開始，筱萍讓丈夫上長夜班，這樣筱萍白天去上班了以后，他可以在家照顧孩子。這樣的安排持續了兩個星期，丈夫的身體就堅持不住了。“他那天晚上突然頭疼，疼得厲害，打滾的那種，嚇死我了。就趕緊去醫院，查也查不出來什么問題。肯定就是累得。”
沒辦法，筱萍找了一個鄰居阿姨幫她帶孩子，早上送過去，下午接回來，帶孩子的工錢一個月2000塊，筱萍半個月的工資就花出去了。小女兒一歲以后，筱萍也嘗試把她送回老家，這樣夫妻兩個都可以加班，多掙點錢。
“把她送回去以后，我就回來了。我媽說她就一邊哭，一邊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去找媽媽。真的很難受，受不了。”筱萍說起這段往事，眼眶不自覺就紅了。同時，她也一直為大女兒的內向自責，覺得是因為小時候分開的這幾年，導致她沒辦法與父母親近，沒有安全感。“她現在還是覺得舅舅最好，四川才是她家，老是問我什么時候回家，跟我們親不起來。”
最后讓筱萍下定決心把兩個孩子帶在身邊是出于對教育的考慮。
“老家的條件對孩子的教育這一塊不是很重視，然后學校的條件也很差，我們就是想讓她能一直在這里上學。老家那個觀念，就是小孩子學習學得下去就學，學不下去就算了，讓你出去打工，從小就給孩子灌輸這種思想，孩子聽了就覺得，我反正不努力也無所謂。我們隔壁那家有三個孩子，三個孩子都是爺爺奶奶帶。那個爺爺就喜歡在外面賭博，在外面工作賺點錢就回來賭博。奶奶呢，常年一個人待著，也懶散慣了，飯都不準時做的。孩子跟著他們，天天吃剩飯，營養都跟不上，學習怎么會好?全部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了。他們就不重視教育。我自己也是在那種環境里長大的，所以我就說，我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帶，因為我體驗過那種感覺。”
兩個孩子滿三歲以后能上幼兒園了，筱萍就把她們接到了身邊。筱萍與丈夫約法三章，“我告訴他，如果他不承擔的話，我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兩個人約定，早上丈夫負責一家人的早餐，然后送孩子上幼兒園，下午五點半，孩子們結束晚托班，筱萍負責接，并負責晚餐。到了周末的時候，筱萍和丈夫輪著休息一天，各自帶孩子。如此一來，筱萍的加班時間難免就少了，收入也相應減少，一個月只有四千塊左右。另一方面，把孩子帶在身邊，一家人的開支難免增加不少，兩個孩子上幼兒園的費用，一年就是兩萬多。
“我也不知道，這個政府，越是本地人，本地人都這么有錢了，他什么也不收，外地的也不照顧一下，這也貴，那也貴，上學還要辦這個證，那個證。這些證呢，又難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呢，教育資源又不好;私立學校呢，貴，按月算的，一個月就好多錢。在這里上一年學，在我們老家能上三年。”
不想讓孩子像自己當年一樣留守，又不想讓自己變成“家庭主婦”，“手心向上”地過活，筱萍進入的無疑是人生的困難模式。在缺乏可負擔得起的公共托幼系統的中國，幾乎所有已生育的女性都沒有簡單模式可以選擇。
性別分工和就業中斷：“全職太太”從來不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在當下中國，將“全職太太”視為一種選擇，是忽視了整個“選擇”的情境：女性是在一個擁有完善的公共托育系統、嚴格反對性別歧視的就業環境以及公平的勞動性別分工的情況下，“選擇”成為全職照顧者，還是在一個缺乏公共托育系統、嚴重歧視女性以及完全不平衡的性別勞動分工的情況下，“選擇”成為全職照顧者呢?這兩種情境給女性帶來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將“全職太太”簡單地變成一道選擇題，就是將每一個女性作為個體推出去，讓她們各自面對惡劣的就業環境和越來越不穩定的家庭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基層女性則將面對更大的風險，而她們恰恰也最沒資源去應對這些風險。
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女性為了料理家務而經濟不活躍的比例遠遠高于男性。就受教育程度來說，高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受家務勞動影響而無法參與有償工作的比例最高(見下圖)。
在整個市場化的過程里，單位徹底擺脫了為職工提供托幼服務的義務，而政府亦放棄了家務勞動社會化的議程，照顧工作被不斷家庭化、女性化。如果說，中產家庭尚可以通過市場購買解決家庭照顧的需求，那么城市底層和農民工家庭則只能更多地倚仗女性。雖然近年來不斷有呼聲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托幼，減少女性參與就業的障礙。然而在全面二胎政策，甚至有人不斷呼吁三胎乃至徹底放開計劃生育，并進一步延長產假的情況下，照顧工作在公共政策領域是“公共化”還是繼續不斷被“家庭化”、“市場化”，實屬未知之數。
政策不可期，但女性的互助則近在眼前。位于廣州番禺的打工媽媽互助中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跳脫出生育與照顧“家庭化”和“個人化”的想象，拋棄“全職太太”是不是一個“好選擇”的偽命題，去重新思考生育的安排和家庭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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