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距離“雙11”第二波資本收割還有兩天。原為自我嘲諷和討論如何擺脫“光棍”狀態的“光棍節”，從2009年11月11日開始就被商家徹底搶走，逐漸演變成犒賞自己的大型網絡購物節日。只要你有錢，買得多，你就能沖淡單身憂傷，隨后更升級為買得到快樂、買得到品味、買得到地位……
這是一場用“金錢”交換“萬物”的消費盛筵。從線上購物平臺延伸到線下相親市場、個人選擇乃至對未來生活構筑的討論，“錢”似乎都主宰了一切。到處充斥著這樣的論調，有“錢”就有交易，有“錢”就有選擇：單身男工友因為沒錢淪為相親鄙視鏈的底端，娶不到老婆;單身女工友被歧視為“剩女”，唯有錢，才有翻身為“勝女”的選擇。
諷刺的是，在消費主義和資本主義挾持下，誰都無法逃脫被資本收割的命運，連同“單身”也成為了資本狂歡的場所。“雙11”不是什么值得去慶祝的消費狂歡節，如果要強硬賦予這個平凡的日子特殊的意義，那也理應強調反思與討論在漸趨個體化和市場化的環境下所浮現或加重的單身困境與出路。“買買買”終究無法讓我們掙脫資本主義的禁錮，所得到的也不過是短暫的麻痹。
作者/妖妖
在剛過去的國慶假期，30歲的阿偉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相親。他在深圳的工廠打工，月薪不到五千，一年只能趁放假回家三四次，每次回家都被催婚。
在他的老家，一個人口只有幾萬人的潮州農村，男人到了30歲不結婚，是給整個家族丟臉的事。村里人人都會議論：“該不會是有什么毛病吧?”
一直排斥相親的他，也想著自己能在深圳自由戀愛，步入婚姻，可是到深圳都快十年了，也沒有遇上這樣的人。眼看身邊的工友都是在假期回鄉相親，這次，他終于聽了爸媽的話，硬著頭皮試一試。結果到了女方家里，他發現媽媽請了二伯、堂哥、媒婆和另外幾個長輩親戚，總共七八個人。“把我嚇死了。”阿偉說，“坐下去之后就沒有我的事。我們兩個說話不超過五句，都是長輩和長輩在聊天。說雙方家庭背景呀，風俗習慣呀。”在自己的相親場合，他覺得自己是最多余的一個。
“家人先同意了，我們再去談。他們不同意我們就不用談了。”這樣呆坐了兩三個小時，阿偉終于能回家了，他再也不想去相親了。好在沒過幾天，他又要回到深圳的工廠上班，可以暫時躲一躲了。
可是他也明白，靠自己，好像更找不到對象。
阿偉并非是條件多差的一個小伙子，身體健康，勤勞肯干，熱情開朗，雖然學歷不高、收入不多，但也還能在深圳這樣的大城市養活自己。然而，我們的田野調查發現，在深圳，像阿偉這樣年過三十，急著結婚卻始終找不到對象的男性打工一族，著實不少，包括我們遇到的另外兩位工友小柯和阿豪。小柯說，自己工作的廠里，四五十歲還沒結婚的單身大哥也不少，他同宿舍就有個45歲的大哥，為了面子，就騙人說自己結婚了。“如果說你沒結婚，好像會被人家看不起一樣的。”
為什么打工男人結婚這么難?他們都愛問：適婚的女人都到哪兒去了?
一、適婚女人都去哪里了？
“我同事里很多優質男生，就是要學歷有學歷，要技術有技術，要有人品也有人品。就是我們同齡的，很多單身，工資也不錯，人品也不錯，就是找不到對象。”在深圳一家工廠打工的小柯說。
最直觀的是，在他們的生活環境里，男多女少。在“12126”的工時下，他們的生活圈非常狹小，不是廠里就是宿舍，放眼望去，連個單身女性都沒有。
小柯2016年進廠，那時廠子里喜歡招女工，因為覺得女工好管理，好欺負。“那個時候一排35個人，就只有我一個男生，其他34個都是女生。”但漸漸地，隨著一些女工結婚后在家帶娃，或是轉行去從事更體面、時間更自由的美容業、服務業，工廠里的女工越來越少了。少到什么地步?“女生的廁位都空出來了。男生上廁所都擠到一起了。”
即使有女同事，現在也大多是已婚的，或是一些阿姨。偶爾好不容易招進來一個單身女生，剛從學校出來，一下成了廠里的珍稀動物，人人都想“泡到手”。“男生就盯著看，說這個女生身材怎么樣呀。所以說工廠里面是一個性騷擾的重災區。”小柯說。
阿偉工作的廠也有類似情況，七八年前，男工找工作很不容易，現在卻全是男工人，女工只有已婚的阿姨們。同樣在工廠工作的阿豪也有類似的觀察。“以前的話，女生還能占了三分之一，現在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了。”他的一些同事還為此從廠里辭職，頻繁換工廠，“說在這里找不到老婆，他們就去別的工廠上班。如果到了那個工廠沒辦法找到對象，他就會馬上換一個工廠，直到他找到對象為止。”
他們的觀察和體會在一些對女工行業轉換的調查里得到了印證。美容服務業吸引了大量社經地位較低的年輕女性，許多女性一開始就不會進入工廠，或是中途很快離開工廠，去尋找更舒適的工作環境。從事美容業學到的技術，還能成為此后自己開一間小店的基礎。對女性來說，這是拓寬了職業選擇，但對留在工廠的男性來說，美容業和服務業，把他們生活圈子里僅有的適齡女性，奪走了。
而即使是在有女生的環境里，頻繁的城鄉移動，工廠工作的不穩定，也讓打工男人們很難發展出長久、穩定的人際關系。如小柯所說，在廠里連交普通朋友都很難，因為總有人突然說自己要回老家了，或是換廠了。甚至，連自己什么時候會突然回老家、換廠子，他也不知道。假期少，又導致他們一年回老家的日子兩只手都數得出，即使父母介紹了相親對象，也只能見個幾面，就又要離開了，根本沒有時間相處。回到廠里，好一點待遇的，每天工作12小時，周休一日。下班了，大家都只剩下倒在宿舍里睡覺和打游戲的力氣，因為實在太累了，哪還有力氣去交友?
高流動、長工時、人口性別比例失衡……靠自己找對象困難重重。相親，幾乎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
二、他們的“理想型”
事情一來到相親的份上，雙方都開始擺明條件，“明碼標價”。
在婚戀市場上，像阿偉、小柯、阿豪這樣的打工男人想要的“理想型”是什么樣的呢?總結下來，就是年紀比自己小幾歲，工資比自己低一點，但不能低太多。家境比自己差一點，但不能差太多。工作不要太忙，能多點時間留在家里帶孩子。最好是同村，或至少是隔壁村的。最好可以一起繳房貸，負擔家用。最后，禮金不要收太貴。
關于女生的性格、長相，兩人之間的感情，他們不是不考慮，而是漸漸發現，自己沒有本錢去考慮。“到我這個年紀，不太相信愛情了。”30歲的阿偉說。他開始問自己：“我為什么需要一段婚姻呢?”
把這個“理想型”仔細拆解來看，工資收入、家境、一起繳房貸，都是經濟層面的要求。
“這不是一段愛情的婚姻，只是一段合作的婚姻。”阿偉說，“現在更多的會考慮經濟方面，比如她會不會太窮，她的家庭需不需要我幫忙，我能不能幫助到。或者她會不會家里經濟太好，我在面對她家人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壓力。”
除了自己小家庭的需要，農村父母的贍養費用，也是阿偉預期到的經濟壓力。許多農村老人沒有買保險，到了六十多歲，子女再想給他們買保險，發現是買不到的，或是因為有基礎疾病、年紀大，保險要價高昂，買了也不劃算。農村醫療保險也并不能讓這些出外打工的子女安心。“報銷也就六成左右吧。”阿偉說，“看病特別貴。”
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村老人提供的保障明顯不足，并且，農村地區也很少有公營的養老院等安老機構。阿豪想起村子里那些孤寡老人，“在鄉下，你有一個房子，一個人在那里住著，都不知道他會想些什么。特別是生病的時候。我們那里也沒有關愛老人的(機構)會去看望，都沒有的。”
也正是因為這樣，打工男人的“理想型”，一定是離家近，最好是同村的，因為要方便照顧父母。家族住在同個村子里，女方嫁入男方家，一起照顧男方父母，是農村傳統的家庭結構。而人情社會的紐帶也緊緊牽絆著這些出外打工的游子，讓他們覺得終有一天要回家，而這個“終有一天”，就是結婚的那一天。而且現實點，在這個吃人不吐骨的城市，你留得下去嗎?
在阿偉老家，這種同村結婚的風俗極其強大，乃至于娶了外地女子的人，會被認為“不是正常人”。他知道的村子里四五十歲的老光棍，都是親戚湊錢幫他們從外地買了老婆。這些人要不就是特別窮，要不就是有殘疾。“如果我真的娶了一個其他省的老婆，在村里多少會被看低。因為這么多年來，所有娶外地的都是買的。”
而期待女方年紀比自己小，收入比自己低一點，又可以婚后比較多時間在家帶孩子，則透露出阿偉自己也承認的“大男子主義”。“我不接受比我大的，可能我有一點點大男子主義吧，總感覺就是比較小巧玲瓏我去呵護她。”他身邊有親戚娶了年紀大幾歲的女子：“就感覺(他)像一個乖孩子一樣，讓老婆帶著。”
阿豪也介意女方的年齡。“我現在都已經33歲了，要是比我還大就是34、35了。”雖然自己也會有34、35歲的一天，但對于女性的34、35歲，他感嘆：“她也太大了”，“不敢想象。”
農村傳統的家庭結構，塑造了他們的性別觀，即使出外工作十幾年，他們想象中的理想伴侶和婚姻，仍然和從未出外打工的上一輩沒什么兩樣。知道了自己要什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樣的“理想型”，真的能在相親中找到嗎?
三、相親多了才明白，沒錢的男人不配老？
在明碼標價的相親場合，房車和禮金，是雙方討論的重點。“你的固定資產，房子車子、收入。”阿偉說，對他們這種文化不高的工薪階層來說，這些是最大的限制。幾乎所有女方家長都會要求男方有房子，最好是在縣城里，更好的，就是在市區。村里的平房、老房子，當然不行。可是以他們的家庭經濟狀況和自己的收入，買房太難了。阿偉老家的縣城，房價也已經漲價到一平方米一萬多，可是他的月收入才五千。
他們覺得這種要求不切實際，甚至傷感情。阿偉說曾有女生抱怨男朋友騙她有房子。他覺得那個女生完全是陷入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說她，你當初怎么會相信呢?一個在工廠里面打工的人，他富二代的幾率有多大?他如果不是富二代，哪來的錢到市區買一套房子給你呀?”
阿豪則覺得人要有了房子才能結婚，本身就是一個不好的想法。“我覺得成立一個家，并不是男方要準備好房子呀車子呀，我更多希望的是兩個人的付出都在里面。這樣子，這個家給我的感覺才是更加穩固，就是共同打造出來的，這才是我想要的。”他覺得這對維持感情長久也有幫助，像老一輩共同打拼，而不是現在這樣。“所有東西都是我出，像現在這樣子，我覺得我好委屈，就是我花光我所有的東西把你娶回來，然后你一點小脾氣就要走。”
傳統的家庭結構和性別觀、婚姻觀、家庭觀不僅限制女性，也限制男性。在這種婚姻模式里，男性被期待成為那個“養家糊口的人”，而女性則被期待成為家里那個相夫教子、操持家務的人。這就是為什么，打工男人們既無法娶到比自己收入高的女性，又沒有能力養活一個完全沒有工作的妻子，以及未來的孩子。這個家庭注定要是一個雙薪家庭，與此同時，還必須在經濟上男高女低。而這意味著，月薪不超過5000的打工男人，就必須找到月薪在5000以下的女子。要滿足這樣的條件，“我的選擇范圍特別小。”阿偉說。
在這種婚姻觀念下，收入越高的男性，就比較能滿足傳統家庭結構要求的“養家糊口”，也比較有能力讓妻子完全不用工作，也容易找到比自己收入低的女性。甚至，人們對于年過30而未婚的高收入男性，在婚戀上也比較寬容。如小柯所說：“30歲還沒有結婚，唯一支撐你的理由就是你很成功，你有很成功才有理由說你沒有結婚。但是你又沒有成功，又沒有當老板，什么大事業，你30歲不結婚，人家覺得你是借口。像我們這種，如果自己條件差，30歲還沒有結婚，就是自己有問題。可能就是覺得你身體有問題，自己思想(有問題)，可能是脾氣不好，個人性格不好。”
在婚戀市場上，沒錢的男人，好像不配老。
四、就算結婚了，我也不想生出下一代留守兒童……
對不少打工男人來說，結婚就回家，在當地找工作，照顧父母，孩子就近讀書，似乎是最安穩的出路。“我們在大城市很難待下去，按照我們的潛力、能力，找工資高的工作很難，加上租房價格這么高。”小柯說。
而對一個家庭來說，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可能要承受異地婚姻，乃至于生出下一代的留守兒童。
阿偉的許多男工友都是自己仍在城市打工，因為城市收入較高，但老婆孩子留在家鄉工作，方便帶孩子。也有些人把孩子留在老家，夫妻在外一起工作，因為農村戶口和低收入，讓孩子無法在城市上學。“反正結婚就是為了生孩子，但生了孩子也沒有辦法怎么搭理，放在老家給爸媽帶，這種特別普遍。”阿偉說。
這種婚姻生活讓他覺得很不理想。“沒有婚姻生活，反而感覺禍害下一代。因為在我爸媽青壯年的時候，能力最強的時候，他就把我培養成現在，然后現在他老了，能力下降的時候那么他不就是培養一個比我更差的。”如果不想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就必須要回老家，接受更低的收入。一些農村縣城的收入水平增加，工作機會增多，可能會給部分打工男人帶來機會，也許能夠避免一些打工子女成為留守兒童。
阿偉覺得，經濟限制是他在婚戀市場唯一的限制，但經濟收入提升，就會帶來理想的婚姻嗎?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職業選擇越來越多的今天，她們想要的婚姻，和阿偉想要的，還是同一種嗎?她們仍會愿意成為他們口中的傳統家庭結構中的“理想型”嗎?這樣預設的權力不對等的婚戀模式，對誰來說，都是剝削，只是一方被剝削得重點，一方被剝削得輕一點。買賣，本就沒有公平可言。
說到婚姻，三人之中，阿豪最常談起感情。他仍然向往基于戀愛與情感的婚姻。“我想像的就是會挺美好的感覺。因為你下班之后，你不再是孤零零一個人了，你會有另一個人，或者是她照顧你呀，或者她需要你照顧，你需要她照顧，兩個人這樣子，有這種方面的交流，就是感覺很好……可能就會讓你對生活有了動力吧，就是對生活那種新的期待。”
和阿偉和小柯一樣，阿豪也踏上了相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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