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黃微又見到了周恒良，已經停職的他，突然出現在辦公室里。
她立刻拿出手機，拍照取證。歷經長達一年多的性騷擾取證后，她學會了要時刻留下證據。
“如果我以前懂這些，從2016年到現在，我早就收集到他很多證據了。”黃微常說。
2016年，是黃微在廣州市越秀區白云街環衛站工作的起點，也是環衛站站長周恒良對她實施性騷擾的起點。四年時間，她從一個不敢談性騷擾的普通女工，到自學取證、找律師，如今成為“廣東首例以性騷擾為案由的訴訟”當事人。
6月15日，38歲的黃微起訴了周恒良及兩人共同工作的環衛站。她的想法很簡單，認為是對的就必須做。然而在某種程度上，現實可能已經超出了她的理解——她要面對的，不僅是一個人，還有一套自成體系的利益系統。
黃微的背影
一、“好像又多了一個獵物”
廣州戶口有什么好的?四年前，在湖南耒陽農村長大的黃微問出了這個問題。
黃微不懂得廣州戶口的好處，更聽不懂入職時老鄉給她的提示：“你這么年輕，跟領導關系搞好點，到時候給你弄個廣州戶口、美容師(指“城市美容師”，一種環衛系統榮譽稱號)。”
彼時是2016年3月，黃微和丈夫林東一同入職白云街環衛站，成為環衛工人。
環衛站站長周恒良這時已經在此工作超過25年。據工齡超過20年的老員工鐘文濤透露，周恒良是湖南衡陽人，14歲左右就到廣州打工，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做著垃圾裝車的普通工人，2008年前后當上站長。2016年時的周恒良，曾被評為過優秀黨員，甚至坐擁一輯由越秀區委組織部制作的宣傳片，該片主題為表彰周恒良“開展垃圾分類、變廢為寶、創新管理、穩定隊伍、溫暖他人等工作的先進事跡”。從宣傳片可見，周恒良體型壯碩。黃微對他的第一印象是，“挺熱情的”。
宣傳片中的周恒良
工友陳小霞記得，剛入職時黃微“很白、膚色很好”，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一些。在黃微收集的一段錄音證據中，站長周恒良說她“又白凈、又小個子，是我最喜歡的菜啊”。
現已離職的張芳是黃微的耒陽同鄉，入職時間比黃微早了大半年。兩人在近期才知道，各自都收到過周恒良的性騷擾信息。
張芳對全現在提到，當時同事閑聊總會談及周恒良的“花邊新聞”，講到他和某些女工有不尋常的男女關系。據她透露，站里的老員工都很清楚站長的為人，“看到有年輕一點的、女的進來，都知道他會怎樣對待人家......新人進來，(老員工)會開玩笑，好了又進來一個什么，好像又多了一個獵物一樣。”
新人黃微自然也聽過這些傳言和玩笑，最初她并不相信，直至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
黃微記得，入職不滿一個月時，周恒良便開始給她發有色情意味的圖片、短視頻。從她收集到的證據可見，這些短視頻都來自網絡，畫面多為女性胸部裸露或映射男性性器官的內容。隨后，周開始直接留言說“我喜歡你”，最初黃微還認真地回復，表示這樣不合適，彼此是領導和工人的關系、她已經有老公等等。過了大約四個月，黃微就基本不再回復他的消息。
周恒良向黃微發的消息，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張芳則在其丈夫從環衛站離職后，開始收到周恒良發來的性騷擾訊息，大約持續了一年，圖片和鏈接也都是男女親熱、性暗示的內容。張芳曾明確回復不要再發，周恒良既不停止也不解釋，“你提示了，他還是一樣給你發，但不說話，也不解釋”、“有時候會天天發，不間斷也不分時間段”。
也大抵在2016年前后，一名現已離職的女工告訴張芳，自己也遭遇過周恒良的性騷擾，收到的圖片、視頻是“比較肉的”，嚇得她當時立馬刪了。
“他對女下屬，都是以這種方式，就看你是否愿意接他的招。如果你愿意，那不知道后面會發生什么。”張芳這樣形容周恒良發來的性暗示信息，“如果不愿意的話，那你就該做自己的還是做自己的。”陳小霞則對全現在表示，工人們私下確實會講周恒良跟某些女工有男女關系，但她自己沒有收到過騷擾信息，也無法坐實。“小黃(指黃微)不吃他那一套，要是吃他那一套，也不會(只)做員工了。”陳小霞說。
工作時間長了，黃微逐漸意識到，老鄉說的那句“廣州戶口”，實質話中有話。這是環衛站盛傳的“潛規則”——與站內最大的領導周恒良保持曖昧，甚至發展男女關系，將得到不少好處。而周恒良本人以及站內大多數的女工人均為已婚，站內更有不少跟黃微夫婦一樣的夫妻檔工人。
鐘文濤對全現在證實，大約從2012年開始，工人們私下會說站長給某些女工傳圖片、說不好聽的話，甚至發展男女關系。例如去旅游時，會特意安排不讓某名女工與其丈夫一起住。而這位傳言中與站長有男女關系的女工，也收獲了不少好處——她的十個親戚在站內工作，其中有擔任管理崗的、也有取得區榮譽稱號的。用陳小霞的話說，“站里就她們一大家子最威風了”。而在接受全現在采訪時，該女工的親屬否認了這一傳言。
對于這一“潛規則”，在全現在采訪的十余名白云街環衛工人中，有人說這是別人的私事不好說，也有人稱從未聽說，有三名工人則明確表示，這是環衛站內公開的秘密。
“公開的秘密”使得張芳在受到騷擾后，選擇了特意避嫌，減少和周恒良接觸，免得成為別人口中閑話的主角。
黃微也聽過一些關于自己的閑話，但她覺得自己沒做過什么，也不擔心被人說。她的丈夫林東也很相信妻子。直到今年6月立案后，他才知道妻子長期受到周恒良的性騷擾——黃微一直不敢告訴他。
“覺得很丟人，不好說”，當時黃微下意識地認為，收到性騷擾信息，不是好事，所以幾乎未和任何人提起過。
二、環衛站江湖
白云街環衛站辦公室在一棟三層高的獨棟樓房里，一樓是環衛站辦公室和社區活動中心，二、三樓均為環衛站的員工宿舍，黃微一家就住在其中。平時工人都上街工作，只有包括站長在內的幾名管理人員會坐辦公室。
白云街環衛站及員工宿舍所在的樓房
入職后第二個月，周恒良就直接提出想和黃微在辦公室發生性關系。在錄音資料中，周恒良還解釋，如果去酒店開房的話，會留下記錄，而辦公室足夠隱秘，兩個人不說就沒人知道。
“經常說你(工作)完了，去辦公室，跟我做一次，我給你三百來塊錢，好不好，我晚上給你電話或者微信，你就下來。”黃微還記得周恒良說過的話。面對這種“邀約”，她不敢直接拒絕，也不敢撕破臉，只能回復說沒有空。
“那時只能一直忍下去。”黃微說。
在工作上，她很怕周恒良。開大會時，周恒良會很大聲地罵人，有時還會拍桌子，“罵得你都想走人了”。據黃微夫婦回憶，在他們剛工作的前兩年，有三名工人被解雇。黃微記得，周曾經說過，炒一個人賠幾千塊沒所謂。這讓他們覺得周權力很大。更何況，當時他們只簽訂了一年期合同，為保住工作，更不敢得罪周。
綜合數名工人的說法，環衛站在去年選出兩名副站長之前，該職位一直空缺，且站內事務也沒有員工手冊可循，即工作安排和福利分配都沒有標準——大部分受訪工人表示，根本不存在員工手冊，只有一名工人說它貼在辦公室墻上。
這使得作為站長的周恒良，對站內諸事務有更大的決定權。
“(周)不滿意，所以就否定了這個(選舉)過程......我們都投了另外一個人，沒有投給他預定的人，所以就干脆不要你們員工投票了。”林東如此描述發生在2017年前后的副站長選舉。他記憶中自己投過票的兩次選舉中，周恒良心儀的人選都沒有選上，于是結果直接作廢，副站長繼續空置。到后來，就只有管理人員才有投票權。鐘文濤也確認曾有此事，他直言站內很多選舉都不透明，從不公開唱票。
關于此事也有不同的解釋。環衛站內的綜合管理人員陸春生對全現在表示，此前副站長空置是因為未有合適的人選，那時有過提名，但沒有實質選過;工人李豪則說，現在副站長是全體工人投票選出的。
對于周恒良本人，工人們的評價也存在一定差異。有工人說，可以和他打成一片，一起抽煙、一起玩;亦有人說，他有威嚴，大家都怕他。張芳則形容，周恒良像一只狡猾的老狐貍。
在黃微看來，周恒良的管理方式是愛挑撥離間，讓工人們相互看不順眼，他則更好管理。例如周恒良會告訴她，某某同事在打她小報告。所謂的小報告是否存在，黃微自己也難以分辨，周恒良甚至向黃微同在站內工作的大姑謊稱，黃微一直妒忌她。
工作得越久，黃微越發覺得，環衛站內難以找到能信任的工友，她用“復雜”來形容環衛站的內部。在這里，“關系”是一個高頻詞，就像站內的硬貨幣。
按照工人們的說法，現在全站90多名工人中，有40多人是湖南籍，又以周恒良同鄉的衡陽人和耒陽人為主，盡管耒陽系衡陽下轄縣級市，但兩地工人并不認為彼此是老鄉。工人們大多是一個搭一個地由老鄉介紹而來。這種背景結合周恒良的管理方式，使得站內的“關系網”無處不在：環衛站入職要靠關系介紹;員工宿舍要靠關系拿到大一些的房間;甚至連加班都得靠關系——加班是增收的途徑，對環衛工來說，加班機會形同隱性福利。
這個關系網絡就如同一個以站長周恒良為中心的差序格局。
張芳自稱是關系網絡中“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她既不是站長的衡陽同鄉，也和站長沒有任何關系。至于工友關系，張芳認為，“表面上都還挺好，但好像有分幫派一樣，跟他(周恒良)關系好的，大家就會疏遠一些。”黃微也屬于“局外人”，她被安排到工作量較大的街區，一家四口分配到的宿舍只有7.6平方米。
談到為何不向街道辦反映性騷擾問題時，兩名女工均提到了一個詞——“官官相護”。“我們是弱勢群體，他們是官官相護的。”張芳認為，“投訴反映的話，沒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工作上會刁難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是玩笑還是性騷擾
黃微同樣認為反映情況無用。她選擇直接在法院立案起訴，就是希望能繞開這套充斥著關系的系統，用更有保障的方式維權。
2018年8月，黃微的忍耐到達極限。
此前，她已經把周恒良微信拉黑了半年。后來在工作場合遇到，又不得不重新加回好友。她沒想到，已經過了兩年半，周恒良的性騷擾不僅沒有停止，還發展至在崗位上說喜歡她，并提出以金錢和她進行性交易。
“以前沒有證據，不敢說......不然他會賴到我頭上，我會背黑鍋的。”黃微意識到，想要把被性騷擾一事公開，勇氣和證據缺一不可。
決定舉報周恒良后，黃微開始在上網查有關性騷擾的消息，轉發、點贊一些反性騷擾案件。她先后花了800元買錄音筆，但不太懂操作，只得找人幫她裝好手機錄音軟件。接下來的一年多，她一見到周恒良走過來，就偷偷把手機攥在手里，按下錄音鍵。黃微說，剛開始取證時，她還有些心虛。但后來被性騷擾的次數實在太多了，取證反倒沒那么難了。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是黃微的休息日。早上七點多，她就到了越秀區法院辦立案。那天她做的唯一準備就是心理準備，“工作大不了不干了”。立案三天后的晚上，環衛站所屬的白云街街道辦及街黨工委發出公告稱，將由街紀工委派出監察組進行核查，并“暫時停止街道環衛站站長周某某職務”。
微博@廣州越秀發布 公布的官方通報
全現在致電周恒良時，他表示現在不方便對此案作出任何回應。此前接受《羊城晚報》采訪時，他表示，自己并沒有性騷擾，只是開玩笑。
環衛站內的綜合管理人員陸春生告訴全現在，目前這個案件還很難講，“有的人喜歡開玩笑，有的不喜歡，不喜歡就會當回事”。他表示，以前沒有聽說過站長會給女工發性騷擾圖片，但是開個玩笑是有的，“這些是免不了的，大家都這么熟了，長時間在一起，有時無聊啦，沒什么事了，開個玩笑是有的。你跟他說自己不喜歡聽玩笑，他也不可能繼續跟你開。”
男工人李豪也認同這個說法，他不相信站長會做性騷擾的事，并強調站長就是愛開玩笑。當得知有證據顯示站長直接提出想和工人發生關系，李豪的回復是，“跟你不認得不會開玩笑”。至于性暗示的圖片，李豪說男工之間也會相互發，“男人嘛，人家發這些照片有什么關系的，又不是真的。”
甚至張芳自己也覺得，發圖片的行為難以界定是玩笑還是性騷擾：“在那方面，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騷擾，也可以大方一點，理解為他開玩笑，說嚴重一點的話，就可以說是一種性騷擾。”
此類訊息是性騷擾還是“開玩笑”，在此前的司法實踐中，也曾有相關案例。據北京朝陽法院的消息，在2004年一宗性騷擾短信民事訴訟中，被告向原告發送帶有淫穢性和威脅性內容的短信，并在事后辯稱兩人很熟，這是開玩笑;而法院則認定這是性騷擾。在判決書中，法官將性騷擾定義為“違背對方意愿，故意侵擾對方性權利的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同時法官指出，要判斷性騷擾，可以從被騷擾者和騷擾者的主觀狀態、騷擾的客觀行為，以及侵犯的權利客體這四方面作分析。如果騷擾者客觀上有騷擾行為，主觀上存在有性意識的故意，而且在明知違背被騷擾者的主觀意愿的情況下進行騷擾，侵犯了被騷擾者的性權利，那么即可認定為性騷擾。
審理上述案件的法官董立強在回顧案件時，更有此評價：“被告不能以熟人之間‘開玩笑過火’作為耍流氓的遮羞布。”北京朝陽法院稱，此案的審理推動了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條“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的制定。
四、立案之后
7月27日，一個尋常的工作日，黃微騎著單車上街掃地。立案后，她心里輕松多了，再也不用守著這個秘密。除此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都沒有任何改變。
得知此事后，林東曾問過妻子，為什么不早點告訴他。黃微的回答是，自己怕夫妻倆會因此吵架。現在，林東很支持妻子起訴的決定，“這(周的行為)已經到了女人的底線了。”
環衛站內部則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工友都盡量不去和黃微接觸。陳小霞透露，有老鄉提示她不要跟黃微來往。兩人在路上遇見，陳小霞還是保持著朋友的熱情，牽了一下手，但她的下一句話是：別讓人見到我跟你在一起。
黃微對此也心照不宣，“到處都是他的人。”他，指的就是周恒良。走在路上時，她總會留心身邊是否有同事，有時正說著話，會突然停下來，過一會才再開口：“剛經過那人是他老鄉。”
在環衛站的管理架構中，有一個巡檢的崗位，主要在車上巡視工作，監督一線工人，以及處理機動任務。如今面對巡檢，黃微總有種被盯梢的感覺。她發現，在立案后，檢查人員上班的時間明顯更早了。她懷疑是刻意想抓她遲到。另外還有老鄉提醒她，有人在工作崗位上拍她的照片。
性騷擾案件原本只是原告黃微和被告周恒良、環衛站三方的事，但在關系復雜的環衛站，一旦要更換領導，勢必觸及普通工人的利益。周恒良的老鄉曾對黃微說，你怎么這么狠，舉報了他，讓我們“一鍋熟”(大家一起完蛋)。
據全現在了解到的信息，在廣州環衛系統內，白云街環衛站的待遇算是最好的一批。且由于周恒良在管理上不愛罰款，所以即便不是“關系戶”的工人，待遇也屬不錯。環衛工人蔣軍直言，這個案件對他們普通工人也有影響，“如果來一個好一點的(新領導)，就差不多，但如果來一個差一點的，那就肯定有影響”。
也因此，據黃微透露，在同站工友中，比較支持她的人只有三、四個，而且也只敢暗地里支持。黃微也把案情跟商場里的同事說過——她晚上會在商場做兼職。不同于站內的工友，商場的同事都在為她加油。
鐘文濤一直不喜歡周恒良的管理模式，覺得他愛搞老鄉關系，工作上不透明。他說，如果這件事能把他搞下來也好，為女人除了一個毒瘤。
五、停職站長已回來工作
立案后輕松的日子只過了半個月，出乎黃微意料的是，比調查結果更早到來的，是周恒良的復工。
7月6日是黃微立案以來最難熬的一天。她見到周恒良在辦公室里像以往一樣上班，她難受得邊掃地邊掉眼淚。
黃微把周恒良復工的情況告知給街道紀工委。對方的答復是，周現在是停職不是開除，他還是環衛站的工作人員，但不能坐辦公室了，他現在的崗位是擺單車。這一工作安排，也得到了另一名工人的確認。
全現在于8月3日及4日，致電環衛站辦公室及白云街街道辦，詢問周恒良目前的工作狀態。環衛站辦公室表示，對于周是否已復工并不清楚。街道辦工作人員則表示，此事主要由紀委、監察在跟進，具體情況不算特別清楚。但據街道辦所知，周恒良并沒有復工。而白云街黨工委書記楊海濤則拒絕回應周恒良是否已復工，僅表示周已經停職。
從黃微收集到的周恒良的7月工作照可見，他并沒有像其他普通工人一樣穿工裝，而是像做站長時一樣穿著便服。鐘文濤則稱，7月28日上午，他見到周恒良在工作場地指揮工作，跟以前做站長時沒有差別。
全現在取得的一份白云街環衛站7月至9月的排班表顯示，周恒良的名字排列在左上角的第一位，并且享有雙休——這是管理層才有的待遇，一般工人都只是單休。對比周恒良尚未停職時的排班表，新一期排班表與舊的無明顯差別，只是新一期排班表將有“管理人員”字眼的表頭全部去掉。
環衛站2020年7月至9月排班表
這起性騷擾訴訟將在8月中旬開庭審理。同列被告席的，還有作為用人單位的環衛站。黃微坦言，自己對法律并不熟悉，在立案時是聽取律師意見，將環衛站一并起訴的。律師提醒她，環衛站是工作單位，有保護女工的責任。她也認同這一觀點，覺得這樣做能保護到更多女工。
白云街環衛站辦公室告訴全現在，站內一直有聯合工會、婦聯做防治性騷擾的措施，但具體措施的細節不方便透露。
2012年國務院頒布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北京振邦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長期關注性騷擾議題的律師李瑩對全現在分析，基于這一規定，用人單位負有設立性騷擾防治機制的法律義務，而這套防治機制應該包含有單位明確規定禁止性騷擾、預防培訓、接受投訴及處理的制度、懲罰措施等。
“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司法實踐中，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李瑩告訴全現在，根據他們對司法大數據的研究，在涉及性騷擾的民事訴訟中，還沒有發現判決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判例。這一司法現狀，與有關法律法規未明確單位的法律責任有關，雖然單位有防治性騷擾的義務，但如果單位沒有履行此義務，并沒有直接對應的法律責任。
今年5月通過的《民法典》，在第1010條中規定了“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李瑩表示，《民法典》使單位責任的內容更具體了，但也并未明確單位的法律責任，如果想追究單位法律責任，根據《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可能需要從性騷擾行為違反職務行為、或是單位違反勞動安全義務的角度來進行訴訟，其操作難度依然較大。
目前，黃微提出了三點訴求：周恒良賠禮道歉;環衛站開除周恒良，并禁止其在越秀區環衛系統內任職;環衛站承諾不會對黃微一家打擊報復。
三點訴求中，黃微夫婦最在意的，還是第二點。林東擔心，“要是(周恒良)調去別的站，過兩年又會回來，到時候一定整死我們，我們一家人都沒好日子過。”
對于當事人希望環衛站開除周恒良，并禁止其在區環衛系統內任職的訴求——能否通過此次民事訴訟實現，李瑩直言“不好判斷”。李瑩舉例，自己代理的一起職場性騷擾案件，在法院判決生效，已認定被告人構成性騷擾后，這名騷擾者依然在原單位工作。當律師向這一單位去函要求解雇騷擾者后，單位也沒有作任何回復。
李瑩認為，總體來講，從法律規定到現實執行，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目前的案例來看，在現實中的執行還是非常不夠的。”
截至發稿，監察組針對周恒良性騷擾問題的調查尚未公布結果。白云街紀工委辦公室人員表示，調查尚在走流程，有結果后將會統一向公眾公布。問到一般情況下，如果查實有性騷擾問題，將受到何種處理，該工作人員稱，因為在紀律處分條例上，未有直接寫明“性騷擾”這一違紀行為，此前他們也從未處理過性騷擾的調查案件，因此無法回應這一問題。
據了解，立案后，黃微也一直試圖通過三方協商調解，來實現她的訴求。在環衛站工人之間，近期流傳出周恒良要拿20萬和黃微私了此事。但黃微表示，完全沒有這件事，而且她很怕大家以為自己是為了錢，才去起訴的。
黃微特意叮囑律師，在協商時不要主動談賠償金額——她怕會成為話柄。
問到多少錢，她會愿意和解。黃微脫口而出：“給我200萬也不要。”
文內除周恒良、陸春生、李瑩、楊海濤、董立強外，其余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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