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大量游走在城市中的年輕人，他們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甚至與沖突方沒有任何血緣地緣業緣關系，但當事件發生，他們卻走上街頭沖在抗爭的最前列。我們把這個群體稱為“在游族”，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或內地的小城市，在城鄉結合部或工廠文化中成長，父母打工或做小生意為生，他們一般受過中專或職高教育，但也有一個大學夢，年紀不大但社會歷練不少，徘徊在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之間。“在游族”的沖擊性力量首先取決于他們對這個城市的超低認同，而他們作為一個具有非常強烈的結構性力量，甚至可以理解為未來中國社會運動的生力軍。一個有生機的城市一定是非常開放的城市;一個有生機的國家，一定也是對外來移民包容接納度高的國家。因此，不僅僅是地方政府要出臺包容性政策，城市居民也必須有一個包容心態來對待“在游族”。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2009年，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愛麗絲·戈夫曼博士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發表了她的調研報告《在逃：費城通緝犯》，這篇報告描述了費城第六街區黑人青年的生活。五年后，在美國中部密蘇里州的一個名叫弗格森的小鎮發生的一起黑人被槍殺事件引發全美數百個城市的騷亂，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槍殺這種事情在美國并不少見，種族歧視問題經常被拿出來討論。但是在愛麗絲看來，黑人青年生活在底層，沒有前途，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才是問題的關鍵。愛麗絲在她的報告中向讀者展示了一群漫無目的地在城市游蕩，大多數時候又需要四處躲避警察的黑人青年的生活，并用“在逃”一詞來形容它。許多黑人青年生活在公共秩序之外，美國政府花費了大量警力來對付這群時刻都可能成為犯罪分子的“在逃族”，卻從沒有想過如何調動公共資源來改善他們的處境。
愛麗絲·戈夫曼博士的觀察并不孤立。2010上半年，中國最大的代工企業深圳富士康公司發生多達17起工人連環自殺案，工人為什么要自殺?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管理學家等都想盡辦法進行解釋，富士康公司甚至不得不在宿舍拉起鐵絲網以防工人再跳樓，還請來民間方士在廠區設臺燒香祈平安。2011年，廣州增城區新塘鎮發生持續三天的大規模外來工人騷亂事件，其起因是城市治安人員對一位四川籍懷孕女工在街邊違章擺賣的粗暴執法，此次事件引發數萬外來農民工的抗議，結果導致警車被毀，政府大樓受到沖擊。類似的事件后來連續發生在廣東潮州和中山沙溪等地。
從看似不足一提的街邊沖突、勞資矛盾上升到官民沖突，再上升到族群沖突，中國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似乎正面臨一個轉向——這些事件起因都非常簡單，完全是一個常態社會經常發生的小事故，最后何以會釀成數萬人參與的特大事件呢?在這些事件背后，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群體：大量游走在城市中的年輕人，他們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甚至與沖突方沒有任何血緣地緣業緣關系，但當事件發生，他們卻走上街頭沖在抗爭的最前列。借用愛麗絲的“在逃”表述，我們把這個群體稱為“在游族”，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或內地的小城市，在城鄉結合部或工廠文化中成長，父母打工或做小生意為生，他們一般受過中專或職高教育，但也有一個大學夢，年紀不大但社會歷練不少，徘徊在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之間。
與愛麗絲所描述的費城第六街區的“在逃”黑人青年不同，中國的“在游族”向往城市生活，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種種社會排斥制度卻使他們在城市生活中受到不公對待和歧視。近10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加速，更多的農二代正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已經成為深圳富士康公司、東莞裕元公司這些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主力軍，但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空間卻被不斷壓縮。
▍拆分型勞動體制
中國限制農民進入城市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58年，國家出臺的第一個管制人口流動的法律規定，勞動力被嚴格地限制流動是計劃經濟衰敗和無效的一個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后，農村興起鄉鎮企業，一批農民走上“離土不離鄉”的致富道路，而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動直到1980年末才開始，1989年國務院辦公廳專門頒發《關于嚴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農民流動到沿海地區打工，“春運”和“民工潮”等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由于廣東等沿海地區引入“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的內地農民離開家鄉來到珠三角地區從事服裝、玩具、電子等加工業。
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84名女工慘死在深圳龍崗葵涌的這家香港人開辦的工廠中，這一事件開始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新興打工群體的關注。致麗玩具廠女工是中國的第一代農民工，雖然每年的國家一號文件都會象征性地對這個群體表達關懷，但實質性的保護措施要么根本就沒有(如公平的社保體系)，要么就是無法落實(如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兩個為主”政策)。2004年，國務院文件第一次把這個群體稱為“農民工”，他們被看成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年后，關于農民工的全面系統性的政策文件《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出臺，這意味著在中國社會農民工面臨的問題已經十分突出，這些問題引起的社會矛盾已不容忽視。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導致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盡管第二代農民工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第二代農民工的特點與第一代已經完全不同，勞動力數量和結構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受到挑戰，不僅是沿海地區，全國各地都出現勞動力短缺。由勞動力短缺所引發的勞動管理和勞動控制也在發生變化。招工難，勞動力成本上升，工人權利意識覺醒，沿海地區許多產業開始向內地轉移，富士康內遷河南和成都等地已經發出了一個明顯的信號。但是另一個問題也隨之出現了，在城市或沿海地區打工的老一代和新一代農民工是否能夠隨著產業內遷回去呢?特別是新一代農民工，他們已經正在適應城市生活，適應了工廠生活，城市政府如何向他們打開制度空間，讓游走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農二代留下來，而不是被邊緣和被排斥。
陳江，一位20出頭的小伙子，祖籍廣東。他的父親陳華輝和母親葉小文1992年來到東莞打工，20多年過去了，他們換過許多工作，但始終沒有離開過東莞，于是陳江成為了一位十分符合世俗定義的“農民工二代”，但他不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甚至有點反感媒體這個稱謂，難道不是嗎?他所在的城市東莞已經稱他們為“新莞人”，政府還成立了專門的“新莞人服務和管理局”。陳江現在已經可以聽懂一些廣東話，平時喜歡看粵語電視節目，雖然陳江否認自己的農民工身份并試圖融入他打工的城市，但事實是他的確和真正城里的年輕人有些不同：陳江的小學、初中都是在當地的民辦學校完成的，初中畢業后他在廣州讀了技校，因為沒有廣東戶口，他不能在廣東參加高考只能選擇讀中專。雖然國家在90年代以后開始逐步放開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限制，但戶籍制度仍然是“陳江們”融入他們生長和工作的城市的藩籬。
居民戶口簿，這個定義中國人基本身份的法律文書只是薄薄的幾張紙，但對于陳江的父親陳華輝來說，這張薄紙是一個非常高貴的東西，尤其城鎮戶口，它是農村人無法企及的“奢侈品”，有時候它可以用錢買到，但更多時候用錢也買不到。1988年，陳華輝高考落榜后用4000元換取了縣棉紡廠“集資入廠”的資格，這相當于當時縣城高中老師兩年的收入，但他的父親為了兒子獲得這個“城里人”的身份“砸鍋賣鐵”，甚至賣掉了家里唯一的耕牛。第一年，陳華輝被廠方送到上海去培訓，實習工資每月80元，三年后他與同廠的葉小文訂婚，葉小文同樣是花了4000元“集資入廠”的，陳家用6000元為女方買了縣城戶口作為訂婚禮物。1992年，棉紡廠正式投產不到三年后就關門，8000元的集資款到現在還沒有要回來，陳華輝帶著新婚妻子到東莞打工，次年陳江出生，今天他也與父母一樣成為新一代的打工仔，延續著父母當年的職業，同時也成為了一名本文所說的“在游族”。
1980年具體到戶籍制度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城市對農民的剝削，這個戶籍機制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進步在于，農民終于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用錢來購買到過去無法獲得的戶口。陳華輝一家傾其全力終于得到了一份城市工作和一張城市戶口紙，但當沿海地區開始大量吸引外資，吸引外地勞動力興辦勞動密集型產業時，陳華輝們所在的城市卻還在通過集資入廠興辦國有企業，這個國有企業的生命注定是要短命的，因此，集資入廠和合法出售藍印戶口這些事件也就對農民的利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已有超過2.6億流動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僅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地就分布著近4000萬外來工人，以深圳為例，本地戶籍人口不到250萬，外來人口超過1000萬，再如東莞市虎門鎮，本地人口不到10萬，外來人口100多萬。農民工不是一個職業，也不是階級稱謂，而是一種歧視性的身份稱謂。農民工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沿海地區一些企業不允許農民工加入工會，理由就是他們不是工人，而是農民;企業不用為這些農民工繳納社保，理由是他們在老家有土地作為保障。作為一個特定的身份產物，農民工一直沒有進入國家政策保護范圍之內，更多的時候，以戶籍作為身份識別標志一直是地方政府慣常和有效的工具，只要不是本地人，在工廠做工，他們都被看成是農民工。
陳江與他的父母就有著這樣一個尷尬的身份，技校畢業后陳江輾轉在珠三角的各個工業園工業區打工，與陳華輝當年不一樣的是，陳江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到處都缺工，到處都是招工廣告。但陳江一直不滿意自己的工作，不斷地流動和跳槽可以看作是陳江對自己的處境不滿的發泄。陳江并不只是對工廠管理的不滿，還包括對自己及家庭的這種漂泊狀態的不滿。影響農民工流動的因素包括市場力量、勞動力生產過程、國家角色和勞動力再生產，其中勞動力再生產包括補償和恢復現有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勞動能力、培育和補充新的勞動者、積累和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技能等內容。在《生產政治》一書中，勞工社會學家布若威區分了早期資本主義利用家庭進行資本積累的兩種模式，在英國，整個家庭都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工人徹底地依賴工資收入，生產關系由家庭體制演變為工廠體制;而在俄羅斯，家庭分裂為兩個獨立的部分，工人在工作地賺得一份工資收入，但工人的再生產則由留在村社的其他成員負擔，生活資料由村社承擔使得低工資成為可能，這實際上形成一種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勞動力拆分機制，今天這種拆分機制在中國已經上演了近30年。
盡管中國的中央政府加大了對農業的保護性投入，農民基本不用再受饑餓折磨，但他們還是要面臨“現金饑渴”，市場化也使得農民必須面對更多的風險，正如社會學家托尼所說，“有些地區的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外出打工尋找現金收入是他們的唯一出路。新自由主義的空間策略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地理不平等相結合催生了農民工這一特殊的勞動力市場，農民工收入不足以滿足他們在城市里撫養子女、居住、教育的開支，他們不得不像侯鳥一樣奔波在家鄉與打工地之間，這種勞動力的高度流動也稱為“流動勞動體制”，國家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戶籍制度在引導農民到具體的部門和崗位并創造剝削性的勞動力移民政策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輸入地政府的許多政策導致農民工的應得利益沒有獲得平等對待，地方政府與資方之間形成了一種地方專制主義治理體系，有學者把它總結為“地方專制資本主義”。
“地方專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機制，對農民工進行的侵害首先體現在戶籍歧視上，陳江和他的眾多伙伴每年不得不在家鄉與東莞來回流動，盡管他們也是在學校讀書，但是接受的教育完全不正規。另一方面，生源減少、生源流失、師資老化，鄉村小學逐漸凋零，有點能力的家長都會想方設法把孩子送到鎮上或縣城讀書，像陳江這樣的留守兒童只能與那些留守教師一起堅守學校。陳江所在的村小學總共才有六位教師，其中有三位是年過60歲的返聘老教師，陳華輝不愿意孩子在這種學校讀書，所以在小學一年級時把他帶到了東莞。
按照國務院的要求，流動人員子女就讀必須執行“兩個為主”的政策，一是以流入地為主，二是公辦學校為主。但是這一政策在地方執行時被嚴重扭曲，流入地城市總是采取各種變通手段來應付上級檢查，最簡單的變通就是要求農民工出具各種證明文件來提高入學門檻，如連續五年的社保記錄、租房或買房證明、無犯罪證明、計生證明等，這些證明還必須在規定時間內交齊。地方政府還對學位數量進行嚴格限制，外來人員的子女很難進入公立學校。陳江在東莞讀書時跟著父母輾轉各個學校，小學六年陳江總共進了四家學校，要么是父親工廠倒閉他們不得不搬家，要么是學校關門老板跑路。
“流動勞動體制”所制造的不公平不僅僅是農民工自身權益受到損害，他們的下一代也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或流入地政府的保障。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教育本身是政府的責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是分割的，地方政府只是希望得到農民工的勞動力紅利，卻不愿意承擔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這種社會保障最主要的就是教育保險和養老保險，陳華輝夫妻直到2008年才進入了一家愿意為他們買養老保險的工廠。城市政府對農民工的勞動力進行拆分，一方面城市政府需要農民工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卻希望農民工的養老和子女教育都留在家鄉解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城市通過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對農村進行掠奪;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城市又通過戶籍制度對農民工進行隱性掠奪，并通過土地征收對農民進行掠奪。
為了盡其所能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陳華輝把陳江送到當地最好的民辦學校讀初中，這個學校校舍是老板買下來的而不是租來的，教師也大多數是新畢業的大學生，學費和雜費加起來每年要兩萬多，這筆支出占了全家的支出一半以上，但由于戶口一直沒有解決，陳華輝覺得兒子的大學夢越來越渺茫了。家鄉縣城的教學質量可能會更好一些，但存在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許多同事朋友的小孩由于沒有父母的看管，染上網癮，打游戲逃課，在街上混日子，所以陳華輝堅持要把孩子帶在身邊。陳華輝經常關注教育改革的新聞，他最渴望的就是國家能夠出臺政策讓外來人員子女可以在當地參加高考，等到陳江初中畢業新政策規定外地戶籍學生可以考當地技校，而當地技校每年都招不滿學生。
陳華輝夫妻最初是希望小孩能夠有一技之長，學些技術找工作。初中成績還不錯的陳江進入技校時還是很有優勢的，因為技校的大部分同學成績都很差，也沒有好的學習習慣。陳江想好好學習，但現實很殘酷，他就讀的技校是國家級重點技校，即使如此教學還是非常松懈，同學們不愿意學習，整天打游戲玩手機，教師無心教學，很少布置作業，即便布置作業也是全班同學一起抄，考試個個都過關。學校負責推薦學生進廠實習，表現好的可以留下來工作，畢業時能夠進入富士康公司工作對于大家來說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了，學生們都知道，他們畢業后的命運就是上流水線做操作工。
▍游在城市邊緣
技校畢業后陳江就成了典型的“農二代在游族”了，“在游”是一種生活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20出頭的陳江已經身經百戰，他輾轉在珠三角的各個地方，不斷地進廠出廠，實在累了或者沒錢了就回到父母的出租屋。母親希望他能夠跟他們呆在一起，這樣可以存下更多的錢，但是陳華輝還是希望兒子能夠出去混，無論如何總比在廠里混要強些。
陳江基本上是個月光族，廣州市2014年職工平均收入是5808元，但是珠三角地區大部分的制造型企業都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工人的基本工資，如2014年廣州是1550元，東莞是1310元，每月連加班費在內的陳江可以拿到2000多元。陳江每月租房平攤200元，吃飯500元左右，如果工廠有補貼的話可以省下一些。但是下班后吃夜宵對他們來說是必須的，一是因為加班后的確很累很餓，二是生活實在太無聊。雖然工廠離父母租房的地方很近，陳江也不喜歡回家住，因為不自由，而陳華輝也從來沒有要兒子交過生活費，因為他自己年輕時過得太苦，希望兒子能過得好一些。
陳華輝在老家蓋了一幢三層樓房，用了夫妻兩人打工20多年的全部積蓄。他們只是簡單裝修了一樓，除了偶爾回去過年，這個房子基本上是閑置的，但是如果沒有房子，他們什么也沒有。陳江有時候抱怨父母不應該在老家花20萬蓋這房子，他想在城里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房子。這些“農二代在游族”對工廠生活游刃有余，每個月領到工資后，一定要和朋友到附近的餐廳里喝上幾頓，大部分人都是月光族，有的甚至到了月末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日常的支出主要包括吃夜宵、玩手機、上網打游戲、唱K，或者去找女工逛街，出門總是要花錢。
如果沒有外部幫助，農二代在游族是不敢去夢想改變自身地位的，陳華輝一輩子都在幫別人打工，所以希望兒子不要打工。陳江想去學修汽車，然后自己開一家修車店，但是開店需要錢，他們脆弱的現狀也無法承擔開店面臨的風險。第一代農民工的主要積蓄都用在蓋房子上，不像城里人買房子可以增值，蓋房子在鄉村是一種靜態投入。城里人總是批評農村人喜歡蓋房子，說他們不懂得市場經濟和資本運作，更不懂得教育投入的收益比。因為低收入，農民工是整個生產體系中最弱勢的一環，他們沒有能力來承擔風險，所以他們的行為非常保守。多數時候，他們不會嫉妒老板賺得太多，而只是關注自己可以拿多少，他們希望四平八穩地擁有一份工作，不會輕易跳槽。他們寧愿把錢存在銀行或信用社，而不敢去做理財?，F在他們寧愿讓小孩早點出來做工而不是讀二本三本大學，因為讀出來也找不到好工作。
學修車的事就這樣一直懸著，誰也下不了決心。陳江有時候覺得打工其實也不錯，想做就做幾個月，不想做就回到家里休息。如果學修車的話，還要忍受最少三年的痛苦，要受老板剝削和管制，看老板的臉色行事，至少現在沒有生活壓力，手上總有零花錢使用，所以陳江就這樣一直漂著。如果工廠不加班，老工人都會離開，因為底薪太低。但是年輕人不愿意加班，他們周末寧愿在宿舍休息打牌也不愿意多做一天活。老板總是抱怨工人不好管理，不愿意做事，不愿意多賺錢。
玩手機是工人最主要的消遣方式，這幾乎是他們全部的工余生活，陳江使用國產智能手機，聽著流行歌曲，走在路上放著很高的音量，上班時也把手機音量調到最大，經常為使用手機的事與管理層發生沖突。所有的工廠都規定不準在宿舍打牌賭錢，事實上所有的宿舍都在賭錢，特別是發工資的那幾天，賺了錢就一起去吃夜宵，有的工人兩三天就輸光了錢，整月都要靠借錢度日。
▍如何落腳城市？
陳江作為第二代農民工的代表，他對城市生活的期待和渴望遠比父輩要強烈，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設計卻是排斥性的，要討論如何讓“在游族”落腳在城市，并在城市自由地生存下來，國家必須調整政策設計，以更包容的觀念和政策來吸引“在游族”，而不是把這個群體逼入城市的死角。
從社會融入來看，“在游族”在逐漸適應城市生活，盡管他們的收入還不能支撐起一個城市家庭的正常開支，至少他們不會成為城市的負擔。“在游族”不斷地更換工作，但他們不需要靠父輩幫助來找工作了，互聯網、老鄉網絡、外省外地的新朋友是他們的主要信息來源。在周末，陳江偶爾參加朋友發起的一些戶外活動，比如去郊野騎行。一開始只是為了消磨時間，后來他們組織起一個志愿者團隊，收集騎行路上的垃圾，參加騎行的大多數是在工廠做工的朋友，陳江還學會了組裝自行車。由于工作性質不穩定，崗位彈性化，單位小型化以及自身流動性過于頻繁，“在游族”基本被排斥在正式的組織體系之外，他們很少加入工會，沒有黨團生活，也沒有單位體制的庇護，因此當他們在工作崗位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大多數時候選擇離職作為反抗的方式，這也是一種弱者的武器。打工三年多，陳江已經做過七八份工作了，葉小文不理解兒子，總是以為兒子做事不專心，心比天高。這是整個“在游族”的問題，頻繁的離職可以看作為陳江們不斷尋找新機會的過程，不滿現狀，只能不斷地離職，不斷地重新選擇，大多數時候他們的選擇又是重復選擇，而不是向上流動。
制度性的融入空間在逐漸打開，廣東省最近幾年在全省推廣積分制入戶，許多已經定居下來的農民工等到了這個機會，他們積極提交各種材料，盡管他們認為地方政府仍然通過各種不合理的管制來限制他們申請，但畢竟已經打開了一扇窗戶。陳華輝錯過了陳江在廣東讀公立學校的機會，所以對積分制入戶沒有太多的興趣，大多數農民工都如陳華輝一樣，最希望小孩能在打工地入讀公立學校和參加高考，按照中央和各省政府的規定，這一政策將會在兩年后逐步實現。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還是隔著一座山，陳江沒有本地人朋友，他們的生活圈子中也幾乎沒有本地人，除了每個月定期來收他們房租的房東外，他們也很少可以見到本地人。
當陳華輝與工友們討論何時回到老家這個問題時，陳江第一反應是自己是不會回去的，他不熟悉老家的生活了，老家也沒有工作機會，沒有朋友，沒有可以玩的地方，而且他不會種田。不只是陳江不會種田，他的父母也不會種田了，50歲再回到老家還能夠做點什么呢。推拉理論可以比較簡潔地解釋農民工為什么要進城打工，當城市的機會和資源遠多于農村時，農民工就不斷地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區打工，1990年代末打工潮進入高峰期，其時也是中國農村經濟最為衰敗的時期，“三農”問題困擾著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今天，又有哪些因素來吸引像陳江這樣的第二代農民工留在城市呢?或者說第二代農民工為什么愿意漂泊在城市而又不愿意回到農村呢?除了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農村生活的陌生外，“在游族”這代人本身具有比較突出的特征，他們沒有了其父輩所共有的鄉村生活經歷和習慣，沒有了鄉村傳統文化習得。當陳華輝試圖向陳江描述鄉村生活的便利和鄉村親緣的濃烈時，陳江總是回應說你們走我不走，這讓陳華輝感到無話可說。在農村，他們還有四畝多水田，每年可以拿到幾百元政府的種糧補貼，陳江的爺爺和奶奶每月有50元的新農保，除此之外，他們與農村已經沒有太多的聯系了，陳江真的還回得去嗎?
移民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動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篳路藍縷才有了今天北美大陸的經濟繁榮和制度穩定;正是一百多年華人漂洋過海，才有了今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圖景。但是，計劃經濟時代，我們通過戶籍制度來限制人口在國內流動，這個制度現在受到市場、社會和文化多方面因素的挑戰，“農二代在游族”這個群體本不應該成為今天向市場快速轉型的副產品。
與愛麗絲的觀察相似的是，如果城市政府不采取一套變革性的制度來為“在游族”融入城市提供方便的話，這個群體將會成為未來中國城市社會動蕩不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已經從廣州增城事件和沙溪事件中看到他們的力量。“在游族”的破壞性力量首先取決于他們對這個城市的超低認同，而他們作為一個具有非常強烈的結構性力量，甚至可以理解為未來中國社會運動的生力軍。
從積極意義上看，也正是他們可以成為城市政府的一支新興力量，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希望城市政府能夠接納他們，他們給城市帶來生機，他們從事底層工作，但有夢想在城市，與父輩相比，他們融入城市的步伐要輕松許多。一個有生機的城市一定是非常開放的城市;一個有生機的國家，一定也是對外來移民包容接納度高的國家。
因此，不僅僅是地方政府要出臺包容性政策，城市居民也必須有一個包容心態來對待像陳江這樣的“在游族”。
黃巖 |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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