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半個月以來，“地攤經濟”在主流輿論場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
曾在7套《致富經》欄目樂此不疲地炒作野生養殖致富神話的CCTV率先出手：
各路媒體也“照葫蘆畫瓢”紛紛跟進：
這廂《北京青年報》報道，四川成都的90后女子擺攤日賺四千，買奧迪獎勵自己：
那邊，《新京報》報道，鄭州小伙每晚擺攤，買了一輛奔馳：
筆者不敢斷言這些擺攤致富的神話都是假的，但這種日入幾千、甚至幾萬的地攤，在練攤界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吧。也別怪人家調侃：“以后編故事的時候，能不能照顧一下我們的智商。”
“允許擺地攤”的本意是解決民眾的就業問題，特別是解“6億月入千元以下”的困難群眾的燃眉之急。這樣大肆炒作“擺攤致富”與當年的“放高產衛星”有何區別呢?當然，炒作“擺攤致富”的不止是CCTV，也有新京報。一邊把當年“放高產衛星”的鍋甩給毛主席、甩給那時的制度，一邊自己放衛星，這就不厚道了吧?
就在“地攤經濟”異常火爆，升斗小民摩拳擦掌，準備“脫貧致富”之際，人日客戶端的一瓢冷水很快就潑下來了：
隨后，CCTV亦表態，支持一線城市不發展“地攤經濟”。6月7日，CCTV發表署名“秦川”的熱評《“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6月8日，CCTV再發財經評論《一線城市不宜推行“地攤經濟”》，所呼應者正是《北京日報》對“地攤經濟”打出的第一槍：《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
在6月4日熱捧“地攤經濟”的“成都地攤經濟觀察系列”報道出爐之際，有些地方媒體已經開始對“地攤經濟”叫苦不迭，甚至像《北京日報》那樣明確說不：
北京和深圳直接來了個“因地制宜”，直白點兒，就是這玩意兒不適合本地;上海與廣州的政策是允許商家“外擺攤”、“借道經營”，不是允許流動商販;大連、太原等地連夜叫停;地處長三角的諸暨要收占道費;原本就可以收費擺攤的鄭州，攤位費迎來暴漲……
在輿論上火爆一時的“地攤經濟”還未徹底落地，就有了要“收攤”的架勢。
從萬眾創業到全民擺攤，還是一樣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
當全民創業淪落為微商傳銷，一哄而上很快就變成一哄而散;
真實的地攤經濟是本小利薄，但的確可以解決一部分困難群眾的燃眉之急，任何的過分拔高和吹捧都是對“地攤經濟”的捧殺。
但是，貧富分化的格局已經形成，作為消費者的老百姓口袋里只有那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錢，總的市場規模就那么大;況且，“平均家庭負債18萬”的壓力猶在，降薪與失業的壓力業已襲來。當消費者可以從地攤上買到物美價廉的小吃和小商品的時候，就意味著一部分小餐館和實體店的生意被搶走。
地租構成了實體店成本的大頭。不需要支付地租的流動攤販的大量存在，對實體店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長此以往，這就等于動了依賴土地食利階層和地產大鱷的奶酪。
相比全民擺攤對“各個城市多年積累的精細化管理成效”(見6月7日CCTV熱評)的沖擊，“地攤經濟”對土地食利的“虎口奪食”恐怕才是讓反對者最擔憂的。
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最先對“地攤經濟”說不的就是房價“高高在上”的北上廣深，而房價同樣不低的廈門、鄭州、杭州等地一直實行的就是定位擺攤、地攤收租的模式。
率先掀起“地攤經濟”風暴的成都，實際上在3月16日就已經開始允許流動擺攤和借道經營了。在北上廣深已經讓“地攤經濟”收攤的時候，此前受到鼓勵的成都似乎并未停止對“地攤經濟”的推進。
筆者小區旁邊的路口，此前一兩個月每晚也就二三十個攤位，昨天傍晚開始，竟然暴漲到上百個攤位：
截至目前，成都暫時還沒有對流動攤販收費。這大概得益于成都雖然排在北上廣深之后、居新一線之首，中心城區房價卻依然維持在2萬一檔的水平。
但這并不意味著成都不依賴土地財政，與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成都仍然是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思路，這就有點繼續做大蛋糕，而不是等地攤經濟來分蛋糕的味道。
規劃500-650萬人口的天府新區目前除了天府大道兩側之外，都還是大片荒地的情況下，成都又上馬了規劃385萬人口的東部新區，而天府新區的房價已經炒到了一萬五以上。未來還有簡州新城、淮州新城……
這種攤大餅式的模式隱憂是巨大的——將來即便把整個四川省的購買力全部吸引過來，是不是足以支撐這個規劃規模，都是未知之數。
不管將來如何吧，至少目前，“地攤經濟”還不足以成為成都土地財政的心腹之患，反倒提升了這個“充滿煙火氣”、“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市政形象，成為“搶人大戰”的加分之項。
蓬勃興起的“地攤經濟”，對成都實體店面的影響同樣是客觀存在的。在成都居民區和商業區，實體店面關門或轉租的數量大幅增加。位于成都四環北側的成都國際商貿城，人流量很一般，一樓還是有點人氣，但是二樓以上幾乎都是關門狀態。在地攤經濟解決10萬人就業的同時，又有多少實體店的從業人員要失業呢?
正如筆者3月份對東南沿海以出口制造業為主的地方官員直播帶貨現象的評論《“出口轉內銷”能救中國制造嗎？》一文所說的：
原本出口給“洋人”的高檔商品撕下銘牌降價內銷，固然可以救得一部分制造企業，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但同時也意味著那些原本供內銷的低端品牌制造企業的市場份額要被蠶食，另一批企業要倒閉，工人要失業。試問，民眾買到了便宜的“高端貨”，還會再額外花錢買原來的“低端貨”嗎?
果不其然，6月7日，海關總署公布的出口數據顯示，5月份的出口持續在下降;而五一小長假前夕，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一些地方，原本該春節前出現的返鄉潮已經提前出現。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句話反過來亦然，“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當然無法應對當下嚴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關于“生產過剩”產生的原因，馬克思早已經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1940年5月，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訪問延安，當看到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的“神奇景象”之后，被徹底折服，驚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的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新中國成立以后，用了短短三年時間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初步創造了一個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免費教育的時代，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失業”問題和“產能過剩”問題。在這樣一個時代，存在了千百年的“擺地攤”曾經消失過二十年，“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又何需去擺地攤呢?
當然，不必感嘆，這樣的時代暫時回不去了。
話說回來，不管“地攤經濟”是不是真能“致富”，起碼億萬群眾是熱烈歡迎的，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地攤經濟”盡管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是，“聊勝于無”，對于低收入的困難群體，“有了擺攤的權力”可能就是救命的稻草、糊口的途徑。
消滅“地攤”的，應當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的公有制，而不應當是“精細化的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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