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農村扶貧，首先要弄清楚貧窮的本質是什么?是哪些因素導致了貧窮?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這一著作中，試圖以連續15年對世界五大洲18個發展中國家的調查為基礎，深入探究和剖析全球貧困的本質。
《貧窮的本質》著作包含了兩個主題：一是導致貧窮的本質是什么?二是全球的反貧困治理經驗為什么收效甚微?同樣的扶貧舉措為什么在不同地區的窮人身上效果不同?
事實上，從《貧窮的本質》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多是依靠非政府組織和市場力量推進扶貧工作，而我國的扶貧始終是政府強力主導下實施，并且把改革、發展和扶貧有機融合在一起，因此，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當然，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討論的一些問題同樣存在于我國的精準扶貧實踐中，值得我們進行深層的反思。
如何建立一種有效的扶貧政策實施機制
在反貧困過程中，如何建立一種有效的扶貧政策實施機制，避免官僚體制和腐敗侵蝕扶貧項目實施尤為關鍵。包括小額信貸扶持資金必須精準評估，只有給予那些有執行力的貧困家庭或者市場主體，才能真正發揮政策效力。
他們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各類產業扶貧資金到底是直接給貧困戶個體，還是給能夠帶動貧困戶脫貧的各類經營實體，或者是投給村集體組織？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當下中國的扶貧過程。
一方面，由于對“精準扶貧”政策理解的片面化，很多地方政府在實施產業項目扶貧時，片面要求把產業項目扶貧資金直接精確發放到貧困戶家庭，這樣導致扶貧項目資金使用分散，項目投入細碎化，反而降低扶貧資金使用效益。
再加上貧困戶家庭自身的生產條件和個人能力本來就相對更弱，包括貧困家庭成員受教育程度、個人能力、家庭能夠整合配套投入的人力物力資本都較低，產業項目使用效率自然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各地試圖通過激勵村集體或者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經營實體參與帶動貧困戶脫貧項目實施，這種做法是否能取得實效也頗有爭議。一些企業、合作社之所以愿意參與這類項目，目的是想獲取政府的相關項目資金扶持。
由于農業產業普遍“靠天吃飯”且面臨的市場經營風險較大，很多經營主體缺乏足夠的產業鏈支持。一旦自身經營的項目失敗，自然帶動貧困戶脫貧的目標也難以達成。
實際上，各地能夠取得較好扶貧效果的產業項目大都是一些具有地域優勢的大產業項目。這些項目大都具有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特征，有相對完善的產業鏈支撐，其扶貧的路徑往往是帶動某個村莊甚至整個區域整體經濟發展，以“大河有水小河滿”的方式帶動貧困戶脫貧。如廣西龍勝縣龍脊梯田片區和貴州龍里縣的刺梨扶貧產業都是這類扶貧成效突出的案例。其中龍里縣截至2016年年底，全縣因種植刺梨穩定脫貧958戶3319人。
究竟是“貧窮文化”還是政策設計影響了扶貧效果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扶貧政策之所以大都失敗，是因為對“貧窮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
例如，政府在給予貧民政策救助，包括給予救濟金、食品購買券的同時，要求窮人付出尊嚴、自豪和私密的代價，而這些恰恰是窮人所看重的。
劉易斯的觀點被延伸解讀為，如果“貧窮文化”很難改變，扶貧政策實施效力也就大打折扣。“貧窮文化”觀點備受質疑和批評，有人認為它會誤導政府的反貧困政策，同時也給扶貧不力者提供將扶貧失敗的責任推到窮人身上的借口。
而這點正是另一位著名的反貧困治理研究者阿馬蒂亞·森所擔心的，他認為導致貧窮的社會排斥可以分為建構性排斥和工具性排斥。其中“建構性排斥”主要是指政策制度設計自身存在的排斥性機制，而“工具性排斥”則更主要是強調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執行偏離。
如小額信貸是發展中國家反貧困的一種主要舉措，不過正如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指出的，小額信貸扶貧設置的社區擔保、嚴格的違約條件限制以及對貸款用途的限制等降低了扶貧的成效。
我國現有的信貸扶貧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大多對貧困戶申請資格方面設置了一些前提條件，而這樣恰恰把一些更貧困的家庭排除在外。
如各地貧困戶都可以申請“貧困信用”貸款，然后把這筆資金“入股”到企業、專業合作社等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并獲得“分紅”收入。
這種模式以政府信用為抵押擔保，能夠當年見效，且貧困戶幾乎不用承擔風險甚至不用任何付出，但是有的地方卻設置了一些門檻，把真正的更貧困者排斥在外。
如貴州某縣規定，家里只有3個勞動力的貧困戶，且在銀行沒有不良記錄，才可貸5萬元;有2個勞動力的貧困戶，可貸3萬元;只有1個勞動力的家庭，則只能貸1萬元;沒有勞動力的貧困戶，則不能貸款。這些條件恰恰把一些真正需要幫扶的貧困家庭排除在外了。
教育扶貧是國際反貧困的一個主要經驗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指出，站在窮人自身的角度來看，就能發現窮人的日常經濟生活中蘊含著獨特而豐富的經濟學原理?；蛟S我們應該站在窮人的立場去設身處地地考慮他們所生存的環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們的經濟生活和思維方式。
對于貧困者而言，他們受到自身主觀條件和外在客觀條件的限制，其生存哲學大多是以維持基本生存基本保障為前提，而不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注意到，窮人們一般不敢也不愿進行冒險性的投資，他們不是不思進取，而是覺得自身無力改變現狀。
我們試圖通過“扶貧先扶志”的方式來改變他們的認知，但是這點恰恰很難做到，或許相比之下，通過發展教育提升下一代的受教育水平（“扶智”）反而更容易些，這就凸顯出教育扶貧的重要性，而這點恰恰是國際反貧困的一個主要經驗。
(作者為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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