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節，一場疫情的爆發牽動著每個人的心，我也在家鄉感受著基層組織在疫情防控中治理和動員。
家鄉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我回家的幾天內周圍對武漢肺炎并沒有太多關注，家鄉城區和鄉鎮的商業活動一如既往，公交車上、各大商場內人潮擁擠，洋溢著過節的熱鬧氣氛。1月20日鐘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存在“人傳人”的傳播后，新冠肺炎的討論逐漸增多。最容易接觸到大量網絡信息的年輕人開始督促父母購買口罩，減少拜年走訪，但此時，中老年群體重視程度還不高。1月23日一早醒來，便看到武漢封城的消息，這成為疫情嚴重的關鍵信號。父母一輩的人之前還覺得走訪親戚無關緊要，現在已經略有猶豫。盡管如此，或許基于村莊人群的分散和相對固定，大家對接觸到武漢反鄉人員可能性預判不大，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做防護的人寥寥無幾。
大年初一，人們的防控意識和行動開始轉變。不同省市相繼出現了新冠肺炎病例引起警惕，密集而迅速更新的電視新聞報道牽動著大家的心，更重要的是鄉鎮政府和村委會防控工作的全面展開。山東省政府于1月24日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讓很多人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而村委會的基層工作是動員村民共同防控的直接動力。
一是從鄉鎮政府到村委會進行宣傳工作。大年三十村委會向每家每戶發放疫情防護宣傳單，內容包括請武漢返鄉人員及時主動上報;提醒大家勤洗手、不吃野味，減少出門等。不過尚未有出門戴口罩的內容，感覺上防護措施還較為“寬松”。接下來宣傳工作不斷加強，疫情防護宣傳車不斷在公路上進行巡邏，宣傳疫情現狀和防護措施;村內大喇叭也開始播報宣傳;線下村委干部和村醫看到人群聚集時也提醒大家戴口罩、不要聚集和出門。宣傳的措施內容也逐漸嚴格，在更新的防控工作宣傳單中，再次強調不戴口罩不去公共場所，增加了“紅事一律不辦、白事一律簡辦”等。
盡管有些措施，比如宣傳單發放，不能使得識字水平有限的老年人獲得清晰完整的信息，但也不乏效果：一方面這些措施自身就是信號，提醒大家疫情嚴重，共同防控是每個村民的一種責任，引起中老年人的重視;另一方面，多方面的宣傳措施與村莊的社會網絡融合共同發揮作用，村干部線下的提醒和監督工作，家庭和家族內部的互相提醒，親屬之間疫情信息的共享，在村莊這一熟人社會中促進了防護措施的傳播。
在不斷的宣傳工作下，人們拜年串門，親戚走訪急劇減少，多數人宅居在家，偶有出門遛彎打牌娛樂的村們也被村干部勸返，戴口罩從年前的不好意思到年后的習以為常和自覺自愿，家人們互相提醒勤洗手，個人防疫全面打響。
二是封閉交通和村莊。1月28日初四市長運公交和市內公交開始停運，進一步減少了人口流動。村莊于1月26日初二逐步開始封閉，村委干部開始在村莊的幾個路口設置簡易路障，禁止外地車輛進入，勸阻村內人員外出。對于這一措施，村民們也大都配合。盡管并非百分之百的封閉，村干部對于熟悉人士，在明確其未接觸過武漢返鄉人員后還是同意其進入，在平衡封閉要求和安全性中發揮了一定的靈活性，這或許也避免了人們之間矛盾和沖突。本村的封村措施較為溫和恰當，但不同地方的封村執行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比如有村莊通過挖掘機將路挖斷或者進行堆土阻擋來硬核封村，造成救護車輛難以出入，妨礙了必要的交通需求，忽視了緊急情況的處理。
三是排查武漢返鄉人員。年前，我所在的村莊已經開始統計武漢返鄉人員的回鄉日期、車次、居住地址和聯系方式等信息，村醫開始進行體溫監測。據居住在市內其他地方從武漢返回同學的詢問，1月20日村委登記其返鄉日期，并沒有測量體溫等行動;直到1月27日，村委開始要求每日測量體溫并上報，此時距其返鄉已超過了14天，繼而鎮政府電話來訪回鄉時間。據此同學描述，年后還有十幾位村委和村醫人員“全副武裝”來探訪，自己在家院子里時也要戴口罩。從信息統計、體溫檢測和隔離過程來看，村莊的疫情防護工作開展較晚，在武漢返鄉人員回鄉的最初14天內防控欠缺。
在信息統計和排查過程中，縣區內所有武漢返鄉人員姓名、所乘車次、身份證、具體聯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等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在微信群中不斷傳播。對于其他群眾來說，了解返鄉人員的分布和活動路線有助于在明確當地疫情現狀的基礎上減少恐慌，做好防護工作。但對武漢返鄉人員來說，卻承受著信息泄露的風險，一位從武漢回來的大學生表示“感覺有些工作人員法律意識不強，工作太過粗暴，自己的信息和權利受到漠視”。一方面，面臨傳染性疾病時，對潛在傳染源和行動路線信息的及時公開十分必要，有助于提高人們的防控意識，互相監督和提醒，從而合理地安排防控工作;另一方面，信息公開需要重視方式方法，不可忽視對個體權利的尊重，需要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以減少矛盾，例如在返鄉人員的分布信息公開的行動中，完全可以通過選取關鍵信息，例如社區地址、所乘車次來進行公布。
除了信息公布不當，我還了解到其他排查和隔離措施，例如在返鄉人員的大門口拉上橫幅，門口貼溫馨提示。這能直觀而迅速地做到宣傳告知，在緊急情況下尚可理解，但新聞中將家門用木頭密封的做法令人費解和不滿。對病毒未知的恐懼，人們之間不信任和恐慌心理，促使產生了對武漢和湖北回鄉人員的非理性行為。隔離是必要的，但在隔離措施的落實細節中還需注重平衡有效性和人性化，避免社會恐慌心態的加重和非道德非理性行為的出現。
疫情防控下的群眾參與
網絡使用的普及為村民群眾參與疫情信息的分享提供了平臺和渠道，成為重要的宣傳窗口和參與渠道。村莊的微信群以中年人為主，在疫情逐漸嚴重的時候，人們紛紛分享疫情現狀、防護措施、不同地區的防控政策、辟謠信息，還包括有關疫情的文藝作品。首先，人們通過信息的分享和交流中傳播防疫知識，提高防疫的意識和責任感。同時，其他地區防護措施的網絡傳播也為本村工作的開展和施行提供借鑒，有助于人們對防護工作的接受和支持。除此之外，人們在微信群形成的集體聯系中也形成了共同應對疫情的氛圍，緩解了大家內心的恐懼和焦慮。雖然微信群也存在謠言傳播，諸如飛機噴灑消毒水、某些地區發現確診病例，但據我觀察，辟謠信息和權威報道相繼出現，多元化的分享和信息的及時更新抑制了謠言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另外，村民群眾也參與得到鄉鎮政府和村委會主導下的線下防控工作中。我所在村莊共有七八名村干部，人數有限，為分擔干部的執勤壓力，村委干動員村民群眾自覺自愿報名參與到封村的執勤工作。截止目前，三十多位村民報名參加志愿者，排班輪流每天到村口執勤。還有村民為志愿者們捐贈食物、生活用品、消毒液等表示支持和感謝。抗擊疫情成為集體的共同目標，人們思考著“我能做什么”。由此，村民群眾的力量得到動員，在自覺參與和互助合作中促進疫情防控持續有序地進行。
祭祀是村莊的傳統，在面臨疫情時，少數六七十歲的老年女性也通過祈福活動為家庭和村莊的安全做出努力，祈求地方神的庇護。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家鄉的民間信仰儀式和參與的群體規模在縮小，但不可否認其對于增強人們應對危機的信心，減輕焦慮和恐慌的社會心理發揮著積極作用，也推動更多人參與到防控中。
從疫情防控情形來看，在疫情指令下達后，我所在村莊的基層組織的運作效率較高。在政府和基層自治組織的領導和帶動下，群眾參與防控被調動起來，兩者相互配合，促進防控工作有序穩定進行。加上市內沒有確診病例，恰逢過年有充足的食物儲備，鄉鎮商店還部分營業，武漢返鄉人員較少，村莊也算是平靜安穩。
這場無硝煙的戰役仍在繼續，無數的人們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奮力抗擊疫情，在人民群眾力量的匯聚中，勝利終將到來。而我們也要牢記苦難中的犧牲，牢記在這場艱辛斗爭中涌現的種種問題，在不斷反思中推動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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