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 月 21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上一年 GDP 數字，算下來人均 9500 美元，并且預期 2019 年增長率 6.3%。
雖然在達沃斯上，這個數字又被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調整到了 6%，但依然可以保證中國人均 GDP 在建國 70 周年的 2019 年超過 10000 美元。
從 1970 年開始，人均 GDP 的檻經常被提起，一開始是 3000 美元，后來韓國、臺灣超過 5000 美元，現在中國把目標定在了 10000 美元。
這里受通貨膨脹影響。其實按今天的幣值計算，這個門檻都在 10000 美元左右。到現在，全球的人均 GDP 都超過了 10000 美元。
第一個跨過這道坎的是 1913 年的美國，很容易理解。只是當時還沒什么人關心 GDP 和人均 10000 美元。
之后是歐洲國家，多在二戰之后;到 1980 年代輪到東亞，借助美國和歐洲的制造業轉移，當地生產形成了 GDP，拿了工資的工人們增加消費，又有了新的 GDP。
有時候這個數字能說明一些問題。一些國家和地區在人均 GDP 超過 10000 美元時社會形態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
但它也有局限。GDP 代表的是??一個地區整個經濟產出總和。但這些龐大的數字只代表經濟體在一段時間內所有產成品的價值。它無法體現收入分配差異。兩個國家的人均 GDP 可能相似，但因為分配方式的不同，實際收入可能差距甚大。
《好奇心日報》挑選了 10 個國家和地區，它們分處不同地域，在過去一個世紀的不同時期邁進了人均 10000 美元。它們的意識形態各不相同，提高經濟產出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各國 GDP 數值來自世界銀行和經濟史學家 Angus Maddison 的統計數據，再加以通脹換算。
我們看了這些地區到達 10000 美元前后所發生的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對于身處期間的人來說，躍過一個數字并沒什么可見的影響。工作在繼續、生活在繼續、問題也在繼續。
美國，1913
美國第一次人均 GDP 達到 10000 美元發生在 1913 年，有理由相信，若非一戰在次年爆發，美國于 1917 年參戰，這條曲線會一直上揚。
紐約的影響力雖不及現在，但已勢如破竹。《紐約時報》記者 Holland Cotter 形容它“沸騰”、“狂熱”。華爾街對倫敦國際股票市場的撼動已然顯現，此后兩地會展開長達 100 年對全球資本的爭奪。在第五大道，有約 10000 名女性上街游行，爭取投票權。這是喧囂的另一面。
1. 填字游戲印上報紙
大部分時候，這個國家的人們生活平穩，懂得如何找點樂子。這個圣誕假期，在街頭買一份《紐約世紀報》，會發現一種新鮮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填字游戲。這大約是填字游戲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
幾年之后，這種“練腦子”的游戲才變得流行起來。在它的鼎盛時期，每周有 5000 萬美國人都在玩，不分年齡、職業。后來，填字游戲成為報紙的標配。《紐約時報》是在 1942 年開始在周日版增設填字游戲的，欄目編輯會根據星期調整難易程度。
最難熬的周一，謎題會是一周中最容易的版本。
2. 梅西的櫥窗
或者在一家百貨店門口駐足，也挺有意思。十多年前，紐約的梅西百貨就破天荒地在圣誕季裝點了櫥窗，到了 1910 年代，梅西百貨把門店開到了紐約之外，還登上了紐交所，去梅西百貨看櫥窗陳列成了人們(特別是女人和孩子)在假日的例行節目。
1913 年也不例外。站在櫥窗前，人們也許根本不會想起，梅西百貨的老板伊西多·斯特勞斯和妻子艾達·斯特勞斯在一年前遇難。一年前，這個國家準備好了迎接更多頂尖的世界富豪，和希望在這里尋求新生的打工移民，但最終留下一道陰影。開往紐約的泰坦尼克號在 1912 年 4 月 10 日起航，途中撞上冰山，有 1514 人遇難。
消費主義的氣氛濃厚，歷史學家們認為其標志之一是另一家零售公司西爾斯百貨早年提出的口號“百萬富翁級的商品，百萬人付得起的價格”(“goods for the millionaire，at prices in reach of the millions”)。通過郵購手冊，西爾斯把產品賣到全國各地，創造了標準化的美國消費，也涵括了農村的消費者。
和后來的郊區化不同，這一時期美國人口的流動是朝向城市的，通過百貨公司的郵購手冊，德國學者 Lofgren 指出“孤立的村莊和個人以一種非常緊密的方式與新興城市連接在一起，這種現代化過程也讓整個國家成為一體”。在 1913 年，美國人均 GDP 超過 10000 美元的這一年，西爾斯的銷售額早就超過了 1000 萬美元。
3. 可口可樂女孩
可口可樂公司在 1888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張免費兌換券 coupon。免費作為一種促銷手段最終還是為了讓你花更多的錢。到了1913 年，可口可樂累積兌換了 850 張優惠券。他們還找來了藝術家 Hamilton King，在日歷和餐盤上繪制插畫。
Hamilton King 的作品是一位類似《窈窕淑女》中奧黛麗·赫本扮相的“可口可樂女孩”，摟著新購入的一堆物件，小巧的手袋垂掛下來。可真是巧了，電影《窈窕淑女》是根據蕭伯納的劇本《賣花女》(Pygmalion) 改編的，這出舞臺劇劇本在 1912 年寫成，1913 年在維也納首次公演，1914 年 3 月來到紐約。盡管這位英國作家笑話美國人“100 個人當中 99 個是傻瓜”，但他的戲劇卻在美國最早受到歡迎。
4. 啊，立體主義，真讓人恐懼！
歐洲的藝術是新潮的、高級的，美國人趨之若鶩。在 1913 年，他們為一場名為“當代藝術國際展”準備了最大的熱情，排起長隊，但踏入立體主義的展廳后便目瞪口呆。
1913 年 2 月 17 日，紐約曼哈頓的第 69 團軍械庫接待了上萬人，有 300 多位來自歐洲和美洲藝術家的 1000 多件作品正在展出，包括巴勃羅·畢加索、康斯坦丁·布朗庫西、保羅·高更、馬歇爾·杜尚、亨利·馬蒂斯。
最終，一位藝術鑒賞家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 Harriet Monroe 說：“它讓我對世界感到恐懼。這個時代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會把這樣的東西放進美術館，還稱之為藝術。精神病醫生真該好好研究下這些人的大腦，這些帆布——我沒法兒稱它們為‘畫’，應該掛在精神病院的收藏室里。”
這些“帆布”隨后被運往芝加哥和波士頓，估計參觀者有 15 萬人。
美國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在《從黎明到衰落》里提到了這次藝術展，他說，前總統羅斯福為該畫展寫了一篇評論，前幾段寫得極為禮貌客氣，之后下結論說最新的一派畫家是“狂熱分子”。雅克·巴爾贊還指出立體主義席卷歐洲、后又在美國流行，“與平民主義的浪潮有著一種微妙的關系”——消除可辨認的東西，特別是在立體派肖像畫中消除人臉，意味著新出現的大眾淹沒了個人。
“當然個人依然存在，但默默無聞，是成千上萬類似的原子中的一個。現在幾百萬人個個都十分重要，但在地位和習慣方面又無從區分。”
5. 好萊塢誕生了
要滿足幾百萬個重要的人，讓他們都心滿意足，穩妥保守的標準化消費、娛樂日漸形成。好萊塢當然功不可沒。
在 1913 年之前，無聲電影的制作中心還在紐約，但那兩年電影制作公司和投資商都跑去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來躲避托馬斯·愛迪生的電影制作工藝專利費。大制片廠環球在 1912 年成立，派拉蒙成立于 1914 年，20 世紀福斯則在 1915 年。
6. 高一點兒，再高一點兒
一位叫 Frank Woolworth 的商人改變了紐約的天際線。1913 年，在百老匯 233 號拔地而起一座 241 米的 60 層建筑。Frank Woolworth 靠賣便宜貨的十美分店 “Five-and-Dimes” 發了家，打算把公司的新總部搬到這里。
被委任的建筑師 Cass Gilbert 后來成為了一位摩登大樓愛好者，但最初 Cass Gilbert 只是打算為 Woolworth 公司設計一棟標準的 12-16 層的商務大樓。Frank Woolworth 認為這不夠，他希望能超過邊上的紐約世界大樓，20 層，高 110 米。此后，幾易其稿，大樓越來越高，從 170 米的 40 層建筑變成 45 層，和盛佳大廈(singer Building) 等高，又改成 190 米，超過盛佳大廈 2.4 米。在向公眾公布最終設計稿時，圖紙上的大樓有 45 層，高 191 米。
4 月，伍爾沃斯大樓最終建成，已經接近 210 米，終于成為整個紐約市最高的建筑，也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建筑。
圖片來自 wikipedia
7. 提高效率，商人的天職
卡爾·費舍爾(Carl Fisher)是一位早期的汽車制造商，計劃從紐約的時報廣場起，修一條水泥公路，到舊金山的林肯公園。鐵路線已布滿全國，1916 年的路網長度有 254251 英里。但整個美國尚未有一條長距離的公路。汽車制造商們首先意識到了公路的重要。汽車在平整水泥公路上的表現比在泥地里好得多。費舍爾希望找幾位同行，籌資修筑鐵路。這對汽車的銷量也有好處。
亨利·福特，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汽車制造商，對這項提議并不買賬。他認為修路這件事應該由政府來做。
亨利·福特了解什么是政府的責任，什么是商人的天職。他在 1908 年生產出 T 型車，將其定位成“人人都應該擁有”的消費品。
1909 年，他在《紐約時報》撰文解釋福特采用了什么系統，如何可能在“低價位的車中納入高價位的品質”，提供了七點答案，其中包括大量采購、大量生產，減少配件的數量，提高銷售效率和節省成本。福特公司還花了 25 萬美元配置了新的生產機器，從毛坯鑄件到組裝式的距離縮短了 1/10，人力減少了 1/3。
不過福特公司要實現真正現代化的生產要等到 1913 年。福特說，他在芝加哥的屠宰場見一頭牛先是被電擊，再放血、開膛破腹、分割……這些過程由不同的人依次完成。受此啟發，福特于 1913 開發出了全世界第一條流水線。
英國，1933
1933 年的英國還是帝國，一位國王統治著超過 5 億子民和地球上大約 25% 的人居土地。
但對于英倫三島上的 4600 萬人，人均 GDP 10000 美元完全不是什么輕松的時候，她還沒完全從全球大蕭條走出來。1933 年英國失業率達到 22.8%，以至于沒什么人關心丘吉爾關于納粹德國的警告。
8. 倫敦地鐵線路出新版，其它城市也都照著畫
1933 年對倫敦人生活影響最大的事是倫敦統一公共交通。整個城市的所有地鐵、輕軌、巴士被統一在一起，由倫敦乘客運輸委員會(LPTB)管理。同時測繪師哈利·貝克(Harry Beck)繪制的倫敦地鐵線路圖開始使用。
1860 年代開始建立的交通網絡已經過于復雜，每站間距從 200 米到 60 公里不等。當時按照等比例繪制的地鐵圖過于復雜，很難找到換乘位置。
貝克將地鐵線路做成拓撲地圖，雖然路線位置不符合實際比例，但依然保留站與站之間的前后關系、各線之間的交叉點，如何換乘一目了然。
1908 年倫敦地鐵線路圖
1933 年倫敦地鐵線路圖
新地鐵線路圖大受歡迎，75 萬張在不到一個月就被搶空，它的設計之后被各國城市效仿。
不過就像當時英國經常發生的那樣，新地圖成了貝克上級的作品，直到 1997 年的倫敦地鐵線路圖才加上他的名字。
9. 有電了
英國工程師 Hector MacLean 回憶說，1930 年代家里第一次裝上電燈，父母第一反應是“看那灰有多少，我們得重新上漆了”。
到 1920 年代，電動吸塵器、洗衣機、電熱爐都已經出現。但全球只有在美國，普通人才能用得起電——到 1925 年，一半美國家庭用上了電。
英國只有 6%。當時英國沒有成規模的電力公司，5 個燈泡一天就要燒掉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而 1933 年有快 1/4 的英國人連工作都沒著落。保守黨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在 1926 年推行供電法案，在英國建立國家電網，連接 122 座發電站。
經過五年的建設，英國國家電網在 1933 年 9 月完工，沒有超支而且提前完工。6400 公里長的線纜架了起來，連接起英國各地 122 座發電站。到 1938 年，已經有 900 萬戶英國家庭用上了電。
丹麥，1946
10. 樂高改做塑料玩具
對丹麥人 Godtfred Christiansen 一家子來說，1940 年代初的生活還真是糟糕。他的國家被德國占領，既定的赴德學習計劃因此擱置，留在丹麥繼續給家族生意幫忙，擔任一家木制玩具廠的經理。
但是 1942 年的一場大火把工廠燒得干干凈凈。Godtfred Christiansen 對這場景不會陌生。1924 年他跟弟弟趁父母午睡時對著膠水放火，沒幾下功夫，家里的宅子和玩具作坊就被燒成平地。
好在經營數年的工廠盈余頗豐，很快完成了重建并投產。四年后，也就是 1946 年，Godtfred Christiansen 從公司收入里拿了 6% 買回一臺丹麥玩具用塑料注塑機，并首次將塑料玩具納入家族生意的產品線。
三年后，Godtfred Christiansen 做出了一種可以互相拼插、表面有圓形凸點的塑料積木，也就是今天廣為人知的樂高積木。
德國，1959
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 1949 年成為聯邦德國(西德)的經濟勞動部長。從納粹時代延續到戰后的商品限價、配給制和重稅都被取消。人們重新有了多勞多得的動力。
隨后十年德國的經濟極速增長，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奇跡(Wirtschaftswunder)。到 1959 年，德國人均 GDP 首次超過 10000 美元(以 2018 年幣值計算)，出口商品首次超過英國、達到法國兩倍。
11. 一級方程式大獎賽在西柏林舉辦
1959 年 8 月 2 日，德國一級方程式大獎賽在西柏林舉行。
西柏林絕緣于德國的各種賽事。這座完全被東德包圍的城市進出要靠飛機，當地賽隊沒錢頻繁飛去西邊參加比賽，更多是組織賽事邀請各國運動員參加。
此時距離赫魯曉夫要求英美法從西柏林撤軍的最后通牒日期已經不到兩個月時間。美國政府正準備從西柏林乃至整個西德撤出婦孺，向蘇聯人展示自己保護柏林的決心。西德人看上去并不擔心。
“沒有跡象表明任何德國人因此取消休假計劃”是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在波恩的觀察。
那場比賽最閃光的是法拉利。前三名都是法拉利車隊車手：英國車手 Tony Brooks、美國車手 Dan Gurney 和 Phil Hill 分獲前三，都開著法拉利 Dino 246。Brooks 最快一圈開到 150 英里每小時，這是他最后一次拿 F1 冠軍。
車禍不可避免，尤其在 AVUS 賽道。比賽前夕，著名法國賽車手 Jean Behra 死在該賽道的另一場比賽中。大獎賽參賽的 15 輛車，只有 6 輛開完 60 圈到達終點——之后就再也沒有 F1 在這條賽道舉辦，它后來成為德國 115 號聯邦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圖：德國車手 Hans Hermann 翻車，但只是輕傷
德國人熱愛賽車，也將整個國家的高速公路變成賽道。
隨著一年 50 萬輛車在西德上路，車禍也隨之變得頻繁。1959 年 9 月，西德一個月里有 80000 起車禍，造成 50000 人受傷、1380 人死亡。那一年在西德，平均每天有 40 人死于車禍。同期美國每天 99 人死于車禍，但美國人口是西德三倍以上。
科隆安全協會鼓勵開車不到半年的司機掛上特殊車牌，上面有一個巨大的 L，寫著“You never stop learning”。聯邦德國國防部也開始干預，將高速公路(Autobahns)限速到 50 英里每小時(80 公里每小時)。
不過德國人更多時間還是花在工作上。西德官方規定工作時間是每周 48 小時，但實際時間會更長。當被問及德國人為何工作如此拼命，一位德國銀行家抱怨說現在人們賴到早上快 8 點才開始工作。當地一位工會組織者則自嘲說：“這是一種全國性的疾病。其他人為了生計而工作，我們德國人以工作為生。”
那年關于德國汽車還有兩件大事。一個是 Think Small 廣告打了出來，在美國帶火了大眾甲殼蟲、塑造了廣告狂人時代，并在 38 年后啟發了另一句著名廣告語。另一個是巴伐利亞發動機廠被匡特家族控股，籌備造車——也就是后來的寶馬 3。
12. 《鐵皮鼓》出版，喚醒了很多德國人想忘記的記憶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鐵皮鼓》現在被認為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1999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他，稱他“以嬉戲中蘊含悲劇色彩的語言，描摹出了人類淡忘的歷史面目”。
格拉斯塑造的世界里，侏儒奧斯卡暗中觀察著成人世界。他和納粹一起誕生，入學趕上希特勒掌權、去法國趕上諾曼底登陸、回家鄉但澤趕上紅軍占領。格拉斯寫的不是一個虛構人物，而是 20 世紀。
但 1959 年 10 月 6 日《鐵皮鼓》剛出版的時候，德國人并不是很樂意談論那場戰爭和它的影響。
那年一個德國電視臺走訪中學發現，15 - 17 歲學生中，十個有九個對戰爭期間發生的事知之甚少，流行觀點包括“希特勒救活了德國，解決了失業問題、創造了高速公路”“人們逐漸意識到，納粹做的事也沒那么壞”，學生對大屠殺遇難者的數量估計都在 30000 人以內，約為實際數字的 1/200。
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稱：“當大部分德國人都患上了集體失憶時，格拉斯成了一位嚴肅作家。那些德國人把剛剛成為過去的從前忘掉，就可以專心去擴大經濟奇跡了。格拉斯的‘但澤三部曲’把戰后早期的失憶炸開了一個洞。一些評論家被他那狂野、粗俗、尖銳的文字刺痛了，說他的小說淫穢。實際上，真正淫穢的是謹小慎微的逃避、委婉的說法和故意的遺忘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氣氛。”
13. Dieter Rams 設計了兩個產品
1959 年，27 歲的德國設計師 Dieter Rams 設計了兩個產品，給兩個不同的公司。
一個是在他任職四年，不久后將成為首席設計的博朗公司，產品是 TP1 便攜式收音機。自然而不多余，Rams 之后經典設計的影子都在上面出現。
博朗 TP1
另一個是在新公司 Vitsoe。那年 Rams 結識了丹麥家具商 Niels Vitsoe 和德國設計師 Otto Zapf。在征得博朗同意后，Rams 為 Vitsoe 設計了 606 萬用置物架系統。
之后 Rams 在這兩個公司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他退休。之后他提出的十條好設計原則影響了幾代設計師，從硬件到軟件：
好設計是創新的
好設計是實用的
好設計是符合美學的
好設計是易懂的
好設計是謙虛的
好設計是誠實的
好設計是歷久彌新的
好設計是精致到每個細節的
好設計是關注周遭環境的
好設計是盡可能少的設計
沙特，1961
14. 第一座民用航站樓建成
1961 年 9 月，位于沙特塔羅特灣畔的達蘭空港(Dhahran Air Field)的民用航站樓落成啟用，它也由此變成了達蘭國際機場(Dhah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作為沙特全國第一座機場，達蘭空港最初是作為美軍空軍基地的存在，但由于沙特對帝國主義的擔憂，這座機場自 1946 年完工開始，一直以空港(Air Field)而非空軍基地(AirForce Base)命名。
盡管以當時的技術條件，在沙特飛行不是個容易事 —— 夏季高溫降低發動機效率、沙塵暴使飛行員不得不將飛機維持在 1.4 萬英尺的高度，才能看見藍天 —— 但是 1950 年代之后，沙特民航需求緩慢而穩健地增長，服務區域覆蓋伊斯坦布爾、卡拉奇、安曼、科威特、蘇丹港等地區。除了載旗航空沙特航空，該國國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當時也經營航空公司。
如果沒有航空運輸，沙特國內通行只能依靠陸路交通，從沙特人居住地到海灣油田開車要 12-14 小時，遇到沙塵暴封路，耗時更長。由于航線的擴張，沙特籌劃、改善本國的民航設施。由租用達蘭空港的美國提供資金。
設計了原紐約世貿雙子塔的日本建筑師山崎稔負責達蘭機場航站樓項目。山崎稔融合了傳統伊斯蘭和現代設計，這在當時十份超前，以至于美方工程總監埃默森·赫斯那少將稱其“即使對迪士尼樂園來說也太富有想象力了”。但是沙特國王喜歡這種設計，項目得以繼續推進，并在 1961 年啟用。沙特航空業向美國訂購了兩家波音 720 噴氣式飛機，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家運營噴氣式客機的航空公司。
就在航站樓落成的前一年，沙特作為創始成員加入了石油輸出國組織，即“歐佩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了幾項財政協議，并推出旨在改善本國經濟的五年計劃。它更需要這樣一座配備移民局的航站樓處理日益繁重的民航事務。
15. 財政壓力下，沙特改革
首任國王阿卜杜勒-阿齊茲治下的沙特，王室特權階級實際上并未建立：他的第一座宮殿跟農民住所用一樣的曬干泥磚;和牧民相互直呼其名。
當他的兒子沙特(Saud) 1953 年接任國王以后，揮霍無度導致國家財政虧空。在年入 3 億美元石油收入的情況下，本幣里亞爾在 1958 年貶值近 80% 以上。為了阻止批評浪潮，當時在海外留學的沙特王室和精英階層被禁止主修法學、政治學或相關領域。
沙特對外事務也變得緊張起來。由于法國和英國出兵沙特的盟友埃及，沙特選擇與前者斷交。愛立信公司中東銷售經理 Olof Höstbeck 回憶 1961 年到訪沙特時的經歷道，“在這個國家很難工作。當時，他們幾乎不允許西方人進入。”
但因為沙特財政不得不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一些改革也逐漸在 1961 年之后開始。例如沙特女性從那年開始被允許接受教育，政府實施女童學校和學院計劃。在新國王費薩爾的主導下，修路、鋪設電話網絡等基建項目也在評估中。愛立信派代表團去中東就是為了自動電話網絡項目。這位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的國王，還試圖通過普及公共教育，淡化宗教對沙特人思想的影響。也是在那個年代，沙特首次立法確保向 60 歲以上人士、失去勞動力的人、孤兒和婦女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日本，1962
在經過一次失利后，1959 年，日本的東京終于擊敗了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奧地利的維也納、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美國底特律，獲得 1964 年奧運會的舉辦權。這是第一次由亞洲國家舉辦奧運會。
1961 年，股市創下了 13 日最長的連漲走勢紀錄，直到 2017 年 10 月 20 日，紀錄才被打破。1954 年到 1961 年，股市從 314 點漲到 1829 點，但隨后開始下跌。
不過“巖戶景氣”余溫猶在。汽車、電視機、微波爐、洗碗機的大規模生產確實改變了生活。
16. 333 米高的東京塔還不夠
1962 年是日本舉辦世界級活動的準備期。四年前， 333 米高的東京塔建成，比埃菲爾鐵塔還要高出 8.6 米，人們都說這座用來發送無線電波的鐵塔展示了日本戰后的復興。
這還不夠。1958 年，日本政府決定興建“東海道新干線”，連接東京和大阪，1970 年世界博覽會將在大阪舉行。 1964 年東京奧運會開始前的第九天，東海島新干線正式開通運營，這是全世界第一個投入商業運營的高速鐵路系統。210km/h 的時速是 1963 年世界的最高水準，人們稱之為“夢幻超級特快列車”。( 2017 年 9 月京滬高鐵的時速為 350km/h。)
這當然不只給來觀看賽事的游客使用的，等到奧運會一結束，它將成為日本人平常的交通工具。
丹下健三設計的奧運會場館國立代代木競技場此時已建造了一年，等到完工后，這一片就會出現一座形似貝類生物的神奇建筑。建筑師們正在討論西方現代主義和日本民族特征的關系。丹下健三認為，沖突消失了，“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對立也不復存在”。
17. 消費文明的十大性格
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周二在 1960 年代初提煉出了消費文明的十大性格：
用完即丟——如一百日元打火機或一百日元的時鐘等。
夸張使用——較大顆的方糖、輕壓即大量噴射的噴霧容器等。
鼓勵贈禮——情人節大拍賣、父親節大拍賣等。
鼓勵收集——洋酒瓶或大全集畫刊等。
配件產品——照相機的外拍皮套等。
制造入門機會——讀書周或蛀牙防治日等。
單一功用化——專用維他命、一周七日換穿內褲等。
副用品化——第二個家或第二臺車等。
備用品化——備胎或燈泡等消耗品，或是攝影底片等可囤積之商品。
舊款式化——就算還能用，也要讓消費者認為太舊了。
18. 豐田造出自己的“大眾車”
1960 年代前后，豐田陸續組建了美國銷售公司并在巴西開設第一座海外工廠，擴建了本土工廠。
當它 1961 年宣布希望能像大眾汽車一樣讓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車時，真的發布了自己的“大眾車”，豐田 Publica。第一輛車于 1961 年 3 月在日本元町工廠下線。
發布后不到一年，Publica 每月銷售量超過 2000 臺。1960 年代也成了豐田銷量暴漲的十年，相繼完成本國生產第 100 萬輛車以及累計出口 100 萬輛車的兩個里程碑。1961 年，豐田在名古屋證券交易所上市。
圖片來自 toyota global
19. 電視取代了神龕
神龕佛壇本來的位置被電視機取代——出生于 1944 年的日本攝影師藤原新也在《東京漂流》里這么描繪當時的日本家庭：“過去家家戶戶的中心，都被一股近乎死亡氣息的沉默支配著。有一天，這股沉默突然逆轉成為一種無中生有而鑼鼓震天的喧囂。”
他說得沒錯，在一些影像資料里，還能見到人們蜷坐于榻榻米看電視，神龕大約剛剛搬下，歪斜地擺在榻榻米上。日本家庭的電視及保有量增長很快，1958 年大約在 198 萬臺，到了 1962 年已經超過 1022 萬臺。
漫畫家手冢治蟲此時感到倦怠。一年前他成立了“手冢治蟲制作動畫部”，還在繼續畫著《鐵臂阿童木》。《鐵臂阿童木》從 1952 年開始在《少年》漫畫雜志上連載，是手冢治蟲第一部長片連載的作品，主人公阿童木是出生于 2003 年 4 月 7 日的仿生少年。“開頭兩三年，我是真的畫得很開心”，但如今“完全是惰性的產物了”，“是為了金錢與聲譽所繪的作品”。
盡管手冢治蟲后來如是說，但這部作品還是大受歡迎。《鐵臂阿童木》在 1963 年 1 月 1 日被 4 年前剛剛成立的日本富士電視臺搬上熒幕，這是日本最早的電視動畫，創下了全日本平均 30% 的收視率，此后在日本國外發行。而就在幾年前，日本的幾家公共電視臺還在拿美國進口的節目填充時段。
《鐵臂阿童木》是一部黑白動畫片。這是因為當時日本大部分家庭有的都是黑白電視機。雖然彩色電視 1953 年就在美國面世了，但松下發售第一款彩色電視機是在 1960 年，這還歸功于松下幸之助與飛利浦簽訂的技術合作書。這臺 21 寸的彩色電視機還使用松下當時在日本國內使用的品牌名 National(2009 年停止使用)。
圖片來自 panasonic
彩色電視推出后沒多久，幾家電視臺便開始播送彩色節目信號。但真正開始試播彩色電視節目還要等到 1964 年東京奧運會前的幾個月。
20. 秋刀魚之味
小津安二郎在 1962 年執導了最后一部電影《秋刀魚之味》，也是他的第 54 部電影。影評人的推崇讓小津安二郎成為頗有名望的導演，川端康成和丸山真男是他的影迷。
不過這部電影的票房在日本全國榜上無名，當年最流行的電影除了類型片，還有黑澤明執導的動作片《椿三十郎》。《椿三十郎》 是 1961 年《大鏢客》的續篇，受國際電影節認可的黑澤明終于(不得不)證明了自己的票房能力。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幾乎都在講述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第一部有聲片《獨生子》的片頭字幕寫道：“人生悲劇的第一幕從成為父母子女的關系開始。”在父母子女的種種關系中，父親和女兒的關系是他最常處理的。《秋刀魚之味》講的是父親平山在母親去世后和女兒、次子住在一起。女兒像母親一樣對家人周到照顧，但她已經到了婚嫁的年齡。
寫作《秋刀魚之味》劇本時，小津安二郎在日記里寫道：
春天在晴空下盛放，
櫻花開得燦爛，
一個人留在這里，我只感到茫然。
想起秋刀魚之味，
殘落的櫻花有如布碎，
清酒帶著黃蓮的苦味。
21. 咖喱的饋贈
得益于即溶咖喱塊、罐裝咖喱和 1960 年代出現的即食包裝咖喱，主婦在家就能做咖喱飯。在當時，這是一道難得的將主婦解放出來、又不至于被認為敷衍的菜肴。
電視上出現了不少咖喱廣告。格力高在 1963 年推出了咖喱塊廣告，主婦只需切幾片洋蔥，再將咖喱塊丟入水中，就能輕而易舉地熬好一鍋咖喱。咖喱的美味足以讓幾個鬧騰的小孩安靜得體地坐在桌前，雙手捧著白飯，接受一勺咖喱的饋贈。
最早，咖喱出現在日本海軍的食譜中。到了 1932 年，咖喱的價格大幅降低，大阪阪急百貨店供應的咖喱飯每天能售出一萬三千多份。二戰后，東京的一些學校開始在校餐中加入咖喱，此后推廣至日本全國。
蘇聯，1970
22. 太空競賽還沒結束
蘇聯在這一年發射了兩個月球探測器，分別取名為月球 16 號 (Luna 16) 和月球 17 號 (Luna 17)。
16 號可以在月球上自動取樣，并送回地球，在此之前沒有探測器做到過這一點。這些采集到的巖石后來被私人持有，其中三塊于 2018 年 11 月在紐約的蘇富比拍賣行以人民幣近 600 萬元被拍賣。
17 號也很特殊，它攜帶的“月球車1號”(Lunokhod 1)是人類第一輛成功運行的遙控月球車，月球車 1 號將會在月球表面行駛，并進行探測。
蘇聯的探測器也著陸在了金星表面。
這一年，和蘇聯一樣熱衷探測外太空的還有美國。兩國的太空競賽從 1955 年開始，在一年前，因為美國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達到頂峰。但蘇聯沒有認輸的意思。
香港，1976
1976 年的香港，是由青少年文化主導的。1975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十歲到十九歲的組別，是香港人口中最多的。
這就不奇怪，為什么時髦的打扮、快餐文化、娛樂業和自我身份的焦慮在那幾年的香港如此流行。不只和社會上的財富變多了有關。
23. “命里無時莫強求”
一個 22 歲的年輕人把名字改為“成龍”。這人原名陳元龍，遇上后來的經紀人陳自強時，正在澳洲。1976 年，他返回香港，參演了電影《新精武門》，從此出道。
三年前，風靡全球的功夫明星李小龍剛剛去世，留下未完成的遺作《死亡游戲》、香港開埠以來最高票房紀錄、全亞洲票房紀錄，和一股長盛不衰的動作片風潮。
香港的電影院此時被“感官電影”占領，暴力和艷情片最具票房號召力。其余的是講究道義、氣節的武俠片。
1976 年，變化已經悄然發生。那一年《半斤八兩》拿下 853.17 萬港元的票房，票房超過《星球大戰》《教父》《大白鯊》，成為整個 1970 年代香港最賣座的電影。《半斤八兩》是一部無厘頭喜劇片，由“許氏三兄弟”許冠文、許冠杰、許冠英主演。許冠文在 1974 年的《鬼馬雙星》已經創下當年票房紀錄，電影的廣告中還寫著“一群熱忱投入的年輕人為你所做的電影”(Films by devoted young people with you in mind)。
《半斤八兩》講的是私家偵探社社長、低薪雇員、汽水廠打工仔，三人一同調查各式古怪案件的故事，香港社會百態也在故事里一一呈現。
圖片來自豆瓣
即便社會整體財富達到了一定程度，但對于具體個人，這些數字可能什么都說明不了。這部電影的兩首主題曲《半斤八兩》和《浪子心聲》被認為是當時的香港、或許也是此后多年香港市民的寫照。
前者唱道：“我們這些上班族/ 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 那種辛苦折磨說出來真嚇人/ 可別說無所謂/ 半斤八兩，就算有福你都沒份享/ 半斤八兩，慘過滾水涮豬腸/ 半斤八兩，只有雞碎那么少都要啄。”
后者最有耳熟能詳的一句是“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
《半斤八兩》之后，越來越多描述香港本土故事的賣座電影出現，并在 1980 年代風靡亞洲。
和 1970 年加入嘉禾電影的李小龍一樣，許氏三兄弟也加入了嘉禾，在 1970 年代末，嘉禾又簽下了成龍。嘉禾的創始人鄒文懷早先是邵氏的總裁。
24. 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的評選是在 1973 年由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重新發起的，此后成為每年備受關注的大事件。1976 年的“香港小姐”競選宣傳詞較往年不同：
“‘香港小姐競選’，目的在于選出一位才貌雙全、能真正代表香港美麗與文化的少女，提升海外人士對香港的印象。”
這一年的香港小姐林良蕙也不如往年的優雅。在評委和司儀宣布冠軍歸屬后，這位 18 歲的香港小姐手舞足蹈地走到臺前，自行坐上“冠軍寶座”，兩臂撐開，朝觀眾飛吻。
25. 《號外》尚未流行
陳冠中在 1976 年和幾個朋友創辦了《號外》，一開始《號外》是一疊薄薄的小報，后來發展成視覺效果出眾的大刊。
出版《號外》的原因是，“在美國的時候看到過一些抗行文化的報紙和雜志。針對的是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主業，所以內容很龐雜，既說時裝，也說政治;既說消費，也說文化。我覺得這些刊物很好看。”比如《村聲》。陳冠中此時從美國波士頓大學新聞與社會學畢業不久。
判斷錯誤。第一期印了一萬本，剩下九千多本賣給了廢品商。起初沒有發行商愿意發行。陳冠中喜歡，但其他香港青年未必喜歡。“如果你只看《號外》，你會錯覺香港是很重視文化的。”陳冠中在一次采訪中說。挖掘“暗流”的《號外》很長一段時間只是活在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稱贊里。
第一期《號外》
1970 年代主流的香港青年大約是什么樣的?陳冠中在多年后出版的《我這代香港人》里寫：“主流精英除了做律師、建筑師、工程師、會計，還可以去外企。”“我們當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 20 世紀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領中產組織人，而是十分機動的。”
《號外》真正在大眾流行、獲得廣告商的青睞要到 7 年以后。1983 年，大量的時髦品牌進入香港，《號外》被廣告商定位成“香港唯一的雅痞媒體”。1970 年代的青少年此時也擁有了更體面的收入和更前衛的趣味。他們中的一些從國外留學回來，加入《號外》，還徹底改變了這本雜志的視覺風格。
26. 麥當勞賣出 100 萬個漢堡
繼肯德基 1973 年在灣仔開出香港第一家門店后，1975 年麥當勞在銅鑼灣最熱鬧的百德新街開店，從早上 7:30 營業至晚上 9:00。一包薯條售價 1.8 港元，巨無霸售價 3.4 港元。
1976 年，香港已經開了 4 家麥當勞，本島對面的九龍區也開出第一間麥當勞。在香港潮流雜志 《Milk》 2010 年刊發的一張老照片里，一個巨型巨無霸被一艘小船從港島運往九龍。
圖片來自 Milk
1977 年，麥當勞在香港總計賣出了超過 100 萬個漢堡。1996 年陳可辛執導的香港電影《甜蜜蜜》里，張曼玉飾演的李翹在麥當勞打工。
27. 香港地鐵動工
先前轎子在香港常見，戰后這種人力擔抬的交通工具幾乎絕跡，隨后出現的是巴士和沿著軌道、電纜行駛的“叮叮車”。
1970 年代，港島市中心每 25 秒就有一班叮叮車。在港島，四條巴士路線合并起來，正好環繞港島一圈。在港島、九龍和新界，有大約 4000 輛公共小巴，而在 1969 年之前這些小巴還是只能在新界行走的“白牌車”。如果要從港島到九龍，需要搭乘渡海小輪和電船，碼頭旁總是停滿接駁車。海底隧道在 1972 年開通，稍稍緩和了香港的交通。
真正的改變要等到地鐵出現。香港地鐵在 1975 年 11 月動工，四年后首條線路正式通車。
促使香港政府決議修建地鐵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暴增，1967 年倫敦運輸委員會及道路研究實驗室發表的《香港乘客運輸研究》稱，1986 年香港的人口將達到 686.8 萬人，隨后下調至 564.7 萬人。
28. 太古城為中產而設，公屋為 180 萬人而設
香港的出生率在 1976 年開始下滑，因為政府在過去幾年宣傳“兩個夠哂數”(兩個就夠了)，希望控制人口增長。
不過人口還是從 1971 年的 400 萬上漲至 1977 年的 450 萬，又至 1979 年的 500 萬。房子首先供不應求。在這幾年里，包括李嘉誠在內的華人地產商拿下大量土地，到了 1980 年代奇貨可居。1975 年香港中小型住宅樓宇每方尺約 230 元，1981 年的均價為 1000 元。
除了搬去市中心之外的屯門、沙田、葵涌，1976 年前后還有兩個關于住房的新趨勢。
政府表現出想要系統解決住房問題的決心。1972 年，香港總督麥理浩提出“公共房屋計劃”，到 1982 年為 180 萬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單位。這些房子大約 30 平米，沒有獨立衛生間，租賃價格在 100 元左右。
太古城也在施工中。這是個計劃容納 4.5 萬人、有 10000 個住宅單位的大型綜合體，“為中產階級而設”。
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臺灣，1987
新臺幣在 1987 年有大幅升值，一美元兌換新臺幣由 1985 年的 39.4 元升至 1987 年的 28.5 元。這讓臺灣人均 GDP 超過 10000 美元變得更容易，按照兩年前的匯率，這個門檻不過就是 7233.5 美元。
新臺幣升值因為放寬了外匯管制，導致外匯大量累積。一個更重要的背景是這一年 7 月 15 日，臺灣正式解除延續 38 年又 56 天的戒嚴。
29. 可以創辦新報紙了
對報紙的禁令是在 1988 年 1 月 1 日正式解除的。此前，政府以“節省紙張”為由，停止新報紙登記，每份限三大張，印刷廠只能在發行地點內。任何要辦新報紙的人都必須向經營不善的報紙業者購買登記證，方可發行。
一位報人回憶說，“因為張數很少，而廣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縮到好小好小，一份報紙甚至可以排 27 欄。”
他還補充說，“即使在解除報禁以前，在臺灣要申請雜志也是很容易的，都會準的，只是事后如果違規了，很容易被查禁”，但“報紙影響力很大，還不是隨便申請的”。
30. 郭臺銘去深圳開富士康
靠給宏碁、臺聯電代工的 IBM 電腦做組裝起家的鴻海精密，準備增加生產線。1987 年，鴻海精密的創始人郭臺銘在臺北土城買下土地，次年開工，虎躍廠第一期總面積 7260 平方米;加上購買的新設備，投資 2500 萬元。
1987 年年底，臺灣解除了對大陸的“三不”禁令，并解除外匯管制，允許企業對外投資。次年，郭臺銘從山西晉城老家返程時，途徑深圳，向來擅長和本地官員打交道的郭臺銘打算在深圳寶安區的西鄉建工廠。
臺灣的人力成本上漲得厲害，制造業轉移不可避免。在將工廠搬到大陸之前，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已經成為勞動力的重要來源。
盡管深圳的西鄉都是泥土路，每逢下雨“要穿上大大的雨鞋”“自己搞基礎建設：買水管、買電管，甚至所有東西”“在貨柜屋里辦公，頂著近 40℃的高溫”，但這里的平均工人工資只有 223 元。在臺灣，1987 年電子零組件制造業的職工平均月收入是 14094 新臺幣。
此后，“富士康”成為所有鴻海集團在大陸工廠的統稱，并因為組裝 iPhone 和“血汗工廠”出名。2017 年鴻海精密的營收超過 1 萬億人民幣，利潤約 291 億人民幣。
31. 請假裝你舍不得離開我
楊德昌導演的《恐怖分子》在 1987 年的洛迦諾國際電影節上拿了銀豹獎。這是他第一部獲得國際電影節獎項的作品。電影講的是一對中產階級夫妻的生活困境。
楊德昌被視為擅長拍攝都市生活的導演，和侯孝賢不同。就在兩年前，他導演的《青梅竹馬》創作的出發點是臺灣社會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一些人認為，《恐怖分子》則道出了楊德昌對臺北現狀的憂慮，都市生活的疏離。
不過在 2000 年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一一》后，楊德昌接受采訪時說：“很多人看完《恐怖分子》以后會認為這個電影很悲觀，因為結局雖然有兩種，但是一樣絕望，李立群似乎只能選擇殺人或自殺。但我的意思其實是要觀眾了解，和這樣的人生比較起來，自己有多么幸福。”
他還談到對都市生活的看法：
“都市可以是一個發展更好、更親密的人際關系的地方。都市只是需要有空間及時間去發展，當然這和政府政策有關，往往政府并沒有提供這樣的場地或設施。其實像在這樣的咖啡廳、小酒館里都是可以發展較為親密的人際關系的地點。這牽涉到一個都市的成熟度問題，比方紐約這個城市可能發展得比較成熟，因此對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來講，他有更多機會去發展人際關系，因為太多好玩的東西了嘛!城市真的很有趣，即使不成熟，它的豐富性還是很值得探討的。這是我為什么會拍一些關于都市的電影，因為那已經是文明社會中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但這些看法可能和他在 1987 年時想的不同。
32. 羅大佑去了香港
臺灣的流行樂壇好像一下子變得活躍。王杰、趙傳、陳升、張雨生、伍思凱、黃舒駿、黃韻玲紛紛出道。除此之外，幾家唱片公司都推出了少女團體。李宗盛意識到職業女性群體的出現，她們的生活和對待感情的態度都發生了變化，對音樂來說是個很大的市場。他在 1987 年與陳淑樺合作了第一首歌曲《像我這樣的單身女子》，又在 1988 年制作了專輯《女人心》。
不過這一年，羅大佑去了香港。過去幾年，羅大佑在臺灣“和審查制度周旋久矣，苦矣”。樂評人馬世芳在一篇文章里寫道，“從 1973 年到 1987 年底，臺灣的新聞局總共召開 320 次“審歌會”，審歌兩萬余首，不通過者三千多首，約占六分之一，也就是每張唱片平均有兩首歌送審不過。”
1982 年4 月 21 日，羅大佑在臺灣出版首張創作專輯《之乎者也》，專輯封面上他一身黑衣，戴墨鏡，一頭燙卷的中長發，人們都說和鮑勃·迪倫極為相似。專輯的宣傳語是“這里沒有不痛不癢的歌，假如不喜歡的話，請回到他們的歌聲里，因為這中間沒有妥協。”
專輯銷量 15 萬張。不過其中《之乎者也》的歌詞因為送審沒有通過做了改動。“歌曲審查之，通不通過乎，歌曲通過者，翻版盜印也”，改為“風花雪月之，嘩啦啦啦乎，所謂民歌者，是否如此也?”
巴西，2004
33. 國家更富，個人交稅更多了
巴西經濟從國家和從個人角度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
到 2004 年巴西人均 GDP 過 10000 美元(同樣以 2018 年幣值計算)的時候，巴西經濟總量年增 5.7%、連續 7 年聯邦政府稅收創新高。
但同時巴西人要把每年 42% 的薪水交給政府，買煙的話交 72%、買啤酒交 56%、買車交 44%，由于稅率過高，按咨詢機構麥肯錫的說法，逃稅是巴西的一種生活方式。
據一些機構的粗略估算，1997 年到 2004 年間巴西人和當地企業偷稅漏稅超過 500 億美元。談到高稅率，一家巴西建筑公司老板 Sergio Garcia Ozorio 說這根本就是掠奪，變相助漲偷稅漏稅的“非正規經濟”。
圣保羅的街上隨處可見兜售 8 美元《怪物史瑞克 2 》光碟的小販。“1997 年，巴西音樂和軟件 CD 的盜版率只有 5%，現在達到 53%。”《華盛頓郵報》在 2004 年的一篇文章中說。
巴西經濟的低效不僅體現于此。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中心做過一項統計，2004 年巴西企業創建需要 15 道程序，平均需要耗時 152 天。比較而言，同期美國只需要 5 道程序，耗時 4 天;韓國 12 道程序，耗時 33 天;同一地區的智利也不過是 10 道程序和 28 天。
居住在巴西南部城市的 Augusto Ceolin 對《好奇心日報》回憶道，2004 年在巴西幾乎看不到奔馳、寶馬、奧迪這些豪華汽車品牌。由于嚴格的貿易保護政策，進口車會被課以重稅。“我們那時候只有雪佛蘭、大眾、菲亞特、福特這些牌子的車”，Ceolin 說，“買車和手機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直接體現在巴西人的生活感受上。2004 年大概 33% 的巴西人每天生活費不到 2 美元，約有 45% 的人營養不良。小城市的治安當時更好一些。Ceolin 父親經營一家眼鏡店，那時候開到夜里十點也不用擔心任何安全問題。但是隨著這幾年陸陸續續被搶劫了快十次之后，他現在只敢開到七點。
但在里約、圣保羅等大城市，10000 美元到來時的暴力犯罪反倒更高一些。2004 年，圣保羅市每 10 萬人謀殺率達到 31.24，大約是 2017 年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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