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疫苗案”的曝光讓“市場至上”、“私有化”和“計劃體制”、“國家監管”等話題再度成為輿論熱點。然而，仔細研究“長生疫苗案”(疫苗問題本來就是由國家檢測部門發現的，但輿論的矛頭依然指向了監管部門)，仔細研究此前曝光的一系列疫苗問題，我們不難發現，更為根本的問題不僅是國家在藥品的研發、生產以及對流通、銷售的是否需要監管，而是在“市場化”的大環境下如何使監管有效，使得“國家能夠以及如何駕馭市場”。在國家和市場的關系上，理念不應該凌駕于實際。事實上，“國家為市場而治理”和“國家因市場而治理”的爭論顯示出中國現實的復雜性質。我們應該避免兩種傾向，既不能“在不該管的地方管得過多”，又不可盲目自由放任，不能“在該管的地方管得不夠”。真正需要的，是“在自身與他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實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做出問題導向、腳踏實地、深思熟慮的選擇”。
本文發表于《中國政治學》2018.1(總第一輯)，作者歐樹軍。感謝歐樹軍老師授權保馬推送此文!
國家—市場關系的兩種取向
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歷久彌新。當今中國已經從市場轉型的初級階段步入了市場經濟的深水區，國家不再主宰一切，市場也不再是輔助作用，中國已經宣布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是，由于現實態勢的復雜多變，在理解和處理國家與市場之間關系之際，人們往往需要反復權衡不同的政治-經濟觀念、關系模式和發展目標的優劣利弊及其先后次序，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既能抓住“牛鼻子”又善于“彈鋼琴”，因此，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有必要討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究竟應該發揮什么作用。
觀念決定行動，知往方可鑒今，本文將圍繞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這個核心議題，先梳理“國家為市場而治理”和“國家因市場而治理”兩種政治-經濟觀念，再比較其中所蘊涵的兩種國家-市場關系模式，最后討論不同階段的發展目標與國家-市場關系模式之間的關系。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與“國家因市場而治理”既是兩種相對的政治-經濟觀念，也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國家-市場關系模式。“國家為市場而治理”這個說法來自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晚年的兩次法蘭西學院系列演講，它們分別是1977-1978年的《安全、領土與人口》和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誕生》。[①]這兩次系列演講剖析了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思想譜系，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出現被視為現代國家誕生的標志[②]，其合理性就孕育于“國家為市場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經濟觀念和國家-市場關系模式之中。
米歇爾·福柯的思想史考察既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建構相契合，又與卡爾·波蘭尼對亞當·斯密的顛覆性批判相一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③]抽象而概括地提出了一整套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④]用豐富的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依據予之以解構和批評。福柯的《安全、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則從思想史角度厘清了作為一種“權力的技藝”的自由主義，不僅如此，自由主義所揚棄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也都被視為一種權力的技藝，或者一種統治的技藝，也就是一種“治理術”。
作為三者的共通之處，這種治理術對自由的理解是從流通這個空間概念開始的。17世紀之前的歐洲城市是封閉的，17-18世紀的歐洲城市在空間、司法、行政和經濟上都是開放的，一個好的城市國家必須符合幾何學原理，主權的政治功效與空間的分配高度相關，國家的要素在其空間上要能夠循環流通起來，不僅農民、工匠、官僚和君主這些基本要素必須流通起來，觀念、意志、命令、商業等要素也必須流通起來。由此，在政治上，確保通過首都規劃的幾何化、領土的首都化和國家的首都化，來組織人員、商品和空氣等要素的流通，消除危險因素，區分好的流通與壞的流通，并讓好的流通最大化;在經濟上，確保主權范圍內的商業貿易可以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增長，這就是重商主義的主旨[⑤]。
重商主義所回應的社會經濟問題是從16世紀初開始西歐社會頻繁發生的糧食短缺。為了避免糧食短缺，重商主義主張嚴格限制糧食的生產與流通，包括禁止囤積糧食、禁止出口、禁止漲價，限制糧食的耕作面積、價格、儲存，控制糧食在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的流通，從而將糧價降到最低，壓低農民的利潤，既讓市民得以最小的成本保持溫飽，也將工人的工資盡可能壓低，這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城市出現影響統治正當性的暴動，另一方面又可以積累金銀財富，提高國家實力。[⑥]在這個時期，君主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權力不斷強化，逐漸在全國打破地區壁壘，統一管制專營權、專賣權、生產方式和產品質量，并限制國內商業競爭，補貼民族產業，禁止原材料外流，鼓勵制成品出口，對外則推行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殖民主義。
但是，控制糧食價格卻并沒有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因為糧價越低，反而讓豐收的農民更容易破產，進而降低種植面積，導致人們隨時遭受食品短缺打擊。所以，重農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把糧食的自由流通、自由貿易作為基本原則，主張取消囤積禁令，取消出口禁令，為市場松綁，甚至允許通過行政補貼保證糧食漲價，允許出現稀缺，允許出現饑餓，允許自由流通和自由出口，只要不是所有人、所有市場都短缺、都昂貴，就可以避免大規模的、普遍的饑荒災難，放任他們各行其是，不要無事生非，要無為而治，由此必然需要一整套建立在世界市場尺度上的、以“經濟人”的各種行為要素為分析單位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不僅把經濟學視為物理學，也把政治學視為物理學，自由就是流通，流通就是自由，權力只能通過每個人的自由才能運行，這樣一來，自由不僅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也變成了一種權力的技藝，這就是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終極源頭。[⑦]在重農主義影響下，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相繼確立糧食的自由貿易體系，只保障生命財產、契約自由等基本方面，只對土地所有者征稅、只征收直接稅，反對其他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支持國內外商業、貿易自由化。這個時候，經濟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學與國家理由對接起來，提出了一種治理模式，即市場模式，市場所提供的不僅僅是公平的交換、公平的分配，也是供求決定價格這個自然機制所支配的真理化的場所。[⑧]因此，好的治理應該按照真理來治理，也就是應該按照市場模式來治理。
18世紀70年代，作為工業革命的產物，亞當·斯密以勞動分工為理論基石，以自利動機導致利他的社會效果為合理性依據，以人人在道德上平等為倫理支撐，以“完全自然的發展、完全自由的選擇、自然的趨利避害驅動”為基本假設，區分了經濟的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自然分工與社會分工，野蠻社會、文明社會、退步社會、靜止社會、進步社會和進步國、文明國、富裕國，比較了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有效需求與絕對需求、自然的不平等與政策的不平等、自然地租與壟斷地租等內容，進而創立了一套系統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理論，通過市場自由來建立自然的或低廉的價格，實現“共同富裕”和“上不封頂的富裕”，通稱為“經濟自由主義”[⑨]。現代經濟學奉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為經濟學正源，進而主張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包括[⑩]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設施、教育、維護君主尊嚴，以及保障這些支出的必要稅收。
但這種看法也許只體現了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而忽視了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同樣重視生產力聯合與生產關系聯合、自然聯合與特殊聯合、自由勞動與奴隸勞動、最方便的債權人與最不方便的債務人、臨時救濟與永久救濟、政府信用與私人信用、政府穩定與銀行穩定、自然自由與法律限制、自由競爭與社會福利、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私人浪費與政府浪費，以及地主、勞動者、商人和制造業者這些文明社會的三大階級的價值來源和不平等的階級關系，還討論了領主制、繼承法、包稅制、行政、軍事等社會與政治制度[11]，這些問題都不是市場的“無形之手”自身所能解決的，必然涉及國家的作用。
不過，即便姑且接受亞當·斯密的頭腦里只有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學術界通常認為，斯密的這套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過了七十年之后，即19世紀中葉的英國最終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土地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以帝國霸權所保障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網絡之后，才真正取代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變成了英國的基本國策。這個時候，市場真正全球化了。
19世紀70年代興起的邊際主義主張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降至最少，并出于功利自由主義的原則，主張只有在大多數情況下讓自然的經濟規律發揮作用，區分窮人和赤貧者，將有勞動能力的窮人排除在福利救濟之外，并充分利用其勞動力來創造財富，才能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19世紀80年代的新古典主義的“國家恐懼癥”更加嚴重，他們把國家視為市場的守夜人，只需要發揮保障市場運行的基本作用，包括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界定產權，保護產權;監督合同的執行;維系本國貨幣的價值。[12]如果國家的作用超出這個范圍，就是在侵害和破壞市場這個自然的機制。
20世紀70年代的芝加哥學派也被稱為“新興古典主義”，則延續了古典-新古典的傳統，主張“經濟放任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包括擯棄凱恩斯主義，建立“有限政府”，這不僅是因為監管往往僅僅有利于監管者，還是因為國家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往往是無能無效的，后者才是大蕭條的真正原因。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華盛頓共識”，認為只有徹底的市場自由、貿易自由、資本流動自由，才能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應該建立最少的政府開支，最低的稅收，最少的監管，最弱的干預，最小的福利，并推動全球化。“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其具體政策主張主要分為四個方面：在財政政策上，要求加強財政紀律，政府支出的重心經濟回報率高的領域，轉向基本醫保、基礎教育、基礎設施等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在貨幣政策上，主張利率自由化，建立競爭性的匯率制度;在貿易與資本政策上，主張貿易自由化，降低資本準入門檻，外來投資自由流動;在宏觀政策上，鼓吹私有化，放松監管，消除市場進出障礙，保護產權。也許正是因為新興古典主義極力希望建立以“完全自然的發展、完全自由的選擇、自然的趨利避害驅動”為前提的非常完美卻很不現實的市場經濟，它雖然占領了大學校園的經濟學教科書，卻沒有任何國家和政府敢于將其經典教義在自己的領土和人口上真正付諸實踐。
總之，無論是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還是邊際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貨幣供應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產權經濟學派、競爭市場學派等各種(作為一種治理術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都將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界定為自由放任，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表現為“國家為市場而治理”而非“國家因市場而治理”，國家的作用是服務于市場的創建、生長、成熟，其基本觀念可以簡稱為“國家干預越少，市場經濟越好”。從經濟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之所以主張自由放任，主張“國家為市場而治理”，實質是出于形形色色的“國家恐懼癥”。這種“國家恐懼癥”[13]認為，問題的關鍵不是國家應該如何限制市場、防止“市場失靈”，而是什么也無法證明“市場失靈”，市場的所有缺陷和不足都是因為國家的存在。既然如此，國家就要接受市場的監督，而非市場接受國家的監督。實質上，這就等于說，市場成為國家的內在原則，市場是國家的合理性、正當性的授予者。
“國家因市場而治理”
與“國家為市場而治理”相反，“國家因市場而治理”主張“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源于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市場不是自生自發、漸進發展的，“自我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14]，市場運行及其后果所導致的缺陷賦予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重商主義反對國內稅費負擔，卻又希望從國家手中獲得專營權、專賣權。重農主義寄望用國家權力來確保糧食、商品、貨幣的自由流通。古典自由主義希望國家主動收縮放權，以建立市場并擴大市場的作用。這也說明，市場往往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市場形成與運行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政府干預。
“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卻不是”[15]。正是看到了市場從來都不是自我調節、自生自發、漸進發展的產物，看到了市場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毀滅性社會后果，看到人異化為勞動力商品之后的悲慘境遇，歐文等早期社會主義者才反對自由放任，主張要把經濟生活放在社會整體之中，主張保護人的社會性從而恢復人的整體性[16]，這個主張讓被剝奪了普選權和福利救濟權的工人群體得以成為一個階級，而國家應該成為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都強調國家的工具性，資本主義國家是保障資本家階級、推行資本控制、尤其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工具，市場資本主義是維護資產階級法權的工具。任由市場自由放任下去，人類社會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場經濟這個“撒旦的磨坊”不斷擴張的同時，社會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不斷向國家和政府施壓，要求其出面干預市場經濟，這種雙向運動不斷地協調著政府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并讓后者成為19世紀文明轉向20世紀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波蘭尼把兩次世界大戰的肇因歸結為二者之間關系的失控。因此，無論是最早的烏托邦社會實驗、早期社會主義，還是新馬克思主義、新經濟政策、指令型計劃經濟，種種社會主義的理念從16世紀開始就把經濟生活放在社會整體之中，國家有權力、有必要介入、主導乃至支配經濟生活，并不承認市場具有支配國家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事實上，發達國家的政府在其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17]對于希望趕超先進國家、發達國家的落后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對于需要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轉向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言，其政府也都需要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正是貫穿德國歷史學派、進步主義的制度學派、凱恩斯主義和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理念主線。
19世紀40年代直至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為了結束普魯士德國的分裂、落后狀態，德國歷史學派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大規模的、積極的政府干預，國家培育工業、交通和經濟增長，保護不成熟的本國工業，廣泛干預經濟事務以實現趕超戰略，并維護工人健康、福利和效率，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環境。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極大擴張，推動普魯士統一了德國。
在進步時代的美國，社會中下層對不受約束的自由資本主義發起了各種反抗運動，在進步主義思想影響下，制度學派主張國家應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干預，從而實現社會進步，改善工人生活境遇，促進收入的公平分配，這些領域包括[18]：提供“公共物品”，比如國防、道路、橋梁、控制環境污染;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讓經濟的“外部性”內在化;限制壟斷;調節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
1929-1933年大蕭條之后，面對經濟的嚴重停滯與衰退，凱恩斯主義提出政府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來積極干預經濟，促進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經濟增長，為了應對衰退或蕭條，政府應增加開支或減少稅收，增加貨幣供給來降低利率。如果遇到總支出過度引發的通貨膨脹，政府應減少自身支出，增加稅收以減少私人消費支出，或減少貨幣供給以提高利率、抑制過度投資支出。凱恩斯主義讓羅斯福新政獲得極大成功，也推動了二戰后至70年代初的美國和歐洲經濟的復興。但是，在三十多年的經濟繁榮高度增長時期結束之后，人們迎來了通脹時代，凱恩斯主義因此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大敵人。不過，由于成功扭轉了經濟衰退，凱恩斯主義深入人心，人們普遍接受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1945年以后，發展中國家競逐國家富強，接受了發展經濟學的關鍵主張，即國家有責任推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包括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通過產業政策推動增長的轉型能力，以及制定并推行相應的社會政策。這種發展理念成就了“亞洲四小龍”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因此，中國的結構主義認為，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應發揮的作用很大。首先，國家至少要發揮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作用，包括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界定產權、保護產權;監督合同履行;維系本國貨幣價值。其次，國家應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干預，包括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使經濟的外部性內在化，限制壟斷，調節收入與財富分配，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第三，各國政府因其結構結構需要發揮的特殊功能，包括主導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在市場發育不全時幫助克服市場缺失，發揮公共投資和利用產業政策，集中社會資源超前和強化公路、橋梁、鐵路、通訊、航空燈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建立社會保障體系。[19]
簡言之，“國家因市場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經濟觀念認為，無論是走在轉型道路上，還是已經躋身市場經濟，“市場失靈”的風險遠遠大于“政府失靈”，市場有內在的不足和缺陷，國家必須出面矯正。因此，總的原則應該是“國家監督市場”而非“市場監督國家”。
發展的目標與國家—市場關系
如果說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理想秩序是由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等基本發展目標所構成的，那么不爭的事實在于，這些美好的發展目標既不會自動實現，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實現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可能需要確立不同的發展目標，這又需要在這些不同的發展目標中間做出審慎的抉擇。一旦一個國家確立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發展目標，也就不可避免會影響其國家-市場之間的關系模式。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指出，20世紀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發展經濟學和發展政治學基本上背道而馳，前者從(財富的)集中走向分散，后者從(權力的)分散走向集中[20]。首先，20世紀50年代，第三世界接受了經濟學家的建議，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發展目標并且的確在此后十年實現了這個目標，但經濟增長并不必然能夠改善第三世界億萬人的生活狀況。因此，到了70年代初，發展中國國家的核心發展目標變成了以減少絕對貧困和減少不平等為兩大目標的公平。這個階段的國家-市場關系模式先是“市場為主、國家為輔”，更側重“國家為市場而治理”，然后又轉向“國家為主、市場為輔”，更側重“國家因市場而治理”。
在接受了市場作為國家合理性的授予者這個定位之后，不可避免地，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西方政治學關心如何按照西方民主模式來分配權力實現民主。而20世紀60年代后期直至70年代末，在意識到了市場內在的缺陷之后，在認識到政治學和經濟學都不可能是物理學之后，政治學者轉向研究如何為了實現政治秩序而集中權力。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展政治學和發展經濟學的重心再次發生變化，隨著歷史被宣告終結，政治學的焦點從權力的集中轉向權力的分散，發展經濟學則又從強調國家的作用走向強調市場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1世紀末的美國金融危機，又將二者的焦點再次顛倒過來。
近四十年來，在上述種種政治-經濟觀念的影響下，對于中國的國家-市場關系，存在幾種典型的看法，比如傳統計劃經濟派、市場失靈派和新古典經濟學派，中國政府則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式立場[21]。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與市場關系的取向也處在不斷與現實調適的過程之中，這種調適的最新結果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被界定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這可以說是“國家為市場而治理”與“國家因市場而治理”的某種結合。
“國家為市場而治理”強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決定作用的基礎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先要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包括建立公平的市場規則，建立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發揮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這些方面同時也說明市場恰恰是政府干預的產物。
“國家因市場而治理”體現為中國政府主張對市場經濟的深度干預，包括宏觀經濟穩定，公共服務，公平競爭，市場監管，市場秩序，可持續發展，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轉變政府職能[22]，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現代財政制度，城鄉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教育改革，促進就業創業，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醫藥衛生體制，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以及軍隊與國防改革。
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遠遠超出經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守夜人國家”作用，也不僅僅是彌補“市場失靈”，還發揮著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是單純“為市場而治理”，還具備更多“因市場而治理”的因素。
在實踐中，“國家為市場而治理”與“國家因市場而治理”兩種聲音也一直在相互競爭。在國家發展、區域發展、邊疆治理、內外關系、工業化、信息化與網絡安全、城鎮化、經濟帶與城市群等發展戰略上，在三農政策、土地政策、國企國資、民企民資、外企外資、就業政策、創新政策等經濟政策上，在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上，在城鄉統籌、戶籍、社會治理、社會安全、住房、醫療、養老等社會政策上，在旨在解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上，在學前教育、中小學、大學、職業教育、科技政策、創新體制、激勵機制、文化政策、媒體政策、公共輿論治理、公共衛生等教科文衛政策上，以及能源政策、資源政策、公用事業、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公私合作、政府績效評估等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兩種聲音在政策理念、政策方向、政策選項上的角力。
這種角力充分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作為一個人多地少、資源緊張、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超級大國”，中國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但一旦按照人均口徑計算又與發達國家在不少方面存在明顯差距，普通人在市場經濟生活中面臨的不公平、不安全、不平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尤其是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與發展成本的壓力較大，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無法照搬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作用;而大型現代復雜社會的某些共性，也決定了中國政府既存在“不該管的地方管得太多”的問題，更存在“該管的地方還管得不夠”的問題。
這主要是因為，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和復雜社會而言，任何單一的發展目標都過于簡單化，中國兼顧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等目標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性，遠遠超過當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國家。這說明，我們不能盲目接受機械的、線性演進的、樂觀主義的現代化理論，不能單純強調單一發展目標的優先或至高無上，而應認識到并充分重視發展目標的多樣性，充分重視不同目標的實現條件、實現程度及其結構、文化、行動者以及國際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不同目標及其實現程度之間的相互制約[23]。
同時，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個文明都應該堅持發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國、西歐、北歐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獨特的。一個現代的中國社會、非洲社會、印度社會、伊斯蘭社會不一定能走向丹麥、走向瑞典、走向德國、走向美國，而應該致力于獨立自主探尋適合自己的美好社會，找到一種適合自身的能夠發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積極影響的發展模式[24]。
只有更好地實現包括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在內的全面發展目標，才有可能建立一個適合全體中國人的、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才有可能為人類社會做出更大貢獻。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不會一起發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會自動實現，經濟增長帶來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穩定安全、民主自由、國家自主，要想同時實現兩個或更多的發展目標，追求全面的發展，需要克服觀念與行動層面的種種挑戰。
結語
這種角力充分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作為一個人多地少、資源緊張、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超級大國”，中國既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但一旦按照人均口徑計算又與發達國家在不少方面存在明顯差距，普通人在市場經濟生活中面臨的不公平、不安全、不平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尤其是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與發展成本的壓力較大，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無法照搬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作用;而大型現代復雜社會的某些共性，也決定了中國政府既存在“不該管的地方管得太多”的問題，更存在“該管的地方還管得不夠”的問題。
這主要是因為，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和復雜社會而言，任何單一的發展目標都過于簡單化，中國兼顧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等目標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性，遠遠超過當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國家。這說明，我們不能盲目接受機械的、線性演進的、樂觀主義的現代化理論，不能單純強調單一發展目標的優先或至高無上，而應認識到并充分重視發展目標的多樣性，充分重視不同目標的實現條件、實現程度及其結構、文化、行動者以及國際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不同目標及其實現程度之間的相互制約[23]。
同時，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個文明都應該堅持發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國、西歐、北歐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獨特的。一個現代的中國社會、非洲社會、印度社會、伊斯蘭社會不一定能走向丹麥、走向瑞典、走向德國、走向美國，而應該致力于獨立自主探尋適合自己的美好社會，找到一種適合自身的能夠發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積極影響的發展模式[24]。
只有更好地實現包括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在內的全面發展目標，才有可能建立一個適合全體中國人的、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才有可能為人類社會做出更大貢獻。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不會一起發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會自動實現，經濟增長帶來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穩定安全、民主自由、國家自主，要想同時實現兩個或更多的發展目標，追求全面的發展，需要克服觀念與行動層面的種種挑戰。
參考文獻：
[①][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頁。
[③][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二、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④][英]卡爾·波蘭尼著，馮剛、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⑤][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8頁。
[⑥][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8頁。
[⑦]同上。
[⑧][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頁。
[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7-359頁。
[⑩][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63-384頁。
[11][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63-402頁。
[12]王紹光：“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1994年第2期(總第41期)。
[13][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頁。
[14][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頁。
[15][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頁。
[16][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頁。
[17]參見張夏準著，肖煉等譯：《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18]王紹光：“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1994年第2期(總第41期)。
[19]王紹光：“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1994年第2期(總第41期)。
[20][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頁。
[21]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
[22]同上。具體包括宏觀調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擴大企業自主決策權(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的除外)，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發展成果的政績偏向，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核算制度、資產負債表、房產和信用基礎數據平臺，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把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以及推廣政府購買服務等等。
[23]歐樹軍：“民主的質量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13日第8版。
[24][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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