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環衛工的故事
他是河南環衛工，在上海長寧上班，我們叫他老河吧。河師傅工作的公司是高潔公司，勞務派遣關系在新展公司。一個月底薪4000出頭，五險一金扣除后到手3500，一般沒有加班。春節的時候，一些工人會回老家，雖然加班費按三倍算，但路線也拉長了。早晨工作時間是五點到下午一點(早班);另一班的工作時間則是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中班);做六休一;半個月翻班一次。一些工人會去兼職，因為感覺工資實在不夠生活，但河師傅說翻班制度影響他們找兼職。
他2000年來上海，那個時候一個月工資450，不過，物價也不貴。現在師傅住在上海郊區，一個月要1000多的簡陋農村小別墅，基本都是靠電瓶車下上班(充電費用連電瓶更換折算要50)，原來住在清掃地點附近，后來地鐵越修越遠，地鐵一通，房價房租就漲。早晚餐本來每天各有10元補貼，以早晚班各縮短半小時為理由扣除餐補引起了本次工斗;節約的工友一般會傾向自己做飯，這樣可以節省費用，南方人燒米飯，北方人買饅頭，放公司班房冰箱保鮮;沒時間做飯的北方工友頓頓吃面，南方工友吃炒飯多;一天三頓花銷20元。師傅為了節約生活開支，幾乎不買水果，每個月手機費50，網絡費用靠公司和wifi鑰匙，水電費一個月60，節余1000元。農業收入靠小麥和玉米，一年收入在一萬，國家政策給予優惠的土地租收入在一千元。小孩在縣城念書，半年學費要2000元。
圖片來自網絡
公司這些年向工人的進攻包括：取消400元旅游補貼、克扣年終獎、只給領導熟悉的上海人發干貨補貼。嚴苛的罰款制度更是一種控制工人的手段：有一個女工大姐沒有及時清掃地上的煙頭，被管理層拍照罰款100;上廁所時間限定二十分鐘，有專門領導等候監督，萬一不幸便秘，被領導發現，離崗時間長了，就算怠工，罰款在200元左右。原來還有年夜飯，這些年限制“三公開支”，工人是首先被開刀的。按說環衛那邊是靠政府訂單存活的，但環衛局、環衛公司、勞務派遣公司三方面都要從工人那里去揩點油。
這次罷工的焦點是對早餐費用的扣除，借口是上班時間從5點30開始，下班時間又提前半小時，然后各種經費也捉襟見肘，高潔公司是三月中旬通知的，東聯和西聯早在春節前就通知工人減薪了。東聯工人本來準備罷工的，但消息提前走漏了，東聯有比西聯和高潔公司更多的加班，跟領導關系好的工友可以多加些班，一部分“工賊”向公司管理層走漏了風聲，當時西聯也罷工一天不干活，東聯西聯工人希望高潔的工友支援，但大伙猶豫了。等到三月份，正式向待遇最差的高潔公司的工人進攻了，工人們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
3月25日，一個班組工人向領導抱怨問題，領導說一天內給答復。
3月26日，工人見沒有答復，就前往長寧區政府門口比心心了，警察打傷了兩個，一個班組的罷工就帶動了其他班組的工人投入維權，斗爭完全是自發的;
3月27日，幾乎所有的高潔公司工人都參加了，部分西聯公司工人也一同參與到維權里，前往長寧區環衛局進行靜坐，大家都不喊口號(怕被打壓)，選出了第一批工人代表(5個同公司交流的代表)，訴求是不降低工資，希望公司能給些福利待遇，但能理解公司經營困難。
3月28日，去了區政府和廣播電臺，希望給說法，媒體呢，是不敢報道的，領導出來談話問要求什么，但拒絕給答復，也沒有工會代表出來對話，只要去區政府，就會有警察維持治安;與此同時，負責“拖延罷工”的市容人員和臨時工開始頂替，負責清掃大街了，勞務派遣公司找來了急需要謀生的女工也沒說一天工資多少，甚至跟一些臨時工說日工資在140-150元以圖瓦解罷工，市容的領導更是以毋庸置疑的權威口吻命令下屬去“支援”。
3月29日，大伙又去了區環衛局，警察反復提醒工人不要鬧事或有過激行為，那天工人還是沒有等到答復。
3月30日，大家在區市容管理局繼續抗議，一個熱心的學生在微博上報道了這個事情，雖然微博很快被刪除了，但那天開始。
3月31日，副總過來穩定工人，說工資只降260，工人覺得可以在各退一步基礎上達成協商，就答應復工了，不過星期六，還是有零星去區環衛局抗議的工友。
環衛公司瓦解罷工的辦法：
1.罷工開始后，大量招募臨時工(許諾更高工資)和派遣市容大隊，清掃大街，降低罷工實際效果;
2.軟禁東聯公司工人，進行瓦解;
3.在西聯，2個特勤盯1個男工，1個特勤盯一個女工，此法在4月1日復工之后被高潔效法(4月3日恢復正常勞動管理);
4.刪除幫助工人的學生在社交網絡上發布的資訊。
政府沒有直接跟工人交流，主要的對策是派警察在區政府周圍路面維持治安。工人也沒有找勞動仲裁部門和工會解決問題。
這次主要是扣除掃地工人工資，但沒有扣開車工人和公共廁所工人的工資。因此，這兩類工種工人沒有參與到罷工中來，他們對罷工行動也不關心。長寧區的上海市民大部分是同情工人的維權的，當然罷工持續更長時間是否會因為環境衛生變差造成市民和工人的分歧，也未可知。
4月2日之后，公司又跟工人改口，說不會扣工人工資，主要是因為害怕媒體的報道(連主流的環球時報都報道了)，因此口頭上給工人以“待遇不變”的許諾。同時，要工人向媒體三緘其口，并進行了一些恐嚇。
河師傅覺得這次維權持續時間太短了，大家都缺乏經驗，如果堅持時間能再延長，應該復工的時候就可以達成待遇不變的訴求。剛開始，工人中“怕出頭”情緒比較強，一些工人說自己年紀大了，怕不好找工作，后來工人終于克服了畏難情緒，選出了代表，比較外向、善于交流的工人站出來擔任了罷工的對外窗口展示者。另外，老河認為，如果二月間，他們的維權能跟東聯工人一起行動，東聯的斗爭不會失敗，更多工友集合起來，也能更好同資方斡旋。
對于未來，河師傅的想法是不能用“降薪”來對待工人。他希望上面的領導能多關注工人，這次政府都不出來跟工人對話，他覺得挺失望的。
其實，工人的確有嘗試用媒體發聲，比如通過“抖音”、“快手”、“火山”發小視頻，但傳播速度不如微信公眾號和微博，影響也有限。
之前，曾發生過長沙和廣州環衛工人的斗爭，但師傅對此并不知曉，他也是最近才慢慢意識到要多了解其他地方工人的經驗的。
這就是河師傅的故事吧，他的故事還有后續，而千千萬萬中國環衛工人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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