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金融還是生命投資？養老金的歷史和未來

　　原編者按：本期我們翻譯推送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布萊克本(ROBIN BLACKBURN)關于“養老金的歷史與未來”的著作“死亡金融還是生命投資?”一書( Verso, 2002)的導言。他的另一本著作“未完成的革命：馬克思與林肯”已經出版中譯本。布萊克本曾擔任英國“新左翼評論”雜志主編。他這本關于養老金的著作可以被視為對管理學大師德魯克的1976年提出的“退休金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研究。本公號前面“退休金社會主義來臨中國”曾介紹了德魯克的觀點。最近風行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職工股權”問題凸顯重要性，而職工持股和“退休金社會主義”有著密切關系。布萊克本書中提到的瑞典工會聯合會首席經濟學家(前德國難民)魯道夫·梅德納(Rudolf Meidner)的“工人基金”方案，相信會引起讀者聯系中國實際的興趣。

死亡金融還是生命投資?養老金的歷史和未來

羅賓 . 布萊克本

社科院博士后 成福蕊 譯

　　目錄

　　引言：“這是養老金，笨蛋!”

　　一 退休基金和全球資本

　　二 養老金社會主義的先知

　　三 “老年危機”和私有化

　　四 為新的生命歷程融資

　　一個人最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年老。

　　(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939)

　　一旦我們了解了老年人的真實狀況，我們就不能滿足于要求更加慷慨的“老年政策”——更高的養老金，體面的住房和有組織的休閑。事關整個制度，我們的主張只能是激進的——改變生命本身。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Old Age, 1977)

　　還有一個對老年的修辭表達，不是反對嘲笑甚至蔑視，高貴地捍衛人的最后時光。而是主要出現在電視上，偽裝并高效的努力吸引潛在的新消費者。在這些廣告中，使用更中性的詞語“the elderly”，而不是“the old”，顯得靈動、微笑和快樂，因為他們最終可以享受一些特別的強化補品或異常有吸引力的假期。他們也因而成為消費社會高度受追捧的受益者，新需求的存儲者和擴大市場的受歡迎的參與者。在一個一切都可以買賣的社會，即使是年老也可以像其他東西一樣成為商品。

　　(意大利參議員，著名政治哲學家Norberto Bobbio, 'Old Age', 1996)

　　達明·赫斯特著名的腌制鯊魚被稱為“活人心中的死亡不可能”。也許蝴蝶可以代表另一種想法：“年輕人(包括不那么年輕的)心中的年老不可能”。我們生活在人類境況顯著轉變的時代，平均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這些趨勢在發達國家最為明顯，但在以往被稱為“第三世界”的許多地區也已經很常見。19世紀初，英國和美國的平均壽命約為40歲。20世紀初，已經上升到50歲，21世紀初，就接近80歲了。由于過去許多人在嬰兒期死亡，這些平均壽命有一點誤導，但只是一點點。1900年，已經達到60歲的人的預期壽命為14-15年，而今天的數字是20多年。壽命延長和出生率下降已經開始改變年齡結構，但只有在本世紀，其真正的影響才能在全球范圍內觀察到。20世紀末，世界上超過65歲的人共4.19億，占總人口的6.9%，北美和歐洲分別高達12.6%和14.7%。65歲以上人口中，僅一半多一點居住在亞洲，共2.16億，歐洲為1.07億，北美為3900萬。中國的男、女預期壽命已經分別達到了70和72歲。大約2000年左右，50歲以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7%。聯合國人口學家預測，按照目前的趨勢，2025年，50歲以上人口的總比例將上升到27%，2050年為34%，2075年為38%。

　　那些談論長壽革命的人們往往太喜歡為我們打造壞消息--“人口炸彈”，“老年危機”等等，或簡單的好消息--超級奶奶和運動員退休者之類，似乎1998年的60歲以上老年人奧運會的競跑最高速度與1898年的奧運冠軍相當。事實上，這一切是好是壞，還是懸而未決的。目前，對我們的文化和社會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要求遠見卓識、想象力和擁抱多代人重疊的社會的優勢的意愿。這本書是關于如何成功地應對這個挑戰，同時記住，這一成功總是遲早要直面個人的虛弱和死亡。

　　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經濟保障，但如我們將看到的，文化和政治也至關重要。或許，我們老齡化社會對年輕人的困擾，與過去年輕化社會對老年人的崇敬如出一轍：部分由于稀有價值，部分是每一代人對后代和前輩的需求，無論在實踐層面還是在象征層面。在任何一個主要的人類群體中，代際相互依賴都是顯而易見的。人類的年輕時代比任何其他物種都要長得多，而且漫長的學習時間使人類文化和社會的動態性成為可能。老年人的能力不斷下降，但經歷過父母死亡的人們知道，沒有了他們的記憶、經驗和認可，他們的孩子也被削弱了。知識經濟的到來并不會消除、而是擴展和放大這種依賴性，學習過程也直達老年。但這些發展對現代經濟的含義尚未得到恰當研究，而其核心是為養老金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融資。

　　養老保障似乎是分配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在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它與“轉移”和租金收入相關，很容易被歸于消費和優惠券的被動領域。然而，退休收入的融資與經濟的核心動力有關。一個良好的養老金制度有助于強化健康和可持續的經濟模式，但一個不良和短視的養老金制度卻會帶來經濟危機和社會混亂。養老金固有晦澀、值得和乏味的聲譽。養老金可能被認為是乏味的，因為其非常復雜，或因為其為遙遠的未來而犧牲當前利益，精于算計而犧牲自發性，亦或因為它們體現了人類對控制未來的徒勞嘗試。有人認為，這種嘗試在今天這個更加不確定的世界比以往更徒勞。這些觀念并不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它們阻礙我們通往更重要的真理。

　　我們生活在現在，但現在一直在向未來飛去，我們都很好奇我們可能去哪里。為他人和自己確保未來的行動使我們能夠將希望和能力擴大到更遠的邊界;它確保所有人繼續是社會的正式成員。三代甚至四代人的共存深度鋪開了更大的視角。但這不是唯一的影響。那些重視現在和近期未來的人，應該考慮到我們生活的世界是按照組織養老金的方式塑造的。因此，即使我們的直覺是應該享受現在，及時行樂，也應該考慮如下事實：今天，我們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被決定未來的現有結構所主導。

　　退休金和全球資本

　　財產分配就屬于這種面向未來的結構，因為財產所有權賦予了持續享受它的權利，或者能夠獲取收入或租金的權利。今天，這種觀察變得雙重真實，因為塑造我們未來的大部分投資都是由養老基金承擔的。事實上，基金經理的決策，由他們所處的法律和激勵機制所深刻決定，塑造了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目前，養老基金是全球化經濟的組成部分，全球化的信條是商場和閃亮的辦公大樓將會蓬勃發展，而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園、游泳池、圖書館和劇院前景暗淡;一些地區會繁榮，而其他地區將衰退;商業所得將取代公共服務的精神;如果需要進行經濟“調整”，最貧窮的人將不得不勒緊腰帶;幾千年積累的自然資源將在短時間內耗盡，寬闊的海洋將被毒害和破壞。這個勇敢的新世界的核心特征是普遍的商品化，其中清潔水、新鮮空氣、良好的教育或老年保障等都成為可以買賣的“產品”。

　　實際上，乏味的養老金世界現已點燃了一個高級金融，房地產投機、流氓交易員、媒體與技術兼并以及證券交易泡沫的迷人的世界。那些推銷和管理養老金產品的人是很大的玩家。在全球化的涌動和刺激背后，是基金管理人為全球幾億名工薪者的儲蓄尋求更好的回報，他們大多數來自第一世界，但在第三世界也有一些。雖然部分受益者是舒適的，但這些人并不是超級富豪。事實上，他們包括很多溫和的看門人、工廠工人、教師、貨車司機、醫院工作者、文員和各種其他職業的工作相對穩定的人員;另一方面，養老金只覆蓋少數的失業人員、護理人員、農村工作者或臨時工作人員。

　　據估計，1999年，世界各地的員工養老金計劃的全球價值已經達到13萬億美元，寫出來是13,000,000,000,000美元。相比之下，根據經合組織前一年的數據，當時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約為28萬億美元，全球股票市值為23萬億美元。全球養老金資產的五分之三，即7.8萬億美元，由美國的持有人所有。自1994年以來，其份額增長了140%。這一增長不僅反映了股價的增值，也得益于“嬰兒潮一代”接近其盈利高峰的強勁貢獻率。到1999年，日本養老基金持有資產1.5萬億美元，英國養老金資產價值1.4萬億美元。除了股票，養老基金還擁有其他許多資產，包括房地產、政府債券、藝術品和現金等。但是，公司股權一直在養老基金的投資組合中占主導地位。

　　養老基金和其他機構投資者的崛起并不意味著富人的消亡。盡管彼得·德魯克曾經描述的“養老金社會主義”仍在穩步推進，而在他第一次創造這個術語近三十年后，資產階級仍然存在，跨國資本家階層控制的資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截至1999年底，全球有700萬人流動資產超過100萬美元。這些“高凈值”人口中有250萬在北美，財富總額達到8.1萬億美元，比美國養老金資產的價值高出3000億美元。在英國，1997年，有14.7萬流動資產超過50萬英鎊的高凈值個人，其總持有量為6590億英鎊，接近當時英國養老金資產的價值。1999年底全球財富金字塔的頂部有514位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其中美國276人，歐洲115人，亞洲77人。1999年，400多名最富有的美國公民總資產超過一萬億美元。

　　所有這些富裕的個人，無論是百萬富翁還是億萬富豪，都以各種形式持有資產，但他們的股份足夠大，以至于能對商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很多時候，富有的個人和大型機構可能會以類似的方式對市場信號和機會做出反應，盡管某些個人可能更具創業精神。平均而言，養老基金持股比所有其他機構都大得多，除了頂級富豪。有成千上萬的養老基金價值超過10億美元，僅美國就有數十家資產價值超過比爾·蓋茨。即使小基金也價值數億美元。養老基金管理者越來越傾向于協調他們的策略。所有投資者，無論個人還是機構，都使用銀行、經紀人和貨幣經理提供的便利，但擁有更多資產的投資者可以獲得更好的條件，其更多的資源讓他們更有利的分散風險。然而，資金管理者、投資銀行和經紀人的定位是為了確保他們提供的服務獲得高價。我們會看到，資金的大部分收益(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會流入這些中介機構，而不是給予那些面臨一系列選擇的養老金計劃的持有人，他們對“資產池”的合法權利遠沒有富豪對自己的投資和資產的權利清晰。因此，雖然機構可能比許多富裕的個人擁有更多的力量，但養老金計劃持有人對其利益的“監護人”的監督能力少之又少。

　　已經提到的養老基金有名的復雜性是這個話題令人厭煩的方面之一。這種復雜性不僅對養老金本身產生影響，也對更廣泛的社會產生影響。國家養老金確實具有晦澀之處，往往與各種提供水平的繳款記錄或其他資格有關，特別是在應用“經濟狀況審查”的情況下。但是，與種類繁多的私人養老金相比，公共養老金還算簡單的。有些復雜性可能不可避免;畢竟，養老金計劃正在試圖預測不同的未來，并提供選擇。但是，不可避免地，復雜性會產生混淆，為營銷噱頭和高能銷售人員提供了機會。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英國廣播公司電視臺的“金錢節目”將一名記者送到了倫敦金融城的街頭，以了解在步行的商業類人士是否會聲稱了解自己的養老金;大多數人承認對此與其他人一樣感到困惑。當我得到我的第一個永久工作時，人事部問我退休金計劃是否要“利潤條款”，如同在問“你喝咖啡要不要糖”?我發現，“利潤條款”是通過在好年頭扣除一些收入，在不好的年份從儲備金中支出來，平滑市場的起伏。但是，如何做到這一點迄今為止仍然是一個謎。直到后來我才意識到，評估“利潤條款”所必需的信息實際上不透露給養老金計劃持有者。直到那時，“利潤條款”還是英國養老金和年金行業責任風險分擔的標志，但1762年成立的倫敦保險公司“公平生命”在2000年12月被迫對新業務關門，給“利潤條款”帶來極為不利的負面公眾形象。如第3章將討論的，這個問題其實不是來自“利潤條款”的設計，而是來自一個愚蠢的承諾，即對某些年金產品支付有保證的利率。但是，倒閉突顯了“利潤條款”保單，因為其大約上百萬的持有人，將會為此買單。即使保單持有人正確掌握了自己保單上少量的印刷信息，但由于“公平生命”公司發布的一些其他政策，持有人仍然可以受損。

　　撰寫1983年一個職業方案中美國員工面臨的養老金計劃選擇時，勞倫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和丹尼爾·史密斯觀察到：

　　今天，一個普通工人參加行業養老金計劃時，可能會面臨年齡和服務的限制，不同的權利安排，與指定的一組共同參與雇主的可移植性，社會保障步伐綜合效益公式，最佳高峰年或結束年收入基數，與年齡和服務相關的提前退休福利減少率，提前退休補充福利，超出計劃正常退休年齡的工作福利部分精算增加，有限生活成本津貼。

　　只要養老金計劃持有人想要所有這些條款，與下面這種簡潔的說法相比，掌握這些條款將是一帆風順的：“知情的工人也應該了解養老基金投資組合經理的投資決定。

　　上述是指擁有行業養老金的員工。這些雇員至少發現自己已經通過有法律和會計專家咨詢的工會代表的談判達成了某種條件。那些辦理個人養老金計劃的人被迫尋求專業意見，但這樣做很昂貴，許多人試圖跳過這個預防措施。金融業花費相當的創業精神和營銷力量來兜售其廣泛的養老金產品。來自眾多供應商的選擇不可避免的激增，帶來了很高但不是立即可見的成本。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識別昂貴的養老金結構，將真正的困難與故意的混淆和神秘的營銷區分開來。

　　然而，這些問題絕非養老金復雜性的全部。理論上，解決養老金制度的問題需要人口學、精算學、法律、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社會老年學、代際倫理學等方面的發現，無疑還有其他幾個令人生畏的專業。許多傳統的研究經濟安排的方式往往是“還原的當下主義”，在某一時刻給出橫斷面。即使對社會平等和包容性問題敏感的方法，也僅僅會問這種稅收或這種福利是否會從富人到窮人，從年輕到年老進行再分配，而不會恰當的認識到，年齡組別的大小有巨大差異的事實。當年齡組別的成員數量有很大差異時，代際轉移可能變得非常不平等，同樣的規則用于后代可以產生迥異的結果。這不足以為養老金制度的“代際之戰”方法或其他任何方式辯護。近年來，杞人憂天的文獻不斷增長，試圖計算公共養老金安排中隱含的承諾所代表的“不可容忍的負擔”，而沒有適當考慮抵消因素或其所代表的改善養老金融資的新機會。杞人憂天者和“代際會計”本身的支持者往往采取有缺陷或簡化的經濟模型，并進一步暗示養老金只能由今天的稅收或金融服務業管理的基金提供。但是，不適當關注代際復雜性就無法實現社會正義，這個基本觀點仍然有效。

　　提供公共養老金的政策不一定是令人費解的，有些國家的政策似乎很容易理解。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運作情況就容易理解;事實上，自20世紀30年代后期以來，它一直保持著成為國家“第三軌”的美譽。美國立法者明智地把這個方案的管理不是委托給政府部門，而是委托給一個準自主的社會保障局，它每年發布其財物狀況，包括人口預測及未來移民等的假設的報告。他們進一步要求咨詢委員會定期調查該系統的運作情況。法國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本質上復雜得多，但其管理更加獨立，其代際團結的指導原則得到很好的理解。在這兩個國家，經常出現的社論、文章、書籍和和不同政治領導人的演講意味著，關于這個話題的全國性辯論確實存在。而在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則沒能做到這一點。一項關于英國的養老金的經濟學研究注意到其交織的混亂和從業管理者的經常變換，諷刺地說：“這樣一個復雜系統唯一的可取之處就是沒有人能理解它，所以政治上容易改革。”然而，正如他們表明的，英國隱身的改革浪潮已經造成了一個難以理解的項目拼湊起來的令人困惑的方案，其中包括：公共養老金縮減，私人提供系統得到鼓勵但覆蓋面不足，歷史上的“不當銷售”，養老基金未能促進一個健康的國民經濟格局。

　　幸運的是，通過整體看待養老金，重點關注它與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相關的關鍵環節，繞過復雜性，聚焦于其基本設計，將細節留給專家們去改進，仍然是可能的。當代關于養老金制度的辯論被重要但并非本質上令人困惑或不可解決問題所困擾。公共或私人條款的優點是什么?人口老化對養老金的負擔過重嗎?養老金是否應按照大多數國家的現收現付方式融資，還是像行業方案和個人養老金計劃那樣建立基金的做法更為審慎?養老基金的增長是否到達對整個經濟環境產生影響的臨界點?養老金計劃是否應考慮重新評估老年工作者的社會貢獻，并注意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選擇?雖然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信息和專門知識，但常識和對共同思考的意愿也必不可少。

　　“養老金社會主義”的先知

　　20世紀70年代，杰出的管理哲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在“看不見的革命”(1976)一書中，通過在整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看待養老基金，大大擴大了該討論的范圍。他抱怨說：

　　美國國會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1974年的“退休金改革法案”中，舉行了無數聽證，進行了數十項研究，并考慮了一系列備選方案。然而，在數千頁文件中未曾提及養老金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對資本市場或資本形成等經濟影響也關注甚少。整個討論只涉及精算和投資組合管理事宜。

　　德魯克認為養老金可能是重振經濟進步的關鍵。持續的低增長率——包括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商業周期的“復蘇”階段，導致對他提出的兩個問題越來越多的關注，即資本市場的運作和資本形成的程度。1974年“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的通過，促進了私人養老金的增長，為金融服務業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儲蓄。但是，由于經濟景氣拒不復蘇，觀點分歧產生了，有些人抱怨膨脹的公共項目“擠出”了健康復蘇，而其他人則側重于他們認為的金融部門本身的失靈。在戰后繁榮期間被邊緣化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再次受到重視，首先是弗里德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接著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各種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共服務私有化的建議開始流行。有人辯稱，社會保障體系應該私有化，以讓更多的儲蓄流入金融體系。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部分在英國倡議下按照英國計劃成立的一個機構)堅持認為，倫敦政府必須削減其最受歡迎的計劃，并強制實施嚴格的緊縮政策。工黨內閣成員安東尼·克魯斯蘭(Anthony Crosland)著名地宣稱：“宴會結束了”。倫敦政府遵從了，但降低工資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成功最終付出了1979年工黨選舉失敗的代價。

　　彼得·德魯克的著作慶祝養老金日益增長的重要性，認為它體現了在自由市場經濟與大政府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他提到“養老金社會主義”，并聲稱，如果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工人控制生產資料，那么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觀點帶有刻意挑釁和玩笑，但仍然有其嚴肅性。他認為員工養老基金已經取得了大多數大型美國公司的潛在控股權。德魯克夸大了1974年的情況，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養老基金的股權在絕對和相對數量上都在增長。他認為，養老基金集體主義提供了不同于國家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個人主義的替代方案：

　　養老金運動不是赫伯特·胡佛的“個人主義”。養老金是集體的。代理人是其他集體，大型雇傭組織。但他們是“非政府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是“私人的”。它們提供了使用“組織型社會”的私營非政府機構制定和實現社會目標以及滿足人類需求的有效性的一個例子。

　　在這樣的段落中，德魯克對養老金的斷言有時會體現出對仍然構成“組織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動力的無知或低估。在這一點上，該書出版后幾十年的實際情況表明，養老金經理單一地關注股東價值，而不關心“制定和實現社會目標”或“滿足人類需求”。也許德魯克的革命“看不見”的原因是它還沒有發生。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的觀點是還是有意義的。

　　德魯克還試圖提醒他的讀者注意他所看到的人口趨勢對資本形成率的威脅。他認為，重組后的養老金可以促成新的資本形成，以抵消美國長期低儲蓄和隨著人口老齡化而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德魯克認為，退休金領取人的數量與現役勞動力相比有所增加，社會保障和養老金都不會有助于凈儲蓄。對社會保障的貢獻只會轉移給那些花費他們的養老金領取者;同樣的，根據德魯克的計算，大約到1990年，養老基金在股票市場退出的資金將多于其進入的資金。德魯克也預言了未來的養老金辯論，只是他把低儲蓄的危機設定得太早了。德魯克認為，銀行機構管理養老金是錯誤的，因為涉及利益沖突。他認為，銀行在商業貸款部門和其資金管理部門之間建立所謂的“中國墻”是不可取的或不可能的。在他看來，養老金無論如何都需要獨立于銀行和雇主的受托人，并且真正代表他們所管理資金的主人即雇員的利益。只有這樣的受托人才有合法性和自主權，才能從養老基金受益人的長遠利益出發，在必要時勸說他們提高繳款率，以抵消通貨膨脹，并確保投資引領的增長足以預見退休人口比例的上升和最終的儲蓄不足問題。

　　德魯克有更大膽、更全面的視野，但也有其他人意識到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必須一起思考。由英國前總理擔任主席的威爾遜委員會關于英國金融體系運作的報告承認了這一新的使命。該報告敦促制定一項新的養老金法規，幫助公共權利機構重新獲得駕馭經濟的杠桿，并對抗國際金融的壓力。然而，當時他的繼任者卡拉漢政府的失敗，足以抹去與工黨領導層有關的任何事情。然而，不管對上世紀70年代工黨政府的表現多么不滿，不變的事實是，他們與現在所謂的全球化的相遇對許多參與者來說都具有教育意義。工黨內閣部長托尼·本恩(Tony Benn)在工會領袖杰克·瓊斯(Jack Jones)的建議下，尋求一種養老金融資保障方式，比另一個零碎的國有化計劃具有更深遠的意義。本恩關于養老金在社會主義論證中可能發揮作用的評論(1979年)中對此建議作出了回應，他認為：

　　金融機構不一定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使用他們有權處置的巨額資金。這是一個必須改變的領域。這些儲蓄屬于工人，是他們自己的遞延收益。工人不僅有權在退休時索取收入，而且有權在工作期間索取，從而保證他們在退休時的經濟是繁榮的。

　　Benn繼續設想了與“大金融機構投資經理人”并行的工會代表權，并建議通過北海石油收入來保證基金的價值。但是，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將受益于與石油公司的交易，之后工黨長達十八年沒再執政。正如我們將在第5章中看到的那樣，工黨的更慷慨的養老金安排成為保守黨總理的首要打擊目標。

　　德魯克的遠見卓識在左派很少受到關注，但也有一些例外。蘭迪·巴伯(Randy Barber)和杰里米·里夫金德(Jeremy Rifkind)發表的“北方將復興”(1978年)一書，概述了一個大膽的計劃，將員工養老金用于區域再生，防止美國東北部銹帶地區的枯竭。他們的倡導確實鼓勵了一些關于社會投資的小規模試驗，其成果將在下文中進行論述。另外兩本書探討了迫切需要逐步改革養老金制度：勞拉·卡茨·奧爾森(Laura Katz Olson)的“老齡化政治經濟學”(1982)和埃里克·舒格格(Eric Shragge)的“英國的養老金政策：社會主義分析”(1984年)。奧爾森結合對“醫療工業綜合體”的認知批評和關于老年人照顧私有化危險的預言性警告，得出結論：“如果員工和社區成功地奪回養老金的控制權，盡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基本的系統性約束，仍可以作為邁向社會根本轉型的重要一步”。英國作家埃里克·舒格格認為，盡管德魯克的說法過分夸張，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太局限，但他仍然在提請注意新養老金制度的集體主義機制方面是正確的。在舒格格看來，如果允許一批工人對其養老金實行真正的控制，這將有助于從社會主義模式中消除國家官僚的死亡之手。英國礦業工人聯盟(NUM)確實試圖接受這個想法，但在1980年代中期一次關鍵的法律斗爭中失敗，因為沒有一個礦工的巨額養老金資產投資于自己枯萎的山谷和村莊的再造中。瑪格麗特·撒切爾1984-85年對NUM的勝利，及接連在選舉中勝過工黨，為養老金改革中另一個非常不同的實驗設定了場景(將在第5章詳述)。

　　在同一時間，獨立的與德魯克提出類似問題的另一個人，是成為瑞典工會聯合會的首席經濟學家的德國難民魯道夫·梅德納(Rudolf Meidner)。他是戰后瑞典福利制度的建筑師之一，目睹了1957-60年間瑞典為二級養老金提供資金的激烈戰爭。這一插曲強調，尋找方法保證社會項目融資而不使稅收體系超載的重要性。瑞典社會民主黨人一直鼓勵私營部門蓬勃發展，但是在70年代中期，梅德納提出了確保繁榮得到更廣泛分享并利用產業政策的建議。

　　“梅德納計劃”要求大型公司向自己的員工發放股份，達到其股本20%的門檻，此后將向每個地區代表工人的公共機構進一步分配股票。據稱，這些公司之所以能夠獲利，是因為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因此有必要將利潤的一部分歸還給工人，即初始發行20%的股份給工人基金。基金承諾這些投資必須留在公司中，并將以對社會有用的方式使用最終產生的收入。與稅收不同，這種征收不會進入國庫，也不會減少企業投資。“工人基金”希望確保經濟發展的成果被員工和社會共同分享;雖然這些基金的回報可能最終有助于承保社會或養老金的供應，但這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的初衷只是為了加強工人的地位。(瑞典已經有補充養老基金，但禁止購買股票)。梅德納計劃在1976年得到了瑞典工會聯合會的大力支持，最不尋常的是，在批準該提案的會議上，投票受到熱烈歡迎并唱起了“國際歌”。社會民主黨并沒有立即認可這個計劃，并失去了那年的選舉。但是，在1982年贏得選舉之前，社會民主黨決定引入梅德納計劃的修改版本，盡管黨的領導人不完全信服。民意調查顯示，工人基金在社會民主黨選民中受到歡迎。瑞典的商界領袖強烈震驚，他們攻擊該計劃所花的錢，比1982年大選中所有政黨提供的競選資金總額的五倍還多。私有的新聞界發起了持續而有力的運動，利用計劃中的每一個真實或假定的弱點，來抨擊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的偏見。反對黨認為，工人基金給予工會領導人太多的權力，讓自雇者、失業者或沒參加工會的人沒有任何代表性。由于股份分配首先是從私營企業開始的，公共部門的工人感覺被拋棄了。這次攻擊后，對這個計劃的支持減弱了，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認為，需要極其謹慎的淡出這個計劃，讓政府專注于捍衛福利制度。

　　梅德納計劃是一個原型，還需要細化和進一步闡述。正如梅德納本人所熟知的那樣，“瑞典家園”當時時間不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減少妥協，并且澄清該方案的社會目的，或可維持對此方案的支持。喬納斯·龐森松(Jonas Pontusson)強力指出，工人基金所服務的“一般利益”沒有得到充分的說明。如果工人基金的大部分收入承諾提高養老金或某些其他具體的社會目的，也許會抵消反對者給該計劃造成的印象，即其目的只是為提高工會的權力。梅德納計劃的實施可以為保護瑞典福利模式提供關鍵支撐，降低稅收的壓力，并在大公司的決策中讓工人基金能夠發聲和投票。它也可以使瑞典銀行和跨國公司通過降低國內機構的股權，轉移到海外投資，從而進一步削弱瑞典的福利制度變得困難。經過二三十年，一個充滿活力的梅德納計劃將使“工人基金”成為經濟的主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大舉動員起來反對它的原因。該計劃的失敗增加了瑞典金融業的行動自由。隨之而來的是投機熱潮，以房地產為中心，首先在國內，接著在國外。1990-91年，泡沫破裂，造成大量失業。嗜血資本進一步削弱了生產根基，將“瑞典家園”暴露在社會傾銷的現實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剩余的“工人基金”被清盤，其資產價值約18億英鎊，用于建立各種學術研究機構。因此，20世紀90年代的瑞典，所有類型的研究都比歐洲其他地區得到更好的資助：盡管梅德納的宏偉目標失敗了，但即使這種溫和的結果也證明了該計劃承擔社會支出的潛力。

　　“老年危機”和私有化

　　不幸的是，新右派證明比左派更擅長發現養老金政策的深遠影響。對于左派，養老金當然要捍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對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整體節奏的根本性意義。對于新右派的代理人而言，這是塑造金融業本身的強大幫手。對人口老齡化的未來成本提出警告性預期，并確信最好的解決方案或者唯一的解決方案，是縮小公共養老金，甚至更好地，是將其徹底私有化，迫使人們依賴金融服務業的技能為退休做儲蓄。

　　1994年，這些主題獲得了新的尊重和鞏固，世行發布了有影響力的報告“避免老年危機：保護老年人并促進增長”，其副標題已經宣布了一個議程。該報告對養老金中所謂的“主導性公共支柱”提出了持續的挑戰。世界銀行提供分析的目的，是公開并合法的破壞公共保障，強行轉向商業化，這將對許多政府產生影響，并得到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的或真或假的成功的吹捧。但在養老金政策領域，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并沒有在他們面前全面實施。在試圖引入該政策的時候，他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街頭、投票箱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論文及其他出版物中。

　　由此產生的辯論，突顯了養老金安排所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正義等更廣泛的問題，我試圖在本書下面論述。雖然我會關注人口問題，但社會老齡化的事實是，它并不指向一個明顯的方向，許多人做了錯誤的假定。評論家的合唱團喋喋不休的以隱約出現的人口災難做文章。雖然有代際正義的真正問題，但我認為目前的問題本質上不是代際之戰，如“X一代”與“嬰兒潮一代”的對立。當代西方文化中有一個偽善的“年輕主義”，經常由那些不那么年輕的人們兜售，讓魯莽的消費主義看起來更誘人。使用電腦接聽手機的巨人公司，利用青少年使他們的標志顯得更性感。昨日之互聯網企業家，大多數薪資很高的高管，都已進入中年時代。而“貪婪的吉他人”的漫畫，或“波瀾沸騰”的夸張飛行，通常不能解決每一代人內部的境況和機會的鴻溝。養老金促進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不安全和掠奪的“全球化”格局，加劇了階級分裂，同樣威脅到年輕人和老年人。

　　人口老齡化本身，沒有告訴我們如何最好地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養老金。然而，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卻發現人口厄運絕對不可抗拒。在這種觀點看來，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不可持續，因為那些繳納養老金的人與收到養老金的人口比例在20世紀50年代為五比一或六比一，到90年代變成三比一或四比一，隨著人口年齡變化可能變為二比一或一比一。美國社會保障的活力在20世紀70年代受到質疑，1983年格林斯潘委員會改革后再次遭到抨擊。20世紀90年代，意大利、法國和德國養老金體系的困境似乎更糟。不難發現一些預言，說這些國家的納稅人很快就要支付其收入的20%-30%，僅為向國家養老金制度融資。甚至有人說這個比例會達到收入的70%，我在第4章會引用這個例子。這些國家的政府制定了推遲或減少養老金權利的計劃，但這些計劃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在新自由主義觀點中，答案是減少公共養老金，并鼓勵公民通過為商業養老金貢獻，為自己的退休做準備。

　　這引發的斗爭和矛盾將在第4-6章進行分析，但現在足以指出，與養老金有關的問題為1996年意大利、1997年法國和1998年德國的右翼政府失敗做出了貢獻。有人可能還會加上1997年梅杰(Major)政府的失敗，因為保守黨的聲譽被巨大的“不當銷售”丑聞所玷污，而保守傾向的養老金領取者的士氣也被削弱，因為保守黨政府財務管理不善和政策上允許國家養老金收益遠遠落后于收入的增長。在美國，克林頓總統在1998和1999年選擇在他的“國家狀況演說”中發起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為社會保障退休計劃進行再融資，聲稱增加的預算盈余的三分之二用來保證這一計劃。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這個問題成為兩黨主要候選人之間的幾個實質性分歧之一。在戈爾希望保留和加強社會保障的同時，布什呼吁，應允許雇員收回一部分社會保障繳款，以建立自己監督的養老金計劃。布什在試圖篡改美國政治“第三軌”的時候，一定意識到了里根政府的失敗，當然說他的目標是加強社會保障。美國社會保障辯論中涉及的問題將在第6章進行討論。

　　面對經常夸張和過度的危言聳聽，值得說明的是，預期壽命的增長是一件好事。大多數發達國家同時發生的出生率下降，反映了對較小家庭的偏愛，減少了人口對資源的壓力。這些發展可能導致更加充實而長壽的生命，而不是被稱為悲觀主義或災難的根源。當然，確保老年人的生活得到維護，但只要采取適當的措施，就可以在不犧牲后代利益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

　　老齡化問題的真實面貌經常被誤解。“工人短缺”的觀點忽視了幾種主要的抵消因素。第一，延長壽命的醫療進步也延長了人們在標準退休年齡后繼續工作的能力。其次，一國的勞工短缺，可以通過他國的移民來補充。第三，出生率的下降降低了兒童人數，進而減少了每名工人需要撫養的人數。第四，技術進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意味著即使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國家財富水平。第五，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的核心顯然不是勞動力短缺。若果真如此，那么失業率和提前退休率就不會像歐洲那樣高，每個國家都會有瑞典式的免費托兒設施來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美國當局會很謹慎而不允許大量身體健壯的人衰老在監獄里。

　　雖然上述所有考慮都減輕了老齡化人口的經濟和社會后果，但當然不代表沒有問題。如果采用新的方法和政策，列出的不同因素也只能減輕或緩解老齡化社會的壓力。因此，如果被當前雇主的年齡主義觀念所挫敗，那么老年工人的潛力，甚至許多遠低于退休年齡的老年工人，都無法考慮在內。同樣，公共養老金安排也阻止老年工人繼續就業，因為就業就意味著退出退休福利。實際上，這意味著那些超過60或62歲的人的收入被課以過高的邊際稅率。由于世界荒誕的不平等，到更富裕國家的移民可能會增加，并有助于提高其撫養比率。但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其所產生的后果也必然會在中國出現，而且不會比歐洲更少，因此，沒有國家能夠無限期地依靠移民來解決老齡問題。此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只能從高比例的移民中獲得有限的幫助。移民確實傾向于將錢匯回家，或者重返家園，但貧困地區不會因為失去大量受過良好教育和培訓的人員而得到任何裨益。所以盡管移民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是可欲的和不可阻擋的，但不會因此而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案。

　　真正的挑戰是找到一個更健康的政治經濟，幫助這個老齡化不平均世界的各個地方進行必要的調整。根據1998年聯合國對世界人口預測的修訂，所有地區都面臨著未來50年內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翻倍的前景。表1.1列出了有關撫養比的中期預測范圍——聯合國人口學家制作的每100名成年工作者需要撫養的老人和/或兒童數量，以及他們對1950年和1998年最佳估計的對比。這些預測從現在的趨勢推斷而來，尤其是隨著發展，幾乎所有地方都出現了壽命的延長和生育率的下降。這種趨勢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變化，但是不評估這些即將到來的比率的可能性將是不負責任的，無論發生得比預期的早一點還是晚一點。

　　表1.1 世界人口年齡比率(每100名15-59歲的成年人)

　　注：兒童，代表0-15歲；成年人，代表15-59歲；老年人，代表60歲及以上。

　　來源：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1998修訂版，第三卷，分析報告，紐約，2000，159-74頁。

　　表1.1顯示，雖然老齡化已經是全球現象，但其對撫養比的影響迄今已被兒童人數下降所抵消，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表中類別所采用的“經濟依賴”概念意味著15歲大概是人們進入勞動力的年齡，60歲是他們離開的年齡。對于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合理的假設。實際和預測的比率表明，20世紀里，年齡結構在全世界都不會成為負擔。如果依賴的經歷本身是一種負擔，或者兒童或老人因失業而受到譴責，那么原因在于經濟失敗，而不是人口壓力。(可以考慮的一個可能性是現行養老金制度已成為問題的積極部分)。根據這一中期預測，發達國家面臨的確定可能性是，每100名成年人的撫養人數將會上升三分之一，從1998年的61增加到2050年的92。同時，世界其他地方老年人的比例增加可能會被減少的兒童人數所抵消。如果這樣，隨著這些社會的老齡化，工作成年人與撫養人口的比例也將最終總體下降。在評估可能性和概率時，應該注意的是，人口學專家經常低估人口變化的速度。

　　為新的生命歷程融資

　　后面章節將給出更詳細和近期的估計，但上述總體中期預測所包含的廣泛相關性值得牢記。這意味著需要修改和調適“生命歷程”的傳統概念。在傳統工業時代的生命周期中，個人至少在其生命的前15年作為被撫養者;接著他們會工作40-50年，為兒童、老人和病人的開支繳稅;最后，他們將再花費大約6年或多一點時間享受退休生活，再次受到勞動適齡人口工作的支持，就像他們童年時一樣。雖然這種年齡劃分在1998年的世界上仍然大量存在，但這種模式在全球中產階級中開始迅速消失。尤其在發達國家，但不限于發達國家，生命周期的趨勢看起來非常不同。教育期延長了5-10年，退休期延長了20年。“貢獻期”工作本身更有可能被學習和再培訓所中斷。總體而言，盡管學生和退休人員可能從事重要的工作，但經濟依賴期可能會延長。鑒于勞動者的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只要盡早認識和合理預測，滿足這種需求的“負擔”就不會成為不可控的。

　　像現在這樣，依賴的真正負擔并不容易評估。工作的組織方式沒有充分利用勞動者的能力，而且把老年勞動者邊緣化了。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劃分得太清晰。因此，截止到20世紀90年代初，大多數大型經合組織國家中，55-60歲的男性失業率約為三分之一，60-64歲的男性失業率為50%(日本除外，該國60-64歲男性中僅有25%失業)。老年婦女被排除在有償工作之外的比例更大，所以總體上55-65歲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工作。50歲的男女失業后，很難再就業。顯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來重新培訓老年工人，為其技能和經驗找到用武之地。50歲的人發現新的天賦，非常常見，但大都因為過早專業化或僅僅因為太多工作的單調乏味而被忽視。而且也可以重新發現昨天的成就——可稱為“布納維斯塔社會俱樂部效應”，增強老年人的聲望。在古巴，不僅世紀中葉出生的人受到青睞，而且不使用化學噴霧劑或肥料的傳統農民栽培技術也同樣受到尊敬。

　　從更有活力的老年人口中獲得的好處是無法估量的。相反，許多老人事實上被儲存在隔離區，那些50多歲或60歲早期就放棄工作的人被迫申請殘疾養老金。20世紀70年代，一項關于退休的法國研究將其描繪為“社會死亡”時期，而英國研究人員則將老年人的狀況分析為“結構性依賴”。最近的社會老年學認為，應該更加重視老年人的努力實現自己的日常生活策略。但是，平衡的觀點必須保持雙面視角，因為強制執行結構性依賴的官方沖動并沒有消失。

　　因此，老年人經常被視為公益事業的被動接受者，老年工人也被認為具有錯誤的聰明才智和動機。近來，英國保守黨和工黨政府都聲稱，殘疾養老金領取者上升是一種福利欺詐。但是正如理查德·伯特霍德(Richard Berthoud)指出的：

　　一九九六年推行更嚴格的醫療檢查，約有16萬名申請人被剝奪了福利。其中約四分之一的案件在上訴中恢復正常。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未恢復福利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找到了某種工作。其余的人唯一的結果就是損失了收入。身體損傷與就業能力之間的關系并不簡單。在現實世界中，部分喪失工作能力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于喪失工作能力的申請人上升的另一種解釋是，基于長期勞動力市場變化對受損人士就業前景的影響。由于潛在員工人數的總體上升已經超過了就業機會的增長，雇主也變得更加歧視。

　　老年工作者可以通過經驗和人際關系來彌補其身體的受損。但是，表現不佳的經濟中的雇主往往寧愿讓老年工人退休，特別是如果他們可以用較便宜的年輕工人取代，或養老金來自另一個預算的情況下。更加有機的生產性經濟體，能夠給老年工人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并支付所需的養老金權利。

　　這種觀察不應該使我們忘記更長壽的可能經濟成本。我們不應該期望，甚至要更少的要求，更積極的“第三年齡”(法國人如此稱呼)的福利能夠轉化為可銷售的商品或服務。在許多情況下，若所有情況同時發生，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資源：無論其他問題如何，古巴的退伍軍人與其他人一樣，因為資源豐富的醫療體系而享有良好的預期壽命。不斷上升的壽命意味著更多的高齡老人的醫療和護理都需要得到滿足。老年人的醫療費用可能會占國民收入的3-5%。如果將這些因素納入養老金制度的要求，顯然對老齡化社會的融資確實是一個要求很高的提議。

　　幸運與否，養老金的問題都不會被忽視。巨大的選民和強大的游說團體，將堅持解決這些問題。隨著老齡化現象的發展，達到或正在接近領取養老金年齡的人占選民的比例越來越多。他們通常比年輕人更有可能參加投票(雖然這不適用于大齡老年人和偏遠的老年人)。在大多數國家，政治家已經了解到培養老年選民的重要性。政治家也發現中年選民受到父母經歷的影響，部分出于孝順同情，部分出于他們很早就知道可能面臨同樣的問題，部分出于他們必須彌補自己的缺陷。

　　關于老齡化社會成本的當代文獻經常將認為當前公共福利和退休金安排是可行的捍衛者，與堅持撫養比率(活躍工作者與依賴轉移收入者之間的比例)急劇下降的人對立起來，這導致需要一個全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這本書中，我借鑒了前一類作品的論證和證據，但是對現有福利安排的批評家彼得·彼得森的“灰色黎明”和大衛·湯姆森的“自私之輩”等著作也不能完全忽視。他們對問題的認識夸大了代際緊張局勢，未能解決當今養老金資本主義的弱點，缺乏真正的解決辦法。但是，新世紀很可能出現全新的代際結構特征，將擠壓現行的福利和財產安排到不可承受之點。老齡化社會不僅是預期壽命提高的結果，而且由于出生率的大大降低，導致許多發達社會到2020年或稍后都會進入人口下降行列。這個發展過程本身具有受人歡迎的特征，但需要創新來挖掘。勞動力相對于資本將變得越來越稀缺，逆轉了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趨勢。那些在此期間削弱勞動者條件和權利的公司和各種雇傭組織，現在反過來要學會如何去討好其實際和潛在的勞動力，包括老年工人。

　　盡管談到“股份持有”和“第三種方式”，但英國的新工黨在這方面是一個緩慢的學習者，正如我們將在第5章發現的那樣，2000年的一系列災難要求它對此進行更多的關注。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8年的“第三條道路”中認為，舊的再分配福利國家鼓勵福利依賴，應該被“社會投資國家”所取代。這句話本應包含梅德納的做法，或者“養老金社會主義”的更激進的支持者，但實際上并沒有。不是作為對社會承諾預先資助的支持的一部分，或旨在促進新的社會自我管理模式的一種措施，而是對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聲稱的優先考慮“教育、教育、教育”的回應。吉登斯認為，老年人應該脫離養老金依賴，鼓勵從事更多的經濟活動：

　　從退休年齡開始的養老金概念，和“養老金領取者”的標簽，都是福利國家的發明。但這些概念不僅不符合老齡化的新現實，而且如人們發現的一樣是一種福利依賴……應該取消退休年齡，把老年人視為資源而不是問題……把養老金鎖定到達到“退休年齡”是沒有道理的。

　　退出強制性退休年齡，并允許在獲得養老金方面有一定的靈活性，是一個很好的觀點。但是第一個措施不會扭轉社會依賴的負擔，因為，正如吉登斯本人所承認的，提前退休——通常具有非自愿的特征，將抵消在60歲晚期乃至70歲還能找到適當報酬的工作的人。允許提前提取儲蓄，像美國許多401(k)基金那樣，只能意味著必須首先積累足夠大的基金(見第2章)。因此，挑戰仍然是找到一種新的政治經濟模式，可以吸收越來越多的社會支出用于終身學習，當然，也為經濟條件上不能概念化為投資的老年人提供支持和直接護理。在肯定積極退休的新可能性并確保一定的資源用來促成它的同時，我們應該避免造成一種印象，即所有老年人在宴會上都受到歡迎，只要他們表現出年輕的風格和活力。

　　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將使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翻番。從1950年到1998年，80歲以上的全球人口增長了三倍半，達到6600萬。根據聯合國的中期預測，到2050年，這些“高齡老人”將增加6倍，達到3.7億。雖然65歲以上和80多歲的人依然有生命和貢獻，當然也不應該因為年老而歧視為邊緣化生存的現代地獄，但事實依然存在，社會需要為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做準備，他們的消費遠遠超過生產。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養老金計劃在公共財政中如此龐大，為什么受鼓勵的私人養老金計劃很快便掌控巨大的資源。即使是其他大項支出，如教育、醫療和軍隊，也與這五分之一人口的支出完全不同。滿足這樣一大批人的需要，注定會對整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關于老年人的或被動或索要的流行說辭根本沒有幫助。只有經濟安全和獨立才能讓老年人自己享受生活，參與并貢獻于整個社會，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非常重要的非經濟方面。

　　現代智人的起源在各處的標志都是埋葬的墓碑和墳墓遺址，通常伴隨精心加工的工具、服裝或飾品。世代之間的紐帶是個人和社會認同的組成部分。人類社會似乎經常發現老年人，特別是老年女性的經歷及其存在本身的價值。雖然那時50歲以上幸存的人一定很少，但是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往往會受到很大的尊重。第一章討論的19世紀的復興運動對老年人精神能力的不信任，代表著重要的文化轉變，導致了現代的對青年的崇拜。一個缺乏歷史感的社會，或愚蠢地慫恿盜墓的社會，將失去自身的認同和未來感。因此，養老金辯論的突出表現反映了社會存在的核心問題。

　　為了應付養老金的經濟挑戰而必須動員的資源，已經激起了一個像鯊魚般的金融服務業的胃口，渴望將這個巨大的魚群吃掉。私人養老金游說團已經足夠強大，可以提供大量的廣告來打印和播放媒體。這有助于支付特別增刊，討論不同產品的優點。同時，編輯和財務專欄作家指出，由于未來對公共養老金的削減，鼓勵人們采取自己的退休計劃是有道理的。他們呼吁，政治人物的承諾是不可信的，最好是通過積累有形資產來保障未來。在這種觀點下，養老基金使每個人都能夠分享股權文化的利益。平衡的投資組合將使個人能夠盡量減少風險，搭乘國家或全球繁榮這部自動扶梯。他們聲稱，鼓勵更多人以這種方式儲蓄，可以提高儲蓄率，進而提高投資率。如果失控的人口是問題，那么答案就在于金融服務行業的技能和資源。但國家仍然具有重要的隱秘作用。

　　古典自由市場理論確實提出了一個最小政府。如我們所看到，今天養老金改革的斗士無不建議私營養老金行業應該由政府強制的義務和優惠來支撐。然而，商業機構提供的養老金質量仍然存在疑問。即使股票市場蓬勃發展，那些私人養老基金廣泛而且長期存在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國家養老金仍然是絕大多數老年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現有各種私人養老保險都存在覆蓋面非常不均勻的特點。如果越來越多的不平等和社會排斥一直是“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的成果，那么養老金也不例外。所以“新自由主義”的養老金改革者提出，應該通過將全體人口放在私人養老金計劃中來解決這些問題，其含義我將在展開我的討論時說明。

　　如果我認為老年人不存在真正的貧困問題，那么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他們也可能變得更糟糕，特別是考慮到老齡化現象的相對可預測的性質，明智的社會和經濟規劃很容易解決這些問題。先進國家的老年貧困問題已經有所減緩，但并沒有得到全面、明確的消失，而在欠發達國家，這仍然是一個重大問題。以下大部分論點和例證都與經合組織(OECD)國家有關，因為它們擁有提供普遍養老金的資源。還會提及智利、中國等有資源和愿望解決老年經濟問題的國家。但是，很多窮國沒有普遍的國家養老金，盡管商業提供者或職業方案仍然可以照顧到更富有的階層。一方面，這些弊端導致儲蓄被吸引到更富裕的國家去投資;另一方面，大多數較貧窮的家庭面臨越來越多的老年護理經濟負擔。雖然下面的討論主要基于經合組織的證據，但也對較貧窮的國家有啟發，因為良好的養老金安排可以促進生產率和可持續的經濟。

　　在發達國家，貧窮本身絕不限于領取養老金的人。80年代，美國和歐洲的貧困兒童數量都超過了老年人的數量。年輕人因貧困而抑制生長或背負恥辱是一種可怕的命運，整個社會遲早要為此付出必然的代價。兒童貧困的可恥程度的一個原因在于大量的父母失業，或缺乏體面的工作。另一個原因是社會項目沒能對那些被錯位的經濟強行排除在外的人提供幫助。最近兩本討論美國社會政策前景的書--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的“消失的中年人”和邁克爾·格雷茨(Michael Graetz)和杰里·馬肖(Jerry Mashaw)的“真正的安全”---認為，兒童的貧困問題比老年人的貧困更加尖銳。盡管這是正確的，也絕不意味著這兩種社會需要是相互對立的，包括作者本身也不這樣認為，而應該將其共同置于慷慨和開明的精神中解決。公共養老金讓許多人擺脫了極端貧困，但其成績既不平衡又不穩定，因此沒有理由自滿。

　　這本書進一步的論點是，養老金的規模和性質給了它一個戰略特征。解決現在許多問題的關鍵是“這是養老金，笨蛋!”。在現代社會中，對退休的人提供經濟保障必然是昂貴的，但有辦法能預測和覆蓋這個成本，可以鼓勵一種更負責任的社會關系模式，通過鼓勵可持續發展對抗不平等和失業。養老基金現在擁有巨大的權力，但人們往往沒有明智地使用這一權力。若沒有政府賦予豐厚的財政特權，養老基金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我希望說明，要求他們顯示出適當的社會責任感是有充分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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