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順義光愛學校，15歲的于景群對陌生人，還是懷有戒備和不屑。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2015年6月29日，順義光愛學校，25歲的陸旭軒很珍惜現在的生活，他曾流浪多年，現在希望能學到一技之長，自食其力。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喂，是媽媽嗎?我是軒軒，你在哪兒啊!”
“我在廣東。”
“他們說你半年沒有打生活費了，你在哪里啊，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來?”
“我要是不出去掙錢，誰養活我們，靠你嗎?”
和母親的最后一次通話，18年過去了，陸旭軒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親離開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這通電話之后，母親消失在廣東的打工潮里，音訊全無。陸旭軒也從一個留守兒童，開始了四處流浪的生活。
25歲的陸旭軒成了中國早期留守兒童中的一員。二十年間，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復制著他的流浪經歷。于景群就是一個。
“留守兒童正在成為流浪兒童新來源。”2008年，貴州大學研究生余丹對貴陽的流浪兒童做過研究，發現46%的流浪兒童是留守兒童或流動人口子女。
“家”這個字，很多孩子還未懂得擁有，就已失去。
出走
“我不想讓自己記得”
從失去母親開始，于景群就開始流浪了。
2012年1月27日晚6時，12歲的于景群在專注地看著動畫片。身后臥室里的母親，漸漸失去了生命體征。
“媽媽手腳冰涼，睜著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試了試鼻息，開始是熱的，很快就涼了。”他回憶。
身患癌癥晚期的媽媽走了，于景群找來姥姥，“他們把媽媽帶走了，把媽媽碰過的、用過的東西都拿走了。”
記憶突然強行中斷在這里，“剩下的事你別問我，我都不記得了，我不想讓自己記得”。
此前，于景群跟著媽媽住在錦州老家，家境貧寒，從他記事起，父親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潔。”母親去世后，他跟著父親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親說，在北京，他沒錢也沒途徑送兒子去上學，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時他還沒起床，晚上十點多回來已經睡著了，溝通時間特別少”。
沒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時天天就在床上躺著不起來，吃飯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間，沒有想象中的那種相依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記憶里，爸爸常因小事打罵他。
他嘗試過理解父親，“從小他沒帶過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會買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離家出走。他溜進一個小區，踹開一個地下室的大門，順手拿走兩件衣服，在小區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開始了“沒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陸旭軒在留守的童年，是有過幸福回憶的：爺爺很疼他。
陸旭軒出生時患有“神經性馬蹄足”，雙腳向內翻，走路時雙腿成X形，幾乎沒有勞動能力。
幼年時父母離異，母親出去打工，就再也沒回來過。他也跟隨父親來到北京。
可父親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間，陸旭軒住在爺爺奶奶家，“爺爺疼我，把我當長孫看，奶奶只把我當成包袱。”說這話時，他低下了頭。
他記得爺爺的好：定期給他零花錢，并買來課本，輔導他認字，六年里，陸旭軒學會的3000個漢字都是爺爺教的。
奶奶會讓他做家務，做得不好，陸旭軒就會挨打罵，2008年那個夏天，陸旭軒拿著爺爺給的十塊零花錢，買回了最愛的恐怖小說看，被奶奶發現。奶奶追著他打，惹來爺爺大怒，老人又滿屋追著奶奶打。
這種場景也貫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這次，他決定離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爺爺奶奶會發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爺爺，但覺得“出走是必然的。”
流浪
“那些雞骨頭好香啊”
于景群皮膚黝黑，有點壯，最醒目的是兩道粗眉，沉默時，像剛剛生完氣。
講到流浪生活時，他的眉毛會揚起來。
四塊錢，是他離家時的全部資產。
2012年12月，在望京隨便搭上一輛公交，一路向南，下車，再換一路，到達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處為家的世界。
幾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華堂商場一樓有電視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點;麥當勞和肯德基可以睡覺，但要注意有幾個不算友善的營業員。
吃飯問題也在這里解決。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雞，他就沖上去抓起來就嚼，“骨頭里面還有肉，他們都不知道”。
說到這兒時，他才露出同齡孩子常有的頑皮表情：張大嘴，模仿撕咬骨頭的動作，“那些雞骨頭好香啊。”
晚上睡覺的地方是兩公里外的朝青匯小區，小區花園一角里有張長椅，晚上還算安靜。
于景群愛吃零食，標準還不低，“果凍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裝的”。他會去小區里撿瓶子賣，撿上幾天，攢夠五六十塊錢，他就揣著錢去超市大采購。
最奢侈的娛樂是去附近的黑網吧，不需要身份證登記的那種，他花幾十塊錢可以連續坐上12個小時。
回憶這段流浪生活時，他不覺得這很艱辛。
年長些的陸旭軒對流浪體會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兩種感覺。“96年跟我媽來北京玩時，覺得北京特大，哪兒都好，跑出來以后我就奇怪，這是北京嗎?”
他總會念叨極少主動聯系他的母親。
流浪中的北京城，變得陌生。對他來說，自由得像監獄，“比監獄還監獄”，他強調。
對于一個18歲的成年人來說，去飯店搶剩飯吃，絕非長久之計。
2008年，沒來得及游蕩多久，陸旭軒就被帶進了救助站。奧運會在即，街上已經沒有了流浪漢的生存空間。
救助站里的伙食讓他受不了，“早飯是饅頭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鍋。”
他始終籌劃著“飛越瘋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護欄突然斷了，他瞅準機會，從護欄鉆了出來，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臟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戶晾著衣服的人家，“撈起就走”。
陸旭軒想辦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車：走投無路時，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鄉。
生存
沒能抓住“養老”機會
家鄉沒有親人愿意接納，回到四川的陸旭軒又一次進了救助站。
幸運的是，在救助站，他獲得了學電腦的機會。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電腦基本技術。
本以為可以憑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沒人需要一個半路出家的電腦進修學員。
救助站為陸旭軒找了份工作，專門為流浪者開設的福利工廠。每個月能拿兩千塊工資，繳納四種社會保險，“這工作太好了”，當時十幾歲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養老金了。”
可惜陸旭軒最終沒能抓住這個好機會。每天八小時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車礦渣中找出鎂、鋅、銅等金屬渣。有人負責巡視，一堆礦渣中必須完全淘干凈，礦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見金屬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體殘疾的陸旭軒，完成任務太困難。
廠里只提供了灶臺，工人需要自己做飯，陸旭軒手腳不利索，別人做完飯開工了，他的灶臺剛生起火。為省時間，他買來一瓶醬油，醬油燜米飯，他吃了整整一個月。
一個月后，陸旭軒不甘心地離開了工廠。“我現在也覺得遺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懷揣20塊錢，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車。“還是北京吧，大城市，養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撿得多”。
面對要求補票的乘務員，陸旭軒憋了很久才敢說話，“我得拿出京腔來，得讓他們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沒有地方落腳，不愿乞討，不愿去撿剩飯，陸旭軒在北京陷入了絕望。
最餓的時候，兩三天沒找到飯吃。經過一個派出所時，陸旭軒沖了進去，“我餓死了”，派出所的民警為他湊了五十塊錢。
他找了家面館，先點了碗面湯，“餓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點湯把胃撐開”，這是饑餓賦予他的經驗。
對于那頓飯的回憶，陸旭軒說，“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種吃相”。
于景群還未體會到這種絕望。在朝青匯的長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兩公里的街道上閑逛，于景群自封了稱號，“獨行俠”。
他不想再和那個“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聯系。父親回憶，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時間沒找到，最后警察打了電話過來，于景群在外砸壞了一輛汽車。在外面游蕩兩個月里，于景群每次鬧出麻煩都會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來。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陸旭軒都會感受到暗伏的危機。
江湖
流浪孩子的生存法則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廣場，陸旭軒從廣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計，兜售北京地圖，一塊錢一張，每天能賺十幾塊錢。基本的飯錢是夠了。
在這里，他目睹了無數流浪兒童所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來，被拐出來的，還有出來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這里充斥著偷盜和欺騙。
他遇到過一個偷竊團伙，成員有來自重慶的張微。張微白天在網吧睡覺，晚上出去偷東西。他向陸旭軒炫耀自己的技術，“一個四方形鐵鎖，用手拉兩下就開，遇到卷簾門，再撬開，先卷收銀臺，然后卷香煙”。
陸旭軒問，“你們一個月能賺多少?”
“我們不是論月算，論月哪還能干啊，我們是按秒的，幾秒鐘就是幾千塊。”張微說。
一些留守兒童來到城里，剛出車站，就被一些團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發傳單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農村跑出來的留守兒童，被他們弄去發黑一日游的傳單，騙游客。”
他也曾被迫發過黑一日游的傳單，有人感興趣詢問他時，他會低聲告訴他們，“這個不能信”。
陸旭軒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時候，他們是被饑餓和敵意逼迫得走投無路。
饑餓尚可忍受，敵意，卻造成了他們與周邊的分裂。
這種敵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廣場，一天夜里，陸旭軒驚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這輩子都不會忘那些眼神，他們的表情能讓你從心底里感到，周圍全都是一種殺傷力”。
偶爾，陸旭軒覺得，幸虧自己年齡大些，相對明白點兒事理，才沒有淪落。
在陸旭軒看來，活躍在北京的流浪兒童數目驚人，“流浪兒童幾乎都是留守兒童。”
這和余丹的研究結果相吻合。2008年，貴州大學研究生余丹對貴陽的流浪兒童做過研究，發現46%的流浪兒童是留守兒童或流動人口子女。
他們的身份不斷變化。從留守兒童變成流浪兒童，再分化成被操縱乞討兒童、問題兒童和犯罪兒童。
2006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兒童問題研究”課題組推算，全國流浪兒童大約有100萬，被迫逐漸融入城市陰暗面，有46%的流浪兒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盜竊、搶奪等違法行為，45%的兒童常年以違法行為為生，74.4%的兒童在流浪兩個月后就會出現違法行為。
相互的敵意也會在于景群身上體現：白天，他會站在路邊，在草叢掩護下向路過的汽車丟石頭;晚上在小區里翻白眼扮成鬼嚇唬剛下班的小區居民，“我就是覺得很爽啊，別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華堂商城門口，因為“一個老頭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罵了他幾句。”這次于景群沒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們懷疑于景群偷了東西。
未來
被拋棄與不放棄
這次沖突中，于景群遇到了志愿者周潤梅。
路過華堂商場時，周潤梅看見于景群被一個中年人揪住衣領，讓承認偷了東西，四周圍了一圈路人，“有人說‘你回家吧’，他說，‘我沒有家’。”
當晚，周潤梅陪于景群在一個自助銀行里坐了一夜。
于景群不知道，自己很快就真的沒有家了。
于景群剛剛從家里再次逃出來一個月。父親開始放棄了他，這次出走，父親沒有再找過他。元旦過后，父親辭了北京的工作，回了錦州。
周潤梅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郊區的公益學校。在這里，于景群有了新生活。
他遇到了陸旭軒。同樣被遺棄的經歷，讓兩人相見甚歡。白天，于景群要聽五節課，三點半下課后，他會在一個電腦房里找到陸旭軒。
被志愿者送進學校后，陸旭軒把這里當成了臨時的家，學校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他則力所能及地幫學校打掃衛生。于景群偶爾也會幫他一起掃地。陸旭軒自稱“環保部長”，于景群自封為“環保部副部長”。
父親似乎不在意兒子的轉變。2015年6月25日，電話里，于景群的父親沒有提到要帶兒子回家，“我身體也不好”。
關于于景群的近況，他簡短回復幾句就掛掉了電話，甚至沒有追問兒子在哪所學校。
于景群也不在乎：“找他干嗎?我就是他的一個包袱。”
有來訪者想給他留聯系方式，“有困難可以跟我說”，他擺手，過一會兒，他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你們反正也都是隨便說說。”
學校汪先龍老師能感受到，流浪帶給一個孩子的烙印，或許很久都消融不掉。
汪老師說，來學校近兩年，于景群還是沒有改掉壞習慣，“搞不好個人衛生，耍小聰明，不聽話”。
面對采訪中的提問，于景群常不耐煩，激動時，他會蹦出口頭禪，“我要殺了你們”。
25歲的陸旭軒想得很多。
上網看新聞，“畢節的留守兒童自殺，我心里很難受，沒有父母的關愛，也沒有文化水平，能怎么辦呢?”陸旭軒說。
他很感謝教自己識字的爺爺。“我至少學會了一點，不管再困難再難受，我愿意自己堅持，不要去偷、去騙”。
他把這些話告訴了于景群。
“這完全是監護人的責任”，陸旭軒說，“都還是孩子，不可能出現這種差異，你說，難道哪個孩子天生就是小偷嗎?”
知道陸旭軒在慈善學校后，年邁的爺爺常來看望他，但再未提過接他回家的事。
陸旭軒知道老人的愿望：“我二十多歲了，也該考慮成家的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陸旭軒說。
再過兩個月，于景群會被愛心學校的人帶到安徽，到另一所愛心學校讀初中。他沒想過要通知父親，“告訴他干嗎”。
陸旭軒已經慢慢找回了生活的節奏。他學會了網購，在微博上分享照片，“小陸和他的朋友們”。
他還是會想起母親，“我想給她寫信，可是，她現在在哪兒呢?”
■ 人物簡介
陸旭軒，25歲，生于四川。自幼父母離異，1997年，母親出門打工，陸旭軒成為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2008年，跟爺爺奶奶度日的陸旭軒離家，四處流浪，五年后，進入光愛慈善學校學習。
于景群，15歲，遼寧錦州人，2012年，母親去世后，于景群隨父來京。當年7月離家流浪。五個月后，父親離開北京，于景群被棄，留守在了北京。
【寫給母親的信】
忘不了曾經的幸福
親愛的媽媽，您好，我不知道您現在怎么樣了，人在那(哪)里，雖然我們已經幾十年沒有見面了，我還是想對您說，媽媽我想您了。
您知道嗎?每當我看見別的孩子和自己的媽媽在一起的時候，我的心里特別難受，我常常會想起小時候您帶著我出去玩、背著我、抱著我的時候，我想告訴您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候。
媽媽謝謝您給我的愛，不管您在那(哪)里，記住我永遠是您的孩子。
永遠愛您的軒軒(陸旭軒)
(文中未成年人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胡涵 實習生 郭琳琳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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