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農村教育新問題
2013年《法治周末》曾報道，北大清華等重點高等學校農村生源比例僅占一兩成，而在毛澤東時代，北大清華的農村生源占到全部學生的70%，與農民占人口的比例基本吻合。高校不斷擴招，而農村出來的大學生卻在不斷減少，這就折射出城鄉教育資源分配的巨大不公。媒體偶爾關注兩三千萬流動兒童和六千多萬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暴露出農村教育蛻化、輟學普遍、心理問題嚴重等現實狀況。最近，貴州畢節四名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事件更是令人心碎。
政策背景：農村教育投入減少與撤點并校的政策實施
1、國家財政支出對初中等及農村教育投入的減少
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的政策指導下政府財政對教育部門降低了投入力度，“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實施又使得教育部門的重心偏向于更加有利可圖的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高等教育偏高、初中等教育偏低、城市教育偏高、農村教育偏低的教育投入不均的問題出現。
有研究曾根據50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教育投入結構，測算出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的三層教育財政投入的合理比例。在人均GDP為5000美元以上的國家，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依次應為37.7%、37.7%、17.1%。2011年中國人均GDP為5437美元，但當年中國實際三層教育投入比例依次為31.6%、37.1%、20.2%。這說明我國初等教育投入比例比合理水平低6個百分點，缺口880億元，而高等教育投入比例則高出3個百分點，相當于多投入450多億元。因此，目前我國公共教育財政投入存在的教育層次結構問題是：初中等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投入偏高，三級教育投資結構失衡，投資結構不符合教育投入規律。
1986年，我國改革了教育事業的財政出資結構，由中央政府(包括教育部和其他一線部門)和地方政府資助高等教育，省級以下財政支持初級和中等教育。在農村地區，一般是鄉村負責提供小學教育，鄉鎮提供初中教育，縣級政府負責高中教育。當時的鄉鎮政府憑借各自財力勉強能夠負擔初中等教育責任。但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本就收入有限的鄉鎮一級在投入需求與財政能力上的矛盾開始突顯：分稅制雖然使全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及中央財政占全國比重都有所提升，但同時各級財政中存在的差距并沒有隨著財政轉移支付的出現而改善，尤其是鄉鎮一級出現了財權與事權不相匹配的情況。2001年，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實施了農村稅費改革，這一惠民政策實際上使鄉鎮政府失去了農村教育附加、農村教育集資兩大重要教育經費來源。
2、農村和農村教育的衰敗
“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政策的實施，打破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建立起來的農村共同體，廣大農民重新淪為分散的個人參與到市場經濟的競爭當中。在嘗到農村改革前幾年國家大幅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猛增的甜頭之后，農業收入二十多年不見增長，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廣大農民出現了普遍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與此同時，東南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大批外資、私營工廠建立，鄉鎮企業在80-90年代也迅速私有化成一個個私營工廠，逐漸開始吸納農民進廠打工，青壯年農民出走，這一過程造就了今天3億農民工群體，而廣大農村卻在這一過程中迅速凋敝。
資本向東南沿海集中，農村衰敗、空心化，大量農民被迫背井離鄉，農村子女成為打工經濟犧牲品，出現了跟隨爺輩或親屬的留守子女和跟隨父母進城的隨遷子女。
農村地區的衰敗，使得地方到中央對農村地區教育問題的實際重視程度遠不及80年代以前。農民工的流動、城鎮化的推薦加之計劃生育導致的學齡兒童的減少，使得農村學校規模不斷縮小、農村學校數量不斷減少。加之國家財政投入有限，地方政府亦有減少農村教育財政支出的政策沖動，2000年以后，很多地方出現了“撤點并校”的政策。根據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據，從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間，全國減少小學371470所，其中農村小學減少302099所，占全國小學總減少量的81.3%。2000年，我國農村小學數為440284所，而到2010年則只有210894所。十年農村小學數量減少了52.1%。
教育現狀：留守兒童留守難
因為父母外出打工，而學校撤并使得新學校往往離家普遍比較遠，即便老人在家，留守老人接送留守兒童上學也變得不可能，很多留守兒童被迫進入全日制寄宿學校。
1、寄宿制增加了農民負擔和留守兒童上學風險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學者劉善槐指出，學校撤并的確提高了校舍單位面積、辦學資金的利用率，降低了當地政府用于辦學的成本。但學校撤并把部分政府的經濟成本轉嫁為農民的經濟成本、學生的時間成本和安全風險。他的調研顯示，撤校后學生上學距離平均變遠4.05公里，安全隱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費為1157.38元，成為農村家庭的額外開支。這方面，所謂的“免費”義務教育根本無法解決，最終還需要農民自己承擔。2011年11月，甘肅農村一輛只有9個座位卻塞了62個學生的校車與一輛大卡車迎面相撞，車上19名學生和兩名成人死亡。同年12月又一起校車事故導致至少15名兒童死亡。由于農村地區的學校長期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留守兒童交通安全問題尤為嚴重，很多農村兒童經常要乘坐老化、得不到良好維護的面包車和卡車往返學校。
2、留守兒童生活難自理
許多孩子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得在學校寄宿，從這個時候開始，這些小孩要學會獨立洗澡、刷牙、換衣服、折疊衣服、收拾床鋪……部分地區的寄宿制學校的共同特點：孩子們都睡在特別簡陋的床上——要么是鐵架子高低床，1～1.2米寬的床上通常睡兩個孩子，或者干脆就是大通鋪;房間里沒什么隨孩子性格的擺設，好些宿舍甚至連窗簾和儲物柜都沒有;食堂的飯菜談不上有營養，比起蛋、奶，孩子們更愛吃辣條、方便面這些富含添加劑的零食;許多宿舍的廁所用不了，也沒有熱水。還有大同小異的時間安排：早上5點半起床，晚上10點左右熄燈，中間的所有時間，除了吃飯，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尤其是低年級的孩子，作業早就寫完了，還得待在教室里，怎么辦呢?”只能把測試的試卷再抄兩遍，學校的閱覽室也難得開一會。這樣的生活能讓孩子們不想家嗎?然而，在農村地區，這樣的生活，不僅孩子們不能拒絕，甚至家長們也無從選擇。
3、留守兒童問題重重、心理狀況堪憂
由于很多父母長期外出務工，留守兒童與父母常期兩地分隔，有的一年只能見一兩次、有的幾年才能見一次，情況稍好的回家見到的也只有年邁的爺爺奶奶或其他親戚。對于處于成長期的孩子來說，長時間與父母分離，會產生“分離性焦慮”，反復如此，孩子易出現情感情緒異常，如憂郁、膽怯、孤僻、優柔寡斷、冷漠，有的孩子會出現心理早熟，感情脆弱，不容易溝通等等。
而學校方面，因為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很多農村教師早已不把教育當作事業而僅僅是一份糊口的職業，加之農村教師工資、福利等方面保障本來就偏低，使得教師對留守兒童的關心程度也普遍不足;為了節省教育資源，有些地方學校只注重語文、數學、英語等基礎課程，對其他課程并不重視，更不會注重心理輔導，嚴重影響了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和綜合素質的提高。
在小學生心理正快速發展的階段缺少正確的指導、寄宿生的單調枯燥的生活、遠離家鄉缺少足夠的關愛、失去了對家鄉感情的寄托等，很容易使寄宿兒童產生孤獨感等情感問題，最終可能會導致兒童性格上變得孤獨、內向、封閉和叛逆等。
調查顯示，因為缺少父母、社會和學校的關心，留守兒童遭遇割傷、燒傷燙傷、被貓狗抓傷咬傷、墜落摔傷和蛇蟲咬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自然災害等各種意外傷害的比例明顯偏高;缺乏監督、鼓勵和學習指導，學習興趣不高，留守兒童學習成績普遍偏差，男童很多癡迷于電視、游戲、網絡，甚至受不良社會團伙誘導誤入歧途，問題更加嚴重。
諸多問題帶來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就是留守兒童的輟學問題。留守兒童輟學比例有多高，這個沒有完整的統計數據。清華大學教授在四川某縣考察時發現，有個村莊的輟學率很高，校長說：“確實是有1/3的孩子輟學。”教授不信，他和同行的老師們詢問了4個村莊后，結果證實有70%的孩子輟學。(http://news.hsw.cn/system/2012/05/31/051333032.shtml)
進城教育：打工子女入學難
既然留守兒童問題重重，當前的社會條件是否允許農村打工子弟都隨父母進城呢?
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近2000萬，他們之中失學率達9.3%，近100萬農民工子女不能及時入學。這100萬游蕩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他們耽誤的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會成為未來社會的“定時炸彈”。(《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初探》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7/3227728.html )
最近幾年，社會各界都在為農民工問題而呼吁，政府也出臺了一些旨在改善進城農村流動人口狀況的政策，比如要求讓他們的子女在城市與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要求將他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等等。但是，城市只把他們當作經濟活動者，僅僅將他們限制在邊緣的經濟領域中，沒有把他們當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體，在社會認同上對他們進行有意無意的貶損甚至妖魔化。他們不能與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同工同權”，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權和發展權，比如受培訓和受教育的權力等。盡管近幾年政府試圖改變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權力的狀態，但是效果并不明顯。
比如各地政府不再允許公立學校向外來人口子女收取贊助費，但各種變相的收費仍然層出不窮;在公立學校上學的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太高，使得農村流動人口難以承受;還有不少學校拒絕接納農村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公立學校對農村來的孩子存在嚴重的歧視;他們中的不少人不能持續而穩定地在城市上學，到了上初中的時候，因為受升學的學籍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們送回農村上學，斷斷續續的教育不利于他們學習成績的提高，等等。所有這些因素嚴重地損害了農村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益和機會，他們中的不少人對學習失去了興趣，甚至產生厭學情緒;老師也對他們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現出非常歧視的態度。
一些進入公辦學校的孩子已經因為忍受不了歧視而離開，比如北京一家媒體記錄了這樣一個女孩8歲時離開公立學校的故事：“課間操的時候，我頭暈，就回到教室，他們(本地孩子)回來就說丟了一支筆。非說是我偷的。我特別難受。跟誰都沒說，壓在心里。我就讓爸爸把我調到這個打工子弟學校來了。”顯然，在城市，農村流動人口本身就是弱勢人群，他們的子女在教育機會上沒有享受平等的待遇，加上社會的歧視和家庭教育的缺失，農村流動人口子女并沒有因為教育而改變其父母帶給他們的弱勢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勢地位反而通過各種機制傳遞給他們，使他們不能增強在城市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農村流動人口“半城市化”現象堪憂》 http://www.zgxxb.com.cn/jdgc/201002264977.shtml )
大部分農民工子女無法進城接受教育，更主要的問題則是城市生活成本高，子女隨遷進城，意味著更多的生活支出(住房、吃飯等等);農民工普遍的超長工作時間，也使得他們無法用業余時間照顧孩子，甚至還需要接老人進城，農民工群體微薄的收入很難支撐這一系列的開支增加。再加上很多農民工職業收入不穩定，造成居住地不穩定，將孩子帶在身邊也更加不可能。
不僅僅是“留守兒童”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遍地都是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就連僅存的占經濟比重百分之二十多的國有企業也復辟了雇傭勞動制，中國絕大部分勞動者都淪為“打工仔”。在這個打工經濟體中，農民工所處的社會地位最低，收入也最低。某些人拿少數行業農民工高工資說事，胡扯農民工工資已經很高，完全不顧這少數行業都是以嚴重犧牲農民工身體健康為代價的事實。絕大部分的農民工工資都是圍繞各地出臺的所謂“最低工資”標準來確定，無良資本家往往通過所謂“綜合工時”(參見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hidai/2015/03/340717.html)的手段，將農民工工資壓低在“最低工資”標準線上，殘酷地剝削農民工群體。
馬克思在分析歐洲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時，指出資本主義世界一個普遍現象：“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產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時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資。”今天中國農民工受剝削的程度相對于馬克思時代的歐洲工人階級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時代用于社會主義積累的戶籍制度和城鄉體系的制度安排，今天卻成了進一步壓低農民工工資的手段——絕大部分的農民工工資水平之低甚至沒法在勞動的城市養活子嗣、贍養老人，而只能把他們留在農村，成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而政府早已被綁架在新自由主義的戰車上，教育產業化、養老社會化，政府本應承擔社會責任卻丟給了“唯利是圖”的資本。
今年5月25日晚7時55分，河南省平頂山市魯山縣一家名為康樂園的老年公寓發生火災，目前已造成38人死亡。據康樂園老年公寓法人代表范花枝的同鄉介紹“這些年村里年輕人大多外出做生意、打工了，無法照顧老人，于是她就想起了要辦養老院。”五千萬留守老人問題同樣是壓在三億農民工身上的重擔，自殺等極端現象更是屢屢發生。
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只是今日中國社會的一個小小的縮影，畢節四名兒童喝農藥自殺事件雖然極端卻非個例，它或許能引起社會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重視。然而荒唐的是，畢節事件的新聞輿論在這兩天發生了大反轉，一波波輿論竟然在悲劇面前指責起受害者父母。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貧窮成了罪過——變成了無能的代名詞，個體的悲劇都不知道該去恨誰。
不打破造成絕大部分勞動者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資本剝削制度，留守兒童的問題永遠都是無解的。雖然筆者很討厭公知們將一切問題推給制度的做法，但筆者討厭的只是他們的虛偽，因為他們所鼓吹的制度正是造成今天一切悲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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