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就老了……
2010年初訪臺灣，接待方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在市內的一個酒家進行接風宴請，當時在桌旁輪番穿梭的服務員讓我很是驚訝：居然全是50多歲的阿姨和大叔。盡管經過化妝修飾，但仍然掩不住眉間鬢角的歲月印痕。交談方知，臺灣社會已經相當老齡化了。那時還頗為感慨，廣州大小酒樓的服務員多以“靚仔”、“靚女”相稱。物換星移，伴隨近年來大陸城市“用工荒”的出現，粵地許多酒樓餐廳等服務行業從業者的年齡漸長，使人很多時候不得不改口稱呼“服務員”。稱呼的小變化，折射的卻是大問題。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2012年減少了345萬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長期依靠的人口優勢開始趨于消失，一個傳說中的老齡化社會正在成為現實。養老問題，作為中國社會改革進程中的新難題，漸漸浮出了歷史的地表。
可疑的熱情
無疑，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的“兩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官方的或民間的調查研究機構，都開始向養老問題投注了相當多的目光，各種養老服務、養老產業、養老項目的呼聲、倡議、規劃疊彩紛呈，大家仿佛又為本已顯放緩增速的中國經濟重新發掘出了一顆能夠維持加速度的能量塊。但是，主流社會對于養老問題的如此關注和熱情，讓人總覺得哪兒有點不對勁。
2015年5月25日晚，河南魯山縣康樂園老年公寓發生火災，造成38位老人死亡的慘劇。魯山縣民政局表示，該養老院使用易燃的彩鋼房作為宿舍嚴重違規，大火正是從一處鐵皮房子開始蔓延的。這一慘劇發生后，專家們立刻得出如許結論：盡快出臺全國統一的養老服務行業標準，大力引進民營資本和專業化團隊，鼓勵用市場化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養老領域的一系列問題。但是，我們不禁要問：該養老院本來不就是一個市場化的結果嗎?入住老人多來自普通乃至困難家庭，負責人遵循市場原則壓低成本，在基礎設施、陪護人員、安全防護方面便盡可能湊合，最終發生了悲劇。如果按照事后專家所說，引進資本，提高標準，理念確實“看上去很美”，但具體落實到魯山縣的老人們，是否能負擔得起這一高度市場化、資本化的養老成本，卻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作為“消費者”的養老想象
這一事件及其討論，其實已經相當程度呈現出了當前中國社會關于養老問題的主流觀念癥候，即仍然是在按照發展主義乃至消費主義的思路去理解養老問題。對于許多官員、商人、專家來說，養老就是一個經濟問題：目前中國式養老的不足，僅僅在于現有的服務質量不夠高、創意不夠多、設施不夠先進、項目不夠豐富。養老，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念成了一門生意經。對于官員來說，是拉動GDP的新動力;對于商人來說，是投資運營回報的新產業;對于專家來說，是實踐市場理念的新領域。當然，也只有當養老再次成為投資、消費、盈利的目標對象后，老年人群體才能重新獲得社會的重視。按照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工作、消費、新窮人》中的解釋，現代社會經歷了從生產社會到消費社會的轉變，生產社會崇尚工作倫理，而消費社會崇尚消費美學，人們在消費社會中的自我建構與身份認同，不再與是否工作勞動相關，更多靠的是消費的品位與能力。鑒于此，在生產社會中，老年人若身體健康還能含飴弄孫，盡一點家庭再生產的微薄之力，否則在現代性“生產—發展”邏輯當中真真只是“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但是，消費社會的降臨，伴隨“拉動內需”、“促進消費”成為主流社會意識形態，老年人獲得了“消費者”身份意義上的“再生”，諸如保健、房產、保險、項目都打著養老的旗號紛至沓來。說到底，并不是老人更受尊重了，而是現代社會邁入了商品拜物教的更深階段，生命政治接管了養老正是一面新的祭旗。
但這里的真問題在于，后現代消費社會中所有關于養老消費的話語建構和理念設想，都必須基于老齡群體有此消費信心，而此消費信心又必須基于現實的消費能力。否則，要么流于空談，要么便是對真實中國社會里大多數普通勞動人民養老狀況的有意漠視。近日，清華大學李強教授依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研究得出結論，當前中國社會整體結構呈現為“土字型”，底層社會仍然較大，中產階層在全社會占比仍然較小。因此我們要問：面對如此這般的社會結構，后現代消費社會的養老理念能接上中國式養老的真實地氣嗎?政府的養老政策及其措施若不能直面底層普通勞動者群體，除了再多造一些大而無當的形象工程，又有何真切的現實意義?
中國式養老的現實是什么?魯山縣康樂園的老人們大多生活普通乃至困窘，對于他們而言，首要問題不是標準低、服務差，而是錢不夠。哪怕政府規范了標準，引入了資本，結果很可能是老人們根本就無力享受如此高大上的養老服務，最終會被排斥在經過市場化、標準化的所謂專業養老服務之外，這就是現實。中國式養老服務，需要回答的首要問題是：為誰服務?所有的政策是緊緊圍繞“土字型”結構中的中上流階層服務，還是首先要顧及“土字型”底層普通勞動者的養老訴求。否則，后者在這個消費社會中，很容易被視為“有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而遭到完全的拒斥乃至遺忘。
作為“勞動者”的養老現實
其實，活生生的遺忘正發生在我們身邊。據澎湃新聞報道，當下，高齡農民工“靠吃肉維持體力”的現象，已相當普遍。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以1980年出生為界，第一次區分了“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從事建筑業的比重僅占14.5%，而老一代農民工卻占到了29.5%。原來在“吃肉”的現象背后，是萬般辛酸的事實：那么多的老一代農民工二十年如一日地仍然在工地上揮汗如雨。假若沒有肉吃，就會沒有體力，就難以擔負起繁重的勞動任務。2014年墜亡的年輕打工詩人許立志曾寫過一首《存在與價值》：“被吃掉/是肉存在的唯一價值/因此當我一片接一片地/吃掉自己身上的肉時/我實現了/自我存在的價值”，簡直就是吃肉硬扛的高齡農民建筑工的現實寫照。人們常說，文學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是在打工者的筆下，文學只需做到源于生活真實，就足以戳破消費社會的謊言虛偽。
或許有人會疑惑：真有那么多高齡農民工嗎?這樣的問題實在是出于人們現實感的隔膜。2015年4月2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40歲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繼續下降，農民工平均年齡由35.5歲上升到了38.3歲。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41-50歲的占26.4%。這么說來，全國農民工總數是2.73億，50歲以上的超過4600萬人，41到50歲的超過7200萬，兩部分合計接近1.2億。在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僅僅40歲以上的農民工就占了近10%，這個群體多數都是伴隨著九十年代的市場化大潮而進城務工的，直至如今。
現實就是如此殘酷，眼下走到任何建筑工地，你都能看到并不少見的兩鬢斑白的農民工。按照主流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想象，他們是應該回鄉養老(不是還有責任田和兒女嗎)，又或是早應變為城市人口了嗎(劉易斯拐點論、現代化理論)?但是，根據UCLA榮休歷史學教授黃宗智先生(Philip C. C. Huang)在《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中的研究，歐美主流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最重要的問題在于把美國模式直接視為了“普世定律”。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其實大多數由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并沒有進入現代部門成為傳統意義上的技術工人，而是落入了許多位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部門。這是一個規模龐大的“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領域。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非正規經濟是指“缺乏就業保障、福利和法律保護的勞工”。而非正規經濟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又是與全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自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密切相關。按照大衛·哈維在《后現代狀況》中的解釋，1970至1980年間，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戰后建立的“凱恩斯—福特主義”走向了“靈活積累”的新階段。靈活積累，采用所謂的“結構調整”為手段，造成了高度的結構性失業、工資福利的削減、傳統工會力量的削弱等后果。其中，所謂“彈性工作模式”的管理學倡導，更是推動了勞動力市場嚴重減壓勞動力成本，從“常規就業”轉向了全面依賴“臨時工”或“轉包勞動服務”。因此，“窮忙人員”(working poor)大量涌現，他們區別于傳統國家法規管理和福利保障下的就業人員。這一套玩意兒，后來在1980年代獲得了撒切爾、里根的強勢推動，同時有著美國全球軍事力量的撐腰，被推廣到了歐美及亞非拉的許多地區和國家，迫使全球普通勞動者掉入了所謂“靈活就業”的勞動轉型陷阱。
就中國而言，2.73億的農民工大多數正是在從事這樣的一些低報酬、沒福利、無保護的“窮忙”工作或“轉包”工作。無論血汗工廠還是建筑工地，無論保安大哥還是保潔阿姨，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顯示，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占38%，參與養老保險的僅占16.7%。因此，當許多老一代農民工為中國城市建設貢獻了二十年后，突然發現原來沒有購買過社保，無法在城市退休，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又僅僅只有每月80元的杯水車薪，就算家里有幾畝責任田，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人多地少、種田不賺錢的狀況，迫使眾多高齡農民工不得不留在每個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繼續奮斗到終究將扛不動鋼筋、挑不動磚瓦的那一天。
“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
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曾對梁惠王說過：“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數口之家可以無饑”，“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黎民不饑不寒”，能做到這樣幾點，天下也就大治了。但我們今天的現實卻是，鬢發斑白者仍然辛勞于重體力工地，年逾五十者食肉卻非享受，而是為了獲得足以進行再生產的體力。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不是因為他們不夠付出，而實在是因為整個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向他們索取太多而回報太少。所有的消費社會養老想象在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底層勞動群體時，都應當意識到自己的虛弱和蒼白。說甚么養老產業、養老服務、養老項目，如果首先不搞清楚為了誰，終究都是排斥多數、空談高調的自私臆想。如何調整、落實養老保險政策，使之能夠惠及每一位曾為中國經濟灑過汗、出過力的普通勞動者，這才是中國式養老問題的現實感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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