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北京市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2014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51.6萬人，居住在五環外的有1098萬人，占北京全市的51.1%。故事的主人公向菊就是于千萬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位。從遙遠的家鄉走到了這個城市的角落，她的故事并不凄凄慘慘，卻真實地告訴了我們這個城市， 這個市場社會發生著什么。在空間上被邊緣化的打工者，在這個國家的歷史敘述中，也在逐漸走向邊緣。
還有一周就是中國農歷新年了，向菊正在打點行裝。她住在北京東五環路外一間又小又冷的出租屋里。
為了取暖，她一邊搓手，一邊跺著自己那條健康的腿。她伸手去拿拐杖，她將拄著這幅拐杖踏上1500公里的旅程，回到坐落在長江沿岸、鄰近三峽大壩的家鄉。
向菊在首都當了五年多的保姆和家政工。后來，她意外摔倒在結冰的人行道上，花了將近一年的工資接受膝關節重建手術——可她仍得回家過中國最重要的傳統佳節。
“我盼著見到女兒，回到家鄉的村子——那里不管什么都更好吃，連米飯都更好吃!”她說，“但是路那么遠，我不能走路又麻煩得很。路上的小偷和騙子會盯上我。”
她一瘸一拐地走進巷子，有人在晾曬的衣服旁邊掛著魚干和一大袋曬干的豬蹄。周圍滿是嘈雜的各地口音和方言，與那些宣傳福建、河南、四川和東北等遙遠省份美食的廣告欄頗為相稱。
眼下向菊管不了這些。她即將加入一場一年一度的“春運”——這不僅是每年地球上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很可能還是最大的哺乳動物遷徙。2015年，估計有1.7億人乘坐火車或飛機從中國的大城市回家過年。政府估計，在40天的春運大潮中，約有30億人次出行(包括駕車和大巴)。
與向菊一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鄉村出生長大，之后前往中國的特大城市，從事低薪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工作。在經濟改革引發進城務工大潮前夕的1978年，中國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如今，在這個世界人口頭號大國，55%的人居住在城鎮。
但其中約有2.75億人(占中國全部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是農民工，他們無權永久定居，無法享受教育、養老、醫療等提供給“世襲”城市居民的福利。
有些專家將這些壁壘與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提并論，因為出生在“農村”家庭的人被自動當作二等公民對待。世界銀行(World Bank)表示，中國農民工平均在城里呆7到9年。雖然他們中逾半數希望最終在城里定居，但只有20%的人將家人接來同住。
現在，中國民工潮正在轉向，其中部分原因是上述政策的影響，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經濟因素和持續數十年的一胎政策導致人口結構惡化。官方數據顯示，農民工數量年增長率已放緩至不到2%，遠低于過去的水平。然而，這些數據并不十分可靠，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農民工數量已在減少，很多地方近年出現的用工荒和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便是證明。
許多知名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已經觸及所謂的“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這一理論由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亞瑟•劉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提出，它解釋了工業化經濟體廉價農村勞動力供應枯竭那一刻的前因后果。這個拐點具有深遠影響——對中國的經濟模式乃至現代中國社會的一切都是如此。中國總理李克強曾于今年3月宣告：“億萬農民工進城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奇跡。”
隨著農民工進城的數量停止增長，甚至開始減少，不少人擔心中國的經濟奇跡隨之終結。而且，由于執政的共產黨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帶來高速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經濟奇跡的終結有可能危及政權穩定。
中國農村曾經供應了取之不盡的廉價、聽話的工人，這種局面的結束，也為非洲和亞洲其他地方的較貧窮國家帶來了機遇，讓它們接手當年從西方轉移到中國的低成本制造業。“中國現有的增長模式正在失去后勁，”世界銀行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表示，“城市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以及低技能勞動力的短缺似乎表明，選擇進城的農民數量少于以往，也少于在經濟上合理的水平。”
面對這一劃時代的重大轉變，政府迄今的對策是鼓勵向小城市遷移，限制向大城市遷移。它收緊了北京等地的戶口隔離制度，同時放松了一些吸引力較低城市的落戶政策。北京方面也在鼓勵產業快速升級，并試圖促進技術創新，以圖在中國“人口紅利”消褪之際提高生產率。
(向菊在返鄉的路途上)
在作為農民工經歷了歧視和欺凌之后，許多像向菊這樣的人認定，自己或子女不該過這種生活。她的故事也許算不上特別典型，但確實代表了許多農民工在城里的那種復雜經歷。
對向菊和她的丈夫而言，當農民工是出于生計所迫：他們試圖讓家庭卸下沉重的債務負擔。她現在的經濟狀況是耕種家里那一小塊地所無法企及的。但她失去了許多，包括婚姻和照看兩個女兒(分別為14歲和21歲)長大成人的機會，這使她很難確信自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對她和她的一家來說，他們最珍惜的東西在試圖挽回的過程中被毀壞了。
清晨的宜昌是臟灰色的，向菊的同車旅客推搡著下了從北京始發的列車。宜昌是一座工業城市，這里的火車站離向菊老家的村子最近。夾雜著化學物質的霧霾讓她嗓子眼直痛，卻也將日出染成了粉紅色，很是漂亮。
片刻之后，她坐上了一輛吱吱作響的長途客車，沿著長江岸邊緩緩前行。要回家，她得轉幾趟車，還要坐船渡過三峽大壩。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壩耗時十多年建成，其間迫使約150萬人搬遷，包括向菊和她一家。
向菊家所在的村子叫做向家灣，幾乎所有的村民都姓向。村里有大約210名村民，但向菊在村里的近親只剩下了她的姑姑，這位精神矍鑠的82歲老人回憶起1949年共產黨勝利時人人洋溢的興奮之情。鄰居和遠親們紛紛來到向菊姑姑那狹小的三層磚房門口，打探向菊的近況，詢問她的腿傷。
據村支書介紹，60%的村民(包括幾乎所有的40歲以下成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有過年才回家。“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這里。但每個人都在50歲之后回鄉。誰想在大城市過一輩子?空氣太差，生活太艱難，”村支書王建國說道。向菊說，她的最終目標是回到山上老家的茅草頂泥磚房，享受田園的寧靜，自己種菜，過著農民的簡單生活。
向菊1970年出生在這里，她的父親是“抗美援朝”(其他國家稱之為“朝鮮戰爭”)時期的解放軍老兵，大部分時間在外隨一家國企修路。擁有公職意味著他的一家不用像其他農村人一樣挨餓，但他工作十分辛苦，四十歲出頭時突發中風，此后半身不遂。
向菊學習不好，父親生病后，15歲的她從村里的學校退學，以便給家里幫忙，并與姐姐和弟弟一起在家里的一小塊菜地上忙活。22歲那年，她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鄰村青年向里紅，兩人戀愛6個月后于1992年結婚。大女兒琴琴出生后，這對年輕夫妻搬到江邊一座更大的鎮里謀求發展。
最初幾年，他們在路邊賣菜——村里親戚種的白菜和蘿卜——后來轉行賣鞋。那時，向里紅沿江而下430公里來到大城市武漢，買鞋帶回鎮里，在路邊擺攤出售。但當三峽大壩2001年竣工、大水庫開始蓄水時，他們所住的鎮子被拆除、淹沒，他們被迫搬到更高處的一座新鎮。
大約此時，他們的二女兒倩秋出生，向菊的父親去世。當地的一胎政策已經過調整，允許頭胎是女孩的夫妻在7年后生育二胎，以阻止殺女嬰行為。
就在小家庭擴大之際，夫妻二人的小生意卻遭遇一股強大力量的沖擊。他們的許多顧客是國企職工，而當時國企一家接一家破產，此前一直以為自己終生享有“鐵飯碗”的職工被裁。
隨著這些新下崗的職工到大城市務工，他們能夠自己買鞋，回家時還會為親友帶鞋，不再從向菊和向里紅那里買鞋。到了2007年，夫妻倆生意破產，還欠下當地一家信用合作社3萬元人民幣的債務。
破產后的第一年，向里紅靠著騎三輪摩托車拉貨掙錢，向菊則在家照顧女兒。但在2008年，艱難的處境促使她走出家門，在步行距離幾小時之外的一家燈泡廠工作。她說：“我們急需還貸，還要為女兒上學做打算，為了拯救家庭，我成為了農民工。”
她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6天，每月能掙800到1000元。但工廠的空氣毒性很大，她不得不把一部分工資花在中藥上，大多數夜晚因為咳嗽而無法入睡。“我在那干了一年，但工廠毒性太強。實話說，如果再多干一段時間，我命都沒了。”
待在家里恢復期間，向菊在電視上看到一則廣告，介紹政府組織的北京家政就業安置計劃。通過全身體檢后，她在一座地級市接受了10天的培訓，然后被送往北京。在北京，來自全國各地的5000名女性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以“勞動模范”的身份受到歡迎，然后被送去參加15天的軍訓。
她很快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戶人家做飯、打掃衛生、照顧一名一歲的小孩。孩子的母親是中國某頂尖大學的教授，父親整日在家炒股。“剛開始干活時，我是真的能‘吃苦’，干活很賣力，”她說，“他們對我很好。大約一年之后我回家過年，他們告訴我：在下一份工作中不必如此誠實、可靠、任勞任怨。”
當時是2009年，她的第一份工作月薪1700元。到2014年底，她已先后為5個不同的家庭服務，月薪漲到7000元。
經濟學家們表示，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最佳證據，便是近年來農民工工資的迅速上漲。“工資上漲反映了勞動力市場的實際供需，表明中國的整個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北京大學教授黃益平表示，他也是最早發現中國觸及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家之一。“劉易斯拐點降臨中國的時間早于其他經濟體，也早于我們的預期，部分原因是前些年的經濟增長如此迅猛，但也是因為一胎政策的扭曲影響。”
初抵北京時，向菊的唯一目標是掙足夠的錢償還家庭債務，供兩個女兒上學。但隨著時間推移，她的期望發生了變化，夢想也越來越大。
“小時候的我沒有希望和夢想——我只管有飯吃、有衣穿。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我只想賺足夠的錢，”她說，“現在我認識到這不夠。我不滿足。我現在的夢想是有朝一日擁有自己的公司。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實現。”
但在眼界漸寬的同時，她失去了許多曾經擁有的東西，忘卻了成為農民工的初衷。兩個女兒都說父母不在身邊影響了她們的學習，向菊自己承認婚姻名存實亡。她與丈夫一年只見一到兩次面，通常是在過年前后。盡管手機聊天應用的興起讓她與女兒們保持頻繁聯系，但她不愿意與丈夫向里紅通電話。
就在向菊去村子拜訪姑姑的次日，她的丈夫不期而至。夫妻六個多月來的第一次交流話不投機，很快演變成一場激烈的爭執。
45歲的向里紅矮瘦、結實，臉龐黝黑、俊朗，輪廓鮮明，頭上沒有一根白發。他在家里八個兄弟中排行老七，父親在他兩歲、弟弟只有40天時自殺身亡。
自2010年以來，他也是一名農民工，在中國各地的建筑工地忙碌——包括南方熱帶島嶼海南島的一座核電站。去年8月，他與幾百名工人飛往喀麥隆，為一家中國國企建造水電站大壩。
他成了家里第一個出國和坐飛機的人，理論上工資也很高——每月1.2萬元人民幣，而且包吃包住。
一到喀麥隆，他就不喜歡這個地方。中國工人的活動范圍主要局限在建筑工地，但有一次他被允許離開工地，在首都雅溫得游覽一天。他說，他意識到中國是個多么美好、繁榮的國家。“他們的首都還沒有我們的小鄉鎮好!”他說。
兩個月后，他患瘧疾不能出工。一個月后，公司克扣了他的工錢，用不到兩個月的工資打發他回國。去年10月回國后，他受雇在宜昌修建公寓，但時值全國房地產低迷。當他準備回家過年時，公司稱沒錢付他工資。
麻辣魚火鍋、海帶湯、炒荷蘭豆、辣椒炒土豆絲，一瓶喝起來有中藥味的辛辣白酒，組成了家里的晚餐。向里紅在餐桌上大倒苦水，卻始終不敢正眼看妻子。
“她連話都不跟我說，我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錯了。”他平靜、和氣地說道，“我們每年只能見面一個星期到10天，也沒有共同語言，沒有什么把我們維系在一起。”
第二天，伴著冬末的飄雪，夫妻二人坐上了翻越峽谷的長途客車。向菊仍然不愿和丈夫說話，兩人分坐在客車的兩端。六小時車程的那頭，他們的兩個女兒正在神農架的車站等候。向菊的母親與向菊的弟弟一家住在這個山中小鎮，全家將在那里過年。
小女兒倩秋攙扶著向菊一瘸一拐下了車，兩人之間幾乎什么也沒說。大女兒琴琴根本沒跟母親打招呼，而是走開，去攔了一輛出租車，把一家人載到家里的鹵肉店。
店鋪的后堂洋溢著節日氣氛，向菊駝背的70歲母親和弟妹正忙著準備年飯。向菊一家坐在后堂里，愛嘮叨的弟弟在招待排隊購買鹵雞爪、鹵鴨脖、鹵豬蹄、鹵豬尾、鹵牛蹄筋、鹵豬耳朵皮、鹵鴨胗的顧客。
中國春節與西方世俗化的圣誕節相仿，家庭團聚、大吃大喝，還有大量鞭炮和焰火增添喜慶氣氛。全家圍桌而坐，開始年三十中午的年飯時，小鎮和四周的山上響起此起彼伏的鞭炮聲。
21歲的琴琴身材微胖，心思慎密，她在武漢一家技術學院學習工廠管理。午飯后，她說起了父母離家打工后姐妹倆學習成績嚴重下降的事。“我們是被遺棄的孩子，”她半開玩笑地說。
她還說，自己經常跟母親起爭執，而且，盡管她認為父母雙方肯定都對夫妻關系惡化負有責任，但至少父親在試圖改善，而母親說不出甚至不愿說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向里紅午飯暢飲了一瓶白酒(酒勁很強的中國烈酒)。飯后，他在神農架周圍的山丘上散步時敞開心扉，述說了自己的婚姻狀況。
“這本該是一年最幸福的時光，但我過得太慘了，甚至想過自殺，”他說，“我倆結婚時我告訴向菊，雖然我沒文化也不是很聰明，但只要我有雙手，我就會保證它們派上用場，照顧家庭，搞好生活。但去了北京之后，她的期望變了，她覺得自己想要更多的東西，我已經給不了她了。”向菊堅稱，自己的最終目標仍然是返回老家向家灣，自己種菜吃，過簡單的農村生活。
但鑒于她是農民工，腿部手術又是在北京市內的軍隊醫院完成，她的近7萬元醫療費很難得到政府報銷。這使她再次背上債務，也意味著一旦腿傷痊愈，她得繼續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才有望還清債務，重新存錢。
在某個層面上，她也意識到自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邊是被浪漫化的童年農村生活，另一邊是改變了她的大城市。“一旦性格和期望變了，就沒法回到從前了，”她說，“不論發生什么，我都會盡自己的努力保障女兒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不要到頭來又成了大城市的農民工。”
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得出與向菊相同的結論。中國農民工進城大潮如今開始逆轉，特別是考慮到相對于擁擠、污染的城市，農村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政府的多年投資。數億農民工的辛酸故事合在一起，使推動中國經濟30余年的社會/經濟模式漸漸落幕。
世界人口最多國家及其經濟何去何從，將取決于像向菊一家這樣的億萬人的選擇和故事，他們已經厭倦了在城市尋找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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