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早晨10點的陽光已經很強烈，我蹲在大棚外面的田埂上不時感受到里面涌出來的熱浪。汪姨正蹲在蔬菜大棚里面給冬瓜苗分杈和掐芽。根據分杈的方向，反方向的芽就要掐掉，只保留下一個主要的，這樣冬瓜就能按照人的設計開花結果。
有時候，人也一樣，選定了方向、目標，就要為主要目標努力著，必須“掐”掉其他的目標;不同的是，為了這個目標，人可以選擇不同的實踐路徑。但不管選擇何種實踐路徑，日常生活的軌跡已經變更了。
現今農村中的中年婦女就是這樣的人。30多年間，她們先是留下孩子跟隨丈夫進城務工討生活，后又離開丈夫返回農村照顧孩子。不管是進城，還是返鄉，孩子始終是她們簡單的目標。
“不得出去的人”
汪姨今年48歲，住在離蔬菜基地大約5里路的牌坊村。丈夫早早就加入了打工大軍，跟隨村里的包工頭一起去無錫等地的建筑工地干活。2009年，汪姨跟隨丈夫去建筑工地做粉墻工作，一干就是3年。當時女兒在讀高中，兒子在讀小學，都由爺爺奶奶代為照看。夫妻兩人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簡單，光靠家里的4畝田，沒法生活，“家里窮的不得了，逼著你出去打工”。工地上的工資是每天120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汪姨覺得值得。
2012年，女兒參加高考，差一本線5分。對此，汪姨深感內疚，一直覺得要是自己能在家里照顧女兒，她應該可以考上一本。和丈夫商量后，汪姨決定留在家里照看已經上初中的兒子，“出去的話就怕把孩子荒掉了”。在生計與孩子未來的抉擇中，汪姨選擇了孩子的未來，錢可以再掙，孩子的未來耽誤不起。留在家里并不意味著歇在家里，生活的壓力迫使汪姨不時出去打點散工。同樣為照看孩子而留在家里的還有來自小汪村的40歲的吳姨。
在農村地區，像汪姨、吳姨這樣為了照顧孩子而不得出去打工的留守婦女不在少數。中國農業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約有留守婦女4700萬。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的丈夫在進城務工之后，汪姨、吳姨這樣的婦女則留守農村、獨自擔負起了照顧家庭、老人和孩子的重擔，忍受城鄉兩隔的家庭生活。
與汪姨、吳姨不同，來自舊牌村、58歲的潘姨“不得出去”則另有原因。潘姨之前一直在蘇州做環衛工，掃大街，丈夫則在建筑工地干活。2012年，當地環衛工作承包給了私人老板，因擔心老年員工身體的問題，老板將超過55歲的員工都辭退了，潘姨也在辭退名單上。另尋一番工作無果之后，潘姨無奈地告別了城市，回到了安徽農村老家。像潘姨這樣無奈告別城市的婦女也不在少數。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估計，50歲以上的老年女農民工約1536.85萬人。她們在城市中付出自己青春、壯年之后，被挑剔的市場經濟當作次級勞動力無情地拋回到了農村這個“蓄水池”中。
汪姨、吳姨都表示在孩子上大學之后，還會繼續跟隨丈夫出去打工，畢竟農村里掙錢的機會少、工資也低。但或許她們也已經意識到，她們也只能再出去那么短短幾年，年齡的自然界限就會將她們無情地推回到農村，就像潘姨那樣。
得來不易的工作：在蔬菜基地打工
本地雖然有不少服裝廠，但雇主需要的是心靈手巧的年輕婦女。對汪姨、吳姨和潘姨這樣年齡在40歲以上的人來說，能在本地得到一份常年的工作實屬不易。汪姨她們所在的蔬菜基地占地140畝，常年在這里干活的有8個女工。這樣上規模的大棚蔬菜基地在當地只有2家。按照當地媒體的說法，蔬菜基地老板“致富后不忘鄉親……幫助解決本地農村剩余勞動力”。
蔬菜基地管理嚴格，為防止踩破塑料地膜，規定進入大棚必須換上拖鞋，所以除了要草帽、水壺、毛巾之外，拖鞋也成為汪姨她們的“標配”?；孛刻旃ぷ?小時，從早上7點到11點，中午1點半到5點半，上下班實行打卡制，無故不請假、不上班作曠工處理。雖說是8小時工作制，但前后延長半個小時的情況很正常。路遠的吳姨，每天4、5點就要起床，洗衣做飯完畢，急急忙忙趕到基地上班。因為路遠，吳姨中午基本上不回家，在田頭找個陰涼的地方吃自己帶來的午飯，順帶休息下。汪姨家不算遠，中午回家隨便做點飯吃，喂雞喂鴨，再收拾下屋子，又該回去上班了。中午一段時間對潘姨來說更像是一場“時間戰”，一下班就得趕著回家，給同樣是在外做散工的丈夫做午飯。“給別人打工，就沒有那么自由自在”，汪姨說。
和其他農業生產相比，蔬菜基地更多雇傭女工進行生產，偶爾有臨時雇傭的男工在收割后的田塊里用手扶拖拉機耕田。女工多、男工少的現象，一方面是因為工錢低，男工不愿干;另一方面則是在蔬菜基地的活是“見不到”的辛苦，一位在蔬菜基地干過一年的男工告訴我，“大棚里的活看著輕松，實際上非常累，這里面的活整天都是蹲著的，一天下來，那兩條腿就站不起來，第二天就蹲不下去，哪里受的了啊!”因為請不到男工，所以在蔬菜基地干活，男女分工的限制不復存在：種豆子、秧苗，對花，打藥，施肥，摘菜、摘瓜，抬筐，重活輕活樣樣都得干。因為基地老板還包著200畝水田，平時汪姨她們還要被調過去稻田打藥、抬稻子。吳姨說，“想掙老板的錢，哪有那么容易，他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反正什么事情都得干。”
對阿姨們來說，蹲著干活倒也還行，最難忍的就是蔬菜大棚里的悶熱和沒地方上廁所。4月份的氣溫已經逐漸升高，但由于西瓜、冬瓜等還沒有結果，所以大棚薄膜還不能掀掉，等過些日子天氣變更熱的時候，進大棚干活就跟進蒸籠沒啥區別，時不時就得出來透個氣、喝口水。但水喝多了上廁所的問題就出來了，蔬菜基地周邊沒有公廁。大棚沒掀掉的時候，還能在大棚里面解決;大棚掀掉之后，就只能找個隱蔽點的地方解決了。所以，有的時候汪姨她們都不敢多喝水。
這樣辛苦的工作卻有很多婦女排著隊想得到，不過她們只能在農忙時節得到一份臨時工、“突擊工”的工作。特別是在采摘毛豆、辣椒等蔬菜的時候，由于等著發貨，所以蔬菜基地一上午就要請70、80個“突擊工”。這些“突擊工”都是基地老板讓汪姨她們從各自村子找來的，多是年齡相仿的婦女。她們一早就帶個板凳來蔬菜基地采摘毛豆或辣椒，工資不高，5塊錢1小時，活干完就付錢。
5塊錢1小時，也就是40元/天的工資是2013年汪姨進入蔬菜基地上班時候的工資。去年漲到了50元/天，但不知道今年會不會漲，因為從年初到現在，工資還沒發。每位阿姨都有一個自己的記工本，上一天班就記下一工，半天就半工。汪姨算了下，一年下來差不多就只能做個120個工左右，也就是6000塊錢左右。雖說是常工，但蔬菜基地也不是天天有活干，活少的時候，老板就安排汪姨她們輪流來做，“今天你們4個做，明天你們4個做”。
由于工作得來不易，汪姨她們自然不敢提加工資的事情。“我還能做幾年呢，省得話講多了得罪人”，潘姨說。“做事情也不容易，他(蔬菜基地老板)要是不要我做了，我也沒地方打工了，就是這樣的”，汪姨也很無奈。
簡單的生活，簡單的目標
平時不忙的時候，收拾收拾屋子、照看下農田菜園、上街買點孩子愛吃的菜、或者再出去打個散工，成為阿姨們生活的主旋律。
丈夫出去打工后，家里的4畝田一直是公公在種，汪姨只是幫忙。但現在公公年紀大了，種不動了，丈夫回來種田也劃不來，汪姨一個人也忙不過來，汪姨就將4畝田流轉給本村的村民組長，租金是一畝地400斤稻子，每年能拿到1600斤稻子。因為吃不了這么多稻子，所以汪姨會要600斤稻子，剩下的1000斤稻子折算成現金。
現在，汪姨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是丈夫打工的打工收入，而汪姨一年掙的6000塊錢，補貼家用都不夠。農村掙錢機會本來就少，為了多“抓兩個錢”，汪姨會在最為炎熱的“雙搶”季節到農戶田里去幫忙做“突擊工”。那幾天工資高，120塊一天。汪姨說，“抓兩個錢，給小孩買點水喝，降降溫”。而吳姨則會不辭辛苦，去黃山茶葉產區“突擊”幾天。
在家里留下的一分左右的菜地上，汪姨會種點小菜，豇豆、青菜、茄子、萵筍、南瓜、絲瓜、西紅柿等都有。自家的菜蔬瓜果可以減少生活上的花費，“種點小菜，平時就不用買菜了，買點魚、肉就行了”。土地流轉出去了，家里沒稻谷、米糠，汪姨只養了5只雞，因為養多了還得買稻子來喂，那就不值得了。
汪姨的大女兒現在合肥上大學，一年11000塊學費，每個月1000塊生活費，這對家里來說不是個小數目。汪姨的兒子今年中考，每天學習到很晚。汪姨心疼孩子，牛奶、魚、肉一樣不少，“小孩念書也不容易，晚上看書都要到12點，比我們還辛苦。”看到父母的辛苦，子女也很懂事，這讓汪姨感到欣慰。大女兒學習努力，拿到了獎學金，也在勤工儉學，去年寒假就在酒店后廚幫忙，一直到大年二十七才回家。兒子成績優異，有望考上縣一中，更讓汪姨覺得自己留下來照顧孩子的決定是對了。臨近中考了，汪姨想請蔬菜基地老板破個例，允許她只去上半天班，那樣她就能有更多時間照顧兒子的飲食起居了。
雖然農田流轉出去了，汪姨也會考慮以后繼續種田，“等以后在外面打工打不動了，就回來種自己家里的田，老了么，就在家里種種田……到時候我就在家里養點豬啊、雞啊……到時小孩子也都成家了，就不用靠我們了，我們兩個自己靠自己也能過得去”。愿景美好，但不知道在今天席卷全國的土地流轉大潮下，土地是否還能要的回來。
土地流轉的加速，在汪姨所在鎮造就了70多戶種植規模超100畝的種糧大戶和家庭農場。潘姨的丈夫于2013年返回老家，現在就在這些大戶和家庭農場主的田里打短工，幫忙打農藥、撒化肥和搞其他田間管理。每天工作8小時，有的雇主包飯，有的不包飯，一天工資100-120元不等。“現在年輕人都不種田了，田里干活的都是60多歲的老頭子，50多歲的都少，70多歲的都還有”，潘姨說。潘姨家還種著自家的7畝田，兩夫妻起早貪黑，也硬是把這7畝田種上了雙季稻，“種得動肯定自己種，糧食不用買來吃么”。
對于現在的生活，幾位阿姨倒是感到滿意。吃穿不愁，雖然簡單，但已滿足。“老公多賺點錢，我就可以輕松點了”，吳姨笑著希望能過得像村里那些“在家里玩玩，打打麻將”的婦女。汪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兩個小孩把書念出，然后找份工作，踏踏實實的過日子，這樣就中了，也不希望他們做出多大的成績，在社會上不做違法的事情，規規矩矩的、踏踏實實的，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我也就沒有過高的要求”。潘姨則希望自己和丈夫能再多干幾年活，能在兒子要在縣城買房時幫上一把。
結語
像汪姨這樣的中年農村婦女，是當前農村社會中最為普通的一個群體，她們依舊像以前那樣，做飯洗衣，照顧家人。同時，她們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群體，因為她們除了依舊照顧家人之外，還要在丈夫外出打工之后，肩負起農村生產的重擔。她們生活簡單，目標也簡單，只希望能盡自己的努力掙錢培育孩子。為了家庭，為了孩子，她們愿意抓住農村中一切能賺錢的機會，“抓兩個錢”，補貼家用。
像汪姨這樣的中年農村婦女，她們也是最為社會、家庭所縛的一群人。在急劇變化的30多年中，她們經歷了太多。八九十年代，農村經濟經歷了短暫的繁榮又趨于凋敝的時候，她們剛結婚生子，她們陪伴丈夫種田過日子，養育年幼的子女;新世紀初期，生活的艱難逼迫她們留下孩子跟隨丈夫進城打工求生活;而現在，或是因為孩子，或是年老力衰，她們又回到農村，成為“不得出去的人”。中國社會的劇變，在她們的日常生活里刻畫下了一道最為深刻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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