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早年施政調查：發自沭陽的報告
文/吳飛
作者按：今天中午，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因嚴重違紀被調查的消息傳出。2006年年初，筆者在仇和從宿遷市市委書記升任江蘇省副省長時曾專門前往其發跡地沭陽縣和宿遷市進行了長達兩周的采訪。采訪回來后，筆者所在的報社表示仇和為副省級干部，發表關于仇負面報道有風險，故拒絕刊登，沒稿費，甚至連出差費也沒著落。稿子輾轉多家媒體，終沒能發出。掐著一算，已經整整十個年頭了。如今從廢紙堆中翻出這片舊日稿件，很多事實歷歷在目，沭陽百姓的重托如在眼前。關于仇和改革，見仁見智，筆者沒有再次回訪沭陽，關于當地的現狀，并無更多了解。此稿件，完全是原稿照舊，所以稿件中的日期，如無說明，均為2006年。關于仇和施政，筆者根據采訪和調查盡力做客觀平衡地記錄，但十年前的調查未必全然完整正確。改革者背負著壓力和使命，其時代背景和自身施政也有很多限制，如何在發展和法治之間尋找突圍，筆者也在思考。發這篇舊稿不是要打死老虎，惟愿大家在評析仇和時，多一份材料依據。
2006年4月12日，仇和辭去宿遷市委書記職務，告別宿遷，前往南京專任江蘇省副省長。
三個月前的1月20日，仇和已在江蘇省十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當選該省副省長。有個性，敢露鋒芒，官場潛規則挑戰者，在官場中樹敵頗多的仇和，獲得了升遷。這似乎在改變當下只選沒有棱角官員的任用慣例。
仇和，中國媒體爭相以“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稱呼他。他的升遷似乎在開啟一個新的時代，許多媒體驚呼：一個官員任用的新時代已經到來!
最早提出“最富爭議”這個稱號來自一家南方媒體。他們對仇和的那個長篇采訪是人們認識仇和的最重要的報道，也是記者沭陽采訪很重要的指引，記者將在下面不斷的提到。
“天下最真實的官有兩個，一個宰相，一個縣官。”這句話被仇和常常被引用。的確，他開始獨當一面，也是從當“縣令”開始的。這個“縣令”就是沭陽縣的縣委書記。時間是1996年，當時仇和39歲。
他在沭陽開始了一系列強硬的治理措施，對沭陽縣的面貌做了一個巨大的改變。
之后，仇和前往宿遷，擔任宿遷市委書記，直到現在升任副省長。
那么，仇和的施政效果怎么樣?仇和離開沭陽已經五年，沭陽怎么樣?在網絡上下的一片爭論中，除了南方這家媒體，很少見到來自沭陽當地的報道。為此，記者來到沭陽，對仇和在沭陽的施政，圍繞其長期對外宣傳的成績，如修路、小城鎮建設、種樹、開發工業區等重要方面做了一個粗線條的調查。而鑒于仇和醫改問題的復雜性，記者在本文并無涉及。
行前，記者專門給仇和打了個電話，仇和回答記者說：“歡迎你來看看。”
修路：錢從哪里來?
仇和在沭陽的主要功績之一就是修路，媒體是這樣報道的，1996 年之前，沭陽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所謂“汽車跳、沭陽到”。而仇和到后，發動了一場“全民戰爭”。3年后的沭陽創造了一個奇跡：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別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
成績很大，修路錢從哪里來?
“每個財政供養人員扣除工資總額10%，每個農民出8個義務工，組成修路隊，在高峰時，扣款達到20%，甚至離退休人員的工資，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設。”
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媒體的報道偏偏沒有講到農民每年將近三四百元的修路集資款。
官墩鄉所房村的祝大爺在方桌上排出一串繳費收據，告訴記者說，一個農民修路攤派會達到每年400元，少的年份也有300多元。
“這幾年，農民的收入并沒有增長，但是負擔很重，”祝大爺說，“我們鄉下建房子基本上是黃登仁當縣委書記的時候，那時候，村里建起了很多平房，淘汰了草房，但是仇和這幾年，建設得很少。”
桑墟鎮條河村劉松田向記者介紹說，他的兒子劉勤山家，2000年上半年(夏季)的應交集資費用為469元，其中，劉已經交了361.60元，因為沒有其他收入，實在沒法在催繳稅款期限前交清欠款。7月16日，鄉黨委副書記張某等人帶領由鎮村干部以及派出所聯防隊隊員等組成的“小分隊”，先打劉松田，后把趕來的劉勤山活活的打死。
這樣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據劉松田的有限了解，因為沒有交出修路集資等項稅費被打死的人就有6人，而根據當地的民間藝人傳唱的沭陽傳鼓，據說這個數目則是37個人。
為了確認這個數字，回到北京后，記者專門再次這個在當地知名藝人打去電話，他說：“這個數目當然是準確的，這是我走村串寨了解到的情況，都可以說出名姓來的。”
但記者試圖聯系桑墟鎮確認此事，沒有得到回復。
兒子死后，兒媳婦也跑了，留下兩個孩子。劉松田的老伴身體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依靠這個75歲的老頭兒。
記者在他們家見到的情況可謂慘不忍睹。10多平米屋子中，堆放著各種破舊不堪的家俱什物，再擱只腳也比較困難，進門處放著一張不知道用了幾代人，積了上百年污漬的小方桌，臟兮兮的桌上放著幾碗剩飯菜，右邊是讓人不敢坐下的破椅，正對門口的是十來袋糧食，方桌的左邊放著一個鍋蓋凹凸不平的黑鐵鍋，再往后就是他的床，床邊掛著總書記胡錦濤半身像的年歷。
他握著記者的手說：“我相信黨中央，請你把我兒子的情況反映給中央。”
種楊樹：把樹種在糧田里
在沭陽的鄉間公路邊，不難見到成片的楊樹林，當地有人戲稱做“仇和林”。
在沭陽，仇和對于發展農村經濟的舉措，一個重要項目就是栽種楊樹，搞的“林經示范田”建設。他叫農民在“四旁(屋旁、路旁、溝旁、渠旁)”全部栽上楊樹。
如果說在屋旁、溝旁、渠旁種植還是有些道理的話，那么，按仇和的要求在公路兩旁50米(有說100米)內不分荒地、良田，均以行距8米，間距6米的標準載種楊樹，則確實令人難以理解，但是沭陽境內隨處可見的耕地里的楊樹，南方那家媒體的報道卻沒有提起。
對于這筆帳，當地的農民是這樣計算的：原來的良田每年兩季，可以收成2000元左右，現在種上楊樹之后，每畝地每年收入不到400元。
指著地里的楊樹，村民告訴記者：“你現在看到的是冬天的情景，楊樹沒有樹葉了，地上還能有一些陽光，所以田地上還有一些小麥在長。雖然這些小麥，也是不會有什么收成的;可如果到了夏天，樹葉長出來，地上一點陽光也沒有，你想想，還能夠種什么作物?不可能。而楊樹成長，如果是快，也得要將近十年才能成材。10年之后，樹木成材了，每棵樹能夠買到200到300元每株的樣子，每畝地14株，也就是4000來塊錢，比起種糧食，十年收成該有多少差距?”
那為什么還有人種楊樹呢?
原來，這個是時任沭陽縣委書記的仇和親自派人來種的，種樹前沒有征得老百姓的同意，而老百姓若是去拔掉或者破壞就可能被抓起來。
2月13日，記者在沭陽臨安小區對面的新赤村，就看到耕地里有很多剛剛挖好的樹坑。看著這些，三輪車師傅不斷的嘆氣，“一言堂啊，”他說，“只要他決定的事，沒有人可以反對。”
有的媒體說：正是這樣的大范圍種樹，所以楊樹卻成了農民的最大的財產，使全市建起了2300家木材廠，一個產業形成了。
這幾年，沭陽縣的木材廠大量發展，是一個事實。比如，官墩鄉所房村大小木材廠就有14家。但說楊樹是農民的最大財產可未必。沭陽眾興木業有限公司的張師傅告訴記者，木材廠的木材并不來源于本地，“仇和林”基本上還沒有成材，主要是河南，山東，安徽，以及蘇南運來的木材，如果光是本地的木材，那么連三個月都不夠用。
那為什么木材生意，會一下子火起來?當地的師傅也是不太清楚，他們認為，沭陽的木業有很悠久的歷史，現在沭陽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木材加工的中心，開始出現了規模經濟的狀態。也有人認為，這是政府對于木材加工業特別保護的結果，比如說，當地的交警就不允許檢查超載的運木車輛，這是為了保護木材產業。
“為什么要種植楊樹?”
宿遷市委宣傳部張莉部長這樣告訴記者，“我們在耕地里種楊樹是要搞套種，這叫林經套種，在楊樹底下種植其他的作物，一舉多得。”
記者表示，在沭陽采訪的十多天里什么楊樹底下也沒有見。于是張部長派車送記者走一個多小時在一個示范基地里看到那有幾個大棚。記者掀開棚子一看，里面什么也沒有。隨行的宣傳部人員這樣說：“這是冬天(所以里面是空的)，春天你再來就好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沭陽的隨后幾天里，記者再也沒有見到過別的楊樹林下有那樣的大棚。
小城鎮建設：到處都是“張金花”
出發前，記者想著怎樣才能找到張金花，一個賢官鎮駐丘村的婦女，南方的這家媒體提到，她的房子被村干部無辜推倒了，她還在為她的房子奔走。
“有個婦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來，鏟車上去了，轟，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這個婦女一下就昏了過去”，她現在怎么樣了?
這是報紙描述的仇和推行的“小城鎮建設”的一幕，正如這家媒體所言，這項工程是有爭議和受到攻擊的。工程要求各鄉鎮沿街的房屋改建為貼白磁磚的二層樓房，一樓商鋪，二樓家居。同時，要吸引20萬先富農民進小城鎮。
報道發出后，網絡上下許多的反對理由主要來源于學理：小城鎮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強制推動，只能是拔苗助長。
問題似乎不僅僅在此。
這個仇和執意上馬，硬下指標，限時完成的工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至今鮮有人提起，那就是，政府拆毀砸爛老百姓的房子是沒有任何的補償和安置。這就是所謂的“自拆自建”。而且特別規定，如果在限期內，老百姓沒有把房子建起來，政府就會把地基賣給別人了。
這就是仇和推進小城鎮建設的方式，沭陽的小城鎮建設都是這樣展開的，全縣鄉鎮的所有沿街房屋的限時拆走，否則推土機迎候。
很多剛剛建起來的房子毀于一旦，很多富起來農民急劇返貧。老百姓蓋所房子不容易，這一回又得從頭再來。
現在沭陽的鄉鎮到處都是千篇一律，整齊劃一的兩層瓷磚結構。而有的鄉鎮措施更加激烈，就連鄉鎮邊的中心村落也要進行拆遷。
2月9日，記者來到官墩鄉墩北村。展現在記者面前的似乎是一片戰爭過后的殘垣斷壁，只見破磚爛瓦成堆，條石地基尚存，而房子早已不再，一片荒涼。
原來，這是在1997年小城鎮建設時，政府為了將村里的農民趕到大路兩旁建房子，用推土機，鐵錘等物把墩北村的房子全部砸成了這個樣子。
墩北村的周紹良告訴記者，9年前，政府將他們家的房子砸爛了，強制要他們家搬到街上大路邊建房，但是他們家沒有錢建房，而在大路邊又沒有地，所以根本無力建設新房。他們家6口人就擠在兩間狗窩一般的草房里過了4、5年，幾年前才建起了兩間磚房，還是在原地，周說，用的是當年老房子的碎磚爛瓦，房子比以前差多了。
“那現在你們原地建房，政府允許么?”周紹良說：“已經沒有人管這個事了。我們也沒有錢到街上去買地皮。所以只好建這樣的房子，這個房子比原來的要差多了。但還是比住草房好。”
周紹良告訴記者說，由于反對這樣的拆遷，墩北村有4女3男7個人被抓去7天。等他們回來時，他們的房子再也找不著了，已經全部都被砸毀了。
我們找到了當年被抓走的馬樹芳老人，她告訴記者，當時，他們家的房子剛剛建起來不久，還是比較好的房子，所以他們不希望搬到街上去住，更何況，政府沒有給與一分錢的支持，不支持也罷了，到街上建房子還要先交200元的建房管理費。交了管理費才被批準到街上買地皮建房子。可是，我們哪里來買地基的錢，更不用說建房子的錢了，原來房子的磚塊全部被砸爛了，根本不能用。指著身后邊矮矮的雞窩，她說我們家一家人就在這間小房子里擠了好些年。她說，這還算好的，有好些人家就在外面搭建小窩棚，那就更加艱苦了。
“有沒有補償?”
“沒有!”馬樹芳說。
“負責拆遷的政府官員有沒有被處罰?”
“沒有!”馬樹芬回答，“鄉黨委書記張某沒有被處理，還調到別處當官了。”
在敦北村在拆遷現場，記者看到了當年村組長的妻子，她告訴記者說，當年他們家拆房子很積極，上了沭陽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現在什么都沒有，后來好不容易才再次建起房子。
記者沒有找到媒體報道的張金花，但記者明白，張金花無需尋找，因為處處都是張金花。
南方的這家媒體的說，仇和當時的決策背景是基于這樣的測算，1997年至1999年，全國物價低迷，沭陽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僅400多元，鄉鎮僅為250元。而不久后，沭陽城的房產價格現在漲到了900元/平方米，鄉鎮則漲到了300多元。所以結論是，老百姓最后還是賺了錢的。
現在的房地價格到底如何了?
鄉鎮的兩層小樓基本上都是自家用的，當地人不好說價錢。但是，根據我們在湖東鎮，華沖鎮等地的隨機調查，30來平方米大小門面房每年租金水平基本在3000塊錢左右。而老百姓當年建這樣的一個二層貼瓷磚的房子大概要花5到6萬元，也就是說，如果想通過租金來收回建房的資本，大概需要20年。
小城鎮的經營情況如何?小業主們紛紛抱怨，現在的小城鎮，由于門面的空前增加，很多生意比較相近，競爭非常激烈。比如一個小鎮的門面將近一百多家，而其中一大半是小超市，華沖鎮的一家藥店老板告訴記者，他們小鎮上的小藥店就有10多家。
生意不好做，許多小業主感嘆。
至于城里的拆遷就更加復雜了，拆遷以后的地基往往被征用，真正的商業利益，常常不是單個的拆遷戶獲得，房產價格提高只會讓他們買房更加困難而不是獲得實利。
當然，也有特例，沭陽在開始拆遷時，在部分市區也允許自拆自建。陪同記者采訪這些自拆自建房子時，縣委宣傳部的新聞主任時洋對記者說：“這些房子老百姓賺了，后來就不允許(自拆自建)了。”
工業園區：長滿青草和充滿污染
仇和在宿遷大力里發展經濟，招商引資，他任上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工業園區的建設。這里本是沭陽人引以為榮的地方之一。路上遇到的沭陽人也向記者推薦說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沭陽的發展。
2月10日，記者來到工業園區，看到的卻是廠房十室九空，開工的廠子很少，很多廠子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完工，也沒有人在管理，大樓內長滿青草的建筑物隨處可見。比如說，盈天服飾所在的那條路，可以說是工業園區中比較興旺的一條，但是除了盈天服飾，其他的地方不是在建設小別墅，就是很難看到真正運轉的廠子。許許多多的大廠房里空空蕩蕩，除了門衛，則很少再見到別的人影了。有的干脆就沒有門衛。
號稱投資10億元，職工12000的盈天服飾當天正在招人。記者以應聘的名義從那個現場負責人的口中得知盈天服飾實際上只有2000多人。
令人注意的是盈天服飾門外的那張縣政府立的牌子，“特大招商項目，重點保護單位。”上面寫有沭陽縣人民政府令：未經批準，任何單位、部門、個人不得進入該企業檢查。
但是政府對這類企業的優惠服務和特別保護還不止這些，據當天來應聘的人說，由于職工不夠，縣里已經將招工的任務攤派到村里，由每個村組織勞動力來進廠干活。由于報酬低，工業園區的職工經常不滿，當地人反映，每當有上級領導來參觀視察的時候，當地的政府官員就來到村里發動大量的農民前來湊數。
2月11日，記者在當地人的指引下再次來到工業園，看到的情況更加糟糕，大部分的廠房里長出了草，已經沒有人看管了。
許多市民，談起工業園區也是驚嘆不已，那里全部是一些空架子，擺樣子的，簡直就是一堆垃圾。
“這些是不是空架子?”記者指著這些廠房問被仇和專門派來“陪”記者的沭陽縣宣傳部時洋，時面無表情，沒有回答。
而宿遷市委宣傳部張莉部長則說，“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現在也在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提高招商質量。”
如果說空架子欺騙人，那某些帶有污染的企業則是害人不輕的。
沭陽縣的化工工業園區設在扎下鎮，這些化工企業很多是在政府的招商引資中引來的。
據當地的村民反映，化工廠的水直接排到沂河中，沂河中的生物幾乎滅跡，沂河的許多楊樹都枯死了。化工廠都是在晚上開工，排放出來的化工氣體過于強烈，當地的村民難以入睡，為了解決污染問題，村民曾經集體下跪，但是至今還是沒有人處理。
2月10日中午，記者來到扎下鎮的化工工業園區，遠遠的就感到一股刺鼻的化工味道撲面而來。
當記者在銀山村九組村口剛剛向村民問起這些化工廠時，就引起了村民激烈的反應。村民質問記者：“你是誰?你們是哪里來的?你們是真記者還是假記者?”
記者掏出證件給他們檢查一番后，他們才開始相信。原來，不久前，北京一家最著名的黨報的記者騙走了他們的6萬塊錢。但是卻沒有為他們爭取合法權益。同時，為了防止上訪，當地政府抓人很緊，他們也是非常的擔心。
村民吳志強說，這些工廠污染非常嚴重，當這些工廠都開始開工后，晚上村民被這些氣味所熏，很難睡著，嚴重的污染使村里種得蔬菜都很難成活，而這些工廠污水排往沂河后，河水全部被染黑了，河中的魚兒都死光了。甚至岸邊的樹木都死了近400棵。
上訪：多少荒唐與凄涼的故事
“在仇和接任前，沭陽縣是全國出名的上訪大縣”，南方的那家媒體引用了一個在國家信訪局任職的沭陽官員的話，卻沒有告訴我們現在的沭陽是什么情況了。
在沭陽采訪，記者每天都會收集到一大堆的訴訟，控訴材料，面對許許多多的傾訴，淚水，我現在把我收集到的一部分材料和聽到的事情，寫在這里。
華沖鎮河西村的竇連柱向記者介紹了他被拔屌毛的受辱經歷。
由于退伍軍人補助問題多年來沒有落實，他一直在進行上訪。2000年7月13日，鎮政府把他叫到鎮政府招待所，叫他不要再上訪了，同時讓他趕緊把道路集資款上交了。竇說，他現在沒有錢交，但是在他的問題沒有落實之前還是要上訪的。于是，鎮委副書記陳某就對兩個因為賭博被抓來的青年流氓說，“如果你們拔了竇的屌毛，就可以放你們走。”
事發后，陳某賠了竇幾萬塊錢。由于這件事，當地人把這個故事寫成順口溜，其中把陳某叫做“拔毛書記”，把竇叫做：“屌毛萬元戶”。
竇連柱告訴記者，他曾為此事專門找到仇和書記，在仇和家想把他的材料交給仇，仇和說這是下班時間，他不接材料，有問題上班時間，拿到我的辦公室來。當竇走到仇的縣政府時，傳達室不讓進，因為傳達室要求要么是仇的親戚，要么得有仇的電話，而竇什么都沒有，所以沒有見到上班的仇。
也許，竇的遭遇可以稱作是公民人格的巨大傷害和人類文明奇恥大辱，而沭城鎮劉中華家、金三角和紫藤花園的業主們因為拆遷補償不公的上訪的代價則可能是生命。
家住縣工業路的劉中華告訴記者，1999年，沭陽縣政府強行拆遷他們家19間住房和5間門面房，卻未按規定進行補償和安置，他們家因此上訪反映，最后一家人被打擊得家破人亡。他的弟弟劉中凱、劉中強被縣公安局防撥暴大隊毆打。劉中凱的雙腿被打傷，劉中強右腿被打傷，現在都城了殘疾人。而他的妹妹劉中英因寫反映材料被判刑二年，據說后來被中央領導獲知，給江蘇省領導寫信，所以劉中英到監獄10天后被放回。他的另一個妹妹劉中芹，2005年已經被南京農業大學錄取，但是當年7月，她與母親到北京上訪，被帶回后關進精神病醫院，當著母親李秀蘭的面，劉中芹竟然被周副院長和袁主任活活推下醫院樓摔死，任憑李秀蘭怎么樣下跪哀求也沒用。
“好好一個家，就這樣完了，”劉中華說：“我們家外面現在有3班12人在我家輪流換班監視，我一定要求一個公道。”
因為拆遷補償過低，而且只補房，未補地，金三角地區和紫藤花園地區的居民不同意簽拆遷補償協議，政府因此抓走居民20多人。
這幾家拆遷戶中的宓娟、呂蘭英、胡玉寶沒有聽從政府的警告，繼續上訪，陸續被密密的帶走了，連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打電話到110報警，但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不許報警。而今年還判刑了。
判決書上寫的罪名是“沖擊國家信訪機關”，但是在判決書中卻沒有看到任何來自被沖擊的國家信訪局的任何證據。
宓娟被帶走后，她75歲的媽媽孫同英求告無門，到處上訪。
她向記者述說道，她女兒在金三角自建的三層樓房350多平米，其中一層100多平米是門面房，里面有100萬資產的建材公司，房子被強行拆遷后，補償費只有9萬2千元。
孫同英說：“補償款連住宅房都買不到，更不用說全家賴以生存的門面房了。”
在沂河邊上，對看著對岸自家地基上建起的高樓，孫同英淚流滿面，痛不欲生。
1997年，為了京滬高速公路修建，當時國務院、江蘇省、宿遷市都出臺有專門的文件，制定相應的征地補償方案，要求各級政府不能截流任何農民的征地補償，但是，直到今天，京滬高速公路沭陽段的農民還是沒有拿到征地補償，縣政府的說明是已經把補償款作為出資了。
失地農民代表錢增建等人從1999年開始上訪，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
2006年2月9日晚，正在沭陽采訪的記者接到一個電話，是白天認識的出租車師傅打來的，他說賢官鎮萬劉村民集體100名坐三輪車到縣里討說法，在扎下被400名被防暴隊打傷，并抓走20余名。
記者來到萬劉村，憤怒的村民告訴記者，事情的起源僅僅是由于村主任把村民的樹偷偷的賣掉了，村民多次上告無門，才準備集體向政府討說法。
但是賢官鎮鎮長否認了這樣的說法，面對記者關于為什么這么小的事件都要動用防爆警察的提問，他回答說，當時村民的危險性很強，手里還拿著棒棒，情況已經控制不住，只有出動防暴警察。對此，記者再訪萬劉村，村民堅決否認：“我們沒有任何武器。”
在前往沭陽之前，曾在沭陽展開農會實驗的學者高戰告訴記者，仇和離開沭陽之后，他的做派成了一個當地官員的樣板，現在官員的作風普遍比較不民主，更加強悍粗暴。
在沭陽，記者輾轉收集到2004-2005年間因拆遷非法拘留關押人員的不完全名單，這些人大多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被拘留，時間從幾天到幾十天以至于判刑的都有：
胡玉保，王忠蘭，薛玉銀，密娟，呂蘭英，陸文生，張志明，楊洋，陳鳳英，徐軍，徐巧芳，左秀珍，胡文碧，葉蘭英，李廣友，張振興，尚元國，尚元新，華桂林，朱景明，尚元奎，史以華，張春霞，張惠，魏武，孫其春，汪銀生，張桂英，胡玉平，徐學花，錢文杰，凌志剛，凌培德妻子，尤新珍，薛安寧，韓道六，朱文強，蔣玉春，陳伯，趙錫剛，鐘開勇，胡學書，陳永年，朱興華，馮文亮，葉建剛，張二來，章以明，馬玉蘭，劉成進，徐效梅，韓美榮，董維民，張正育，劉玉花，馮加生，馮文永，劉登義，仲紅梅，韓躍，。。。。。。
為了核實這些信息，在沭陽的記者多次撥通仇和的電話，仇和均沒有接，僅派了宣傳部門的人聯系我。有一次，記者在沭陽農村采訪時，正遇到仇和在當地視察新農村建設，記者給他發了短信，他回短信表示“現在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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