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食物主權，是世界各國民間對少數跨國公司以自由貿易為名、沖垮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小農經營、控制全球大部分農產品的生產流通市場這一趨勢的反撥。在這一趨勢中，中國作為大豆的故鄉，原本完整的產業鏈被數家跨國公司侵蝕、分割，到了崩潰邊緣，中國豆類市場被進口轉基因大豆控制，這向我們提出了保衛“食物主權”這一嚴峻問題。
2014年10月上旬，由人民食物主權網絡聯合《時代周報》主辦的“食物主權與中國本土大豆產業保護”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以及國產大豆的生產者、消費者代表共同探討如何維護食物主權，保護中國本土非轉基因大豆產業。
2008年，由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啟動，國際數百名專家參與撰寫的《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全球報告)》中，推介拉美的農民組織提出的“人民食物主權”理念，指出“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是“人民和主權國家以民主方式自行決定農業及糧食政策的權利”。同年，包括中國在內的58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認可并簽署了該報告。“食物主權”強調的不是市場，不是援助國，而是人民和主權國家自主地、民主地決定他們的農業和食品政策的權利。
“食物主權”理念及行動，是民間對于龐大的“食品帝國”控制世界農產品生產流通市場現狀的反撥。據統計，全球80%的食物市場被5家跨國公司所控制。它們壟斷控制著全球食物由生產到加工、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形成了上下游貫通的全產業鏈格局，在農產品(食品)生產流通市場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規定和操縱著農產品生產(食品)流通的規則和方式，甚至食物的概念和品質，以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食物主權”已經出現數十年了，而且正在全球范圍內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響應。這是一個更具批判性的理論框架，它要求人們對既有的食物體制進行全方位的反思，重構其中的權力關系，重視食物生產者和食物消費者的權利，重視民族國家在保障人民獲得安全、健康的食物方面的責任。
大豆故鄉的危局
中國是大豆的故鄉，中國大豆的出口量曾經占全世界總量的80%以上，圍繞大豆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但2012年的數據顯示，中國進口大豆已經達到5838萬噸，占到全球大豆貿易量的60%以上，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的大豆;而2012年中國國產大豆產量僅為1280萬噸。與此同時，外資企業大肆兼并中國本土榨油企業，逐漸壟斷了大豆壓榨、運輸和銷售。中國本土大豆產業不斷淪陷，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事實上，業界專家呼吁保護本土非轉基因大豆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止過。早在世紀之交，轉基因大豆剛剛進入中國不久，有識之士就提出要建立非轉基因大豆保護區，避免基因污染。還有人提出要區別轉基因大豆和非轉基因大豆，掌握非轉基因大豆的定價權，發揮國產大豆的產業競爭優勢。但這些建議并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
黑龍江是國產大豆的主產區。特別是黑龍江北部地區，大豆產量占黑龍江省的25%以上，至今尚未受到轉基因大豆的污染，是中國本土大豆的重要生產基地。非轉基因的優勢讓中國大豆在大豆蛋白等食品工業領域成為國際范圍內的強勢產業，然而這樣的強勢并沒有讓本土大豆種植成為農民首選。由于缺少相應的保護機制，以及不合理的市場價格機制，農民種植大豆的積極性并不高。國外跨國企業巨頭則憑借優厚的資金實力，正在將中國大豆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擊破。由于國內大豆食品加工企業缺乏協調和規劃，正處在惡性競爭的混亂階段，這樣的局面不得不讓人擔憂中國優質大豆資源和整個大豆產業鏈條的未來發展。
國際產業安全研究中心的那君喆教授(兼黑龍江省嫩江縣委副書記)介紹了過去十幾年自己家鄉的大豆產業由盛轉衰的過程。1990年嫩江縣大豆種植面積100萬畝左右，2000年達到200萬畝，2010年達到380萬畝。此后，大豆種植面積逐年下降，2014年已下降到147萬畝。為什么農民不愿種大豆了?原因是比較效益低。扣除種子、肥料、農藥、機耕費、農膜、水費、人工等費用，一畝地純收入只有450多元，而種植水稻、玉米的純收入分別為900多元和740多元。為此，地方政府出臺大豆扶持政策，包括推進標準化生產方式，引導農民組建大豆合作社，對種植大戶給予政策獎勵、貼息貸款等等。
中國大豆協會副會長劉登高認為，保護國產大豆首先要重視、改變目前糧食生產領域重產量、輕質量的做法，把大豆看作是中國人食品里最需要、最敏感的戰略產品加以保護。中國大豆蛋白出口占世界食品蛋白市場的50%，美國、歐洲、日本都來中國采購非轉基因大豆，但由于轉基因大豆和非轉基因大豆沒有區分，中國的優質大豆沒有獨立的定價系統，售價上只能向轉基因大豆看齊。而我國每年進口6000萬噸轉基因大豆，嚴重沖擊了國內市場，壓低了大豆價格。一定要盡快把食用的非轉基因高蛋白大豆和用作飼料的轉基因大豆分開，才能區分出它們不同的市場價值。
全球產業鏈競爭危及中國大豆主權
目前，總體來看，全球有四種主要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中國的經營模式以農戶為主，日韓以綜合農協為主，歐洲以農工商綜合體為主，美國則是聯營體經營模式。這些不同的模式，各自依托不同的自然資源條件，這就帶來不同模式在自由貿易下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以人地條件為例，如果將中國設為一個基本單位，則日本的單位戶均耕地面積是中國的3.8倍，美國是中國的390多倍，而澳大利亞則高達5900多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周立教授指出，美國大糧商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不公平競爭，嚴重威脅中國的大豆主權。
美國以出口為導向的農業政策來自于三大優勢：一是資源優勢;二是農業補貼優勢，政府每年向大農場補貼額超過800億美元;三是生產組織形式。世界上只有大約3%的農場是大農場模式，其他則多為“牲畜加綠色革命”、“手工加綠色革命”或者純手工耕種的形態。據他本人的實地調查(2007)，美國農民從整個食品產業銷售份額中獲益的比重只有5%，預計到2020年將會減少到3%。農場的經營規模將越來越大，消費者在食品方面的花費也將越來越多。
美國主導的農業自由貿易遠遠不是公平貿易，其自身優勢可以使中間商通過聯營的方式控制整條產業鏈。通過聯營的方式，大糧商可以使產前、產中、產后的成本和收益得到有效控制;它們借助政府補貼，在生產環節大幅度讓利，來擴張市場份額，再通過產中和產后的利潤，將這些投入逐項收回。跨國農業貿易巨頭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為：全球化經營、全環節利潤、全市場覆蓋。前期的生產環節并不是利潤的主要來源，業績增長主要依靠在糧價的波動中獲利、以及運輸成本的降低。以大豆為例，目前中美大豆貿易的實質是“南美在產，美國在賣，中國在買”。“南美在產”，理應由生產者定價;“中國在賣”，理應由消費者定價。但現在的情況，顯然是作為中間商的美國在掌握定價權。
相比之下，中國的農業企業，在這種全球產業鏈格局中只能占據其中一小部分環節，面臨著嚴酷的市場競爭。在大豆的生產環節，農民受到來自國外大豆低價競爭的巨大壓力。在這一競爭格局中，中國的農業企業并沒有能力爭得后期的經營利潤。
周立認為，分析食物主權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微觀層面的人民主權，包括生產者、消費者和社會組織的相關權利。二是宏觀層面的國家主權，主要是國家決定自己食物的自主權。三是最基本的自然主權(或稱“神”主權)，因為所有的農業資源都來自大自然。觀察目前中國大豆的產業鏈，上述主權都在逐漸喪失。
第一，生產者主權，豆農的自由選擇權利面臨威脅。一是生產方式的選擇，比如對轉基因品種的選擇、對規模化生產的選擇。二是生產資料的選擇，如果不進行資本深化，農業生產難以為繼;但資本深化意味著要擴大規模和提升競爭能力，就要高投入和高負債。三是生活方式的選擇，農戶的自主經營權已經逐漸被剝蝕。而消費者主權主要體現在對安全食品的自由選擇權。中國進口了相當于總消費量80%的轉基因大豆，消費者基本上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動接受。
第二，國家主權，包括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國家食物主權和產業安全。這里應該尤其重視中國自主決定生產品種的權利。
第三，自然主權。種子是自然普惠和恩賜給人類使用的，但一些大糧商僅僅改造了其中一個小的基因片段，就宣布對其擁有100%的產權。這本身就是對自然主權的威脅。
中國大豆主權的喪失，其表象是全產業鏈競爭的失敗。如何應對挑戰?我們也去發展覆蓋全產業鏈的企業，不能再以趨同的模式應對現有的大糧商競爭，而且無助于解決在自由貿易框架下，食物主權逐漸被剝蝕這一根本性危機。
中國農業開放政策亟需調整
華南師范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所長胡靖教授指出：現代農業的要素構成包括傳統要素和現代要素(見圖1)。在目前全球化的時代，更多的是現代要素在決定現代農業，而不是傳統要素。誰控制了現代要素，誰就可以控制現代農業。
圖1 現代農業的要素構成(紅色代表傳統要素，綠色代表現代要素)
除了土地、水源和低工資的農民以外，發展中國家基本無法在這些現代要素中獲得有利地位。相反，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具有壓倒性的技術優勢、生產優勢。簡稱為“ABCD”的全球四大農業貿易巨頭(美國ADM，美國Bunge，美國Cargill，法國Louis Dreyfus)，以及孟山都、先正達這些農業科技巨頭，都是通過控制現代要素，尤其是渠道、物流、價格、良種、化肥、農藥等，來控制全球的農業和農業市場主權。這種壟斷趨勢引發了全球農業發展的新危機。
印度在20世紀 90年代推廣孟山都的轉基因棉花，雖然產量上去了，但農民種植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需要更完善的灌溉條件和更多的資金投入，為此必須借貸。而一旦因氣候、水文等自然原因造成減產，農民無法還貸，就會被逼上絕路。由于棉種被孟山都控制，印度實際上失去了棉花的生產主權，必須依賴孟山都年復一年地提供轉基因棉種。
在糧食領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一旦糧食種子被跨國公司壟斷，一個國家基本會失去生產主權，并且這種趨勢是不可逆的。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經過20多年的全面開放，中國的農業從科研、生產、流通、加工、物流到消費，產業鏈正在逐步失控。盡管農產品市場日益繁榮，但是農業生產主權的喪失，給國家的糧食安全、食物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首先是糧食安全。中國龐大的人口對糧食的剛性需求不斷放大，但國內農業生產潛力卻不斷被削弱。中國不得不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越來越多的糧食、肉類、油脂。預計2014年大豆的總進口量可能突破7000萬噸。稻谷、小麥、玉米的糧食缺口也開始放大，谷物也可能步大豆的后塵。
第二，大量進口大豆、谷物是不明智的。對國際農業資源的依賴，風險大且難以持續。而且中國日益巨大的農產品進口，可能誘發全球生態環境危機。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國家為了獲得中國的訂單，可能墾殖更多的耕地，將導致熱帶雨林、濕地被破壞。這一趨勢發展下去，中國可能受到全球詬病。在全球化競爭中，中國必須堅守農業、尤其是三大谷物的生產主權，這并非貿易保護主義，而恰恰是一種理性的全球化態度。
第三，食品安全。現代農業生產的農產品，其品質出現了危及健康與生存的危機。跨國農業巨頭控制了中國農業產業鏈，導致舶來的物種和食品在本土泛濫，違背農業的自然規律，將可能發生糧食安全的品質危機。對此，需要謹慎和警惕。目前全球對“轉基因”的恐懼正是來源于此。
2013年底，在印度尼西亞結束的第九輪多哈回合談判，形成了“Bali Package”，其中并無實質性的成果，僅僅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有一些靈活的選擇。但無論什么樣的國家，都希望確保自己的農業生產主權不會因為WTO推動的全球化而受到損害。在多哈回合的問題上，中國需要改變談判的態度和策略，實施有限開放、或選擇性開放的政策。要在堅決保護好農業生態環境的同時，在有關農業生產主權的一些關鍵性領域，如耕地、育種、農藥、化肥、加工、渠道等，實行本國控制，不能完全放開。尤其是對最重要的糧食、油料作物，如水稻、小麥、玉米、大豆要實行更嚴格的管理政策。
印度如何對抗全球食品體系
據印度的社會活動家范達娜•席瓦(Vandana Shiva)介紹，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印度大行其道，對農業最主要的影響就是導致農耕無以為繼，種子的供應和所有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棉花種植區尤為明顯。過去數個世紀，棉花一直是印度非常重要的經濟作物，印度曾經擁有世界許多久遠而古老的棉花品種，可是時至今日印度95%的棉花種子已為孟山都占有。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后，棉花價錢比之前飆升了80倍，大部分收益則以專利權稅方式交予孟山都。農民為了耕種借貸反而致貧，不少種植棉花的農民被逼到生計無著而自殺的悲慘境地。
印度的企業生產模式導致農民從生產者變成消費者，生產成本遠比農作物賣出的價錢更高，這個制度注定了農民處在欠債的困境。這些企業出售高昂的種子和化肥農藥，使農民陷于貧困;農民越是貧困，越是急于賣出自己的農作物，常常以極低的價格成交。這樣一來好像是逐漸在償還債務，但對于農民來說只可能是一年不如一年的負面的經營模式;對于消費者來說這也是負面的，企業從農民手上以低價收購作物，在市場上又高價賣出，消費者也只能出高價買單。食物已經完完全全地被扭曲為純粹用來賺錢的商品。受損的是整個社會，盈利的卻是少數人。
新自由主義政策還導致食品質量大幅下降。“市場力量”驅逐了健康的食品。舉個例子，印度的食用油之一芥菜油很受民眾歡迎，但它偏偏在市場上絕跡，這是由于轉基因大豆大量進口，印度人民被迫食用受補貼的大豆油，其他食用油則不允許在市場上販賣。另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諸如薯片、可樂等大量垃圾食品涌入印度市場，即便是在偏僻的印度農村，孩子們都可以吃到這些危害健康的垃圾食品。
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后，由于政府的退場和無作為，沒有力量去維護整個社會的食物價格和安全，印度的糧食保障重又回到獨立之前的困境。“全民保障制度”瓦解，政策變得有“針對性”，帶來的惡果是，每四4個印度人就有一個挨餓，每兩個小孩就有一個是營養不足、發育不良。
印度的蘇曼·薩哈(Suman Sahai)博士是印度糧食主權運動中的重要活動者。薩哈認為，今天的全球糧食體系大概經過兩個階段逐漸形成。WTO框架形成之前，發達工業國家已開始對大企業主導的大農場農業予以相當的支持，在那里，家庭農場逐漸被大規模工業化農業所取代;1986年的關稅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發達國家就大大拓展了農產品貿易的范圍，并開始向其他國家傾銷他們的農產品，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逐漸被并入這個國際市場中，“小農們”成為傾銷的受害者。時至今天，這個體系已不僅僅是傾銷問題。世貿組織背景下的全球農業市場，看似建立在自由貿易原則之下，卻設置了各種條件來維系不平等的貿易格局。
首先，發達國家宣稱，正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不夠發達，無法自給自足，才更需要開放市場。事實上，貿易自由讓發達國家擁有了“合乎情理”地向第三世界國家傾銷農產品的權利。
其次，在WTO相關條款中，有一項“身份保持認證”(Identity Preservation)，這一條款對大型的農產品公司非常有利。具體說，就是大公司可以享有其培育的作物的種子的專利權，農民必須從他們手上購買種子，而不能留種。這樣一來，農民的生產被商業利益更牢固地控制，從而嚴重威脅一國的糧食主權。
再次，第三世界的農產品要出口到發達國家，卻受到各種條款的限制，門檻極高，這就進一步維護了單向的傾銷。傾銷農產品的大財團還受到了各種資本、基金會，乃至本國政府在資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這一問題并非一國獨有，而是全球性的。市場的一端是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傾銷;另一端是脆弱的家庭農場，在傾銷之下走向衰敗。必須從政策立法、傳統種子保存、市場和農業科研這四個層面入手來改變現狀。
在政策立法領域，印度的民間力量通過向政府施壓，在2013年擬定并通過了《國家食品安全法案》。這項法案允許印度政府向農民進行補貼，由此可以保護本地的農業生產，減少貿易的影響。不過，因為條款本身和WTO原則相沖突，印度政府遭到美國的不斷批評，維護這一法案將面臨不小的壓力。
薩哈博士帶領的“基因行動”已經在保留水稻種子的多樣性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她說，這一項目已在印度5個邦設立了分支機構，并開設了不少“種子銀行”，保存了2000多個本地的水稻品種，吸引了不少農民重新選用本地的種子。人們通常會認為，本地的作物品種不如新研發的品種那樣高產，但這是一個誤解，本地的作物有高產、中產、低產之分，只要選育得當，同樣可以有很好的收成。本地品種的另一大優勢，是經過了長期的耕種選育過程，更加能夠適應當地的氣候水文生物土壤等各方面條件——而這是現在只注重產量的新品種，乃至轉基因品種所遠不能顧及的。
薩哈博士指出，科學家和農業專家，首先不應該抱有一種“教導農民”的心態，因為農民對于現實的問題有豐富的經驗，兩者應該是一種相互交流，彼此貢獻的關系，而不是單向的“科技幫助”。科學家不能壟斷對于農業生產的話語權，農民是有自己選擇生產方式的權利的。科學工作者應該多幫農民說話，更多參與公眾討論，而不是用科學的名義打壓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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