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暴利，越暴力！
2014年春，兩起重大的工地暴力欠薪案例成為全國“兩會”前后不和諧的點綴。先是2014年3月6日，廣西籍的21名農民工到中鐵十五局某項目部討要被拖欠半年的工錢，遭中鐵十五局在半路上掩殺，農民工趙智明右腿大動脈被砍斷當場斃命。時隔一月，4月7日凌晨5時，甘肅蘭州一伙近300名穿著“警察”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員與近百名社會人員持棍棒、器械，襲擊了蘭州軍區五里鋪某施工工地，造成至少70余名農民工不同程度受傷，其中3人重傷。
根據《法制晚報》記者對國內法院審理的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案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發現，近一半的“黑老大”投身房地產業。公安大學黑社會問題研究專家武伯欣教授分析，黑老大熱衷房地產，與房地產業暴利有關，同時，房地產行業容易遇到糾紛，對于黑老大來說，暴力成為他們的“優勢”。“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于2014年底發布的《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調查顯示，三成討薪工人遭受工地涉黑報復。
涉黑，成了工地方在勞資糾紛中對待農民工的利器。資本在擴張過程中，沒有文明，而是充斥著暴力。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里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房地產業就是一個典型，君不見最暴利的房地產行業卻存在著最嚴重的工資拖欠和工傷拒賠，乃至整個建筑工人的生存狀況與社會保障情況都遠低于其他行業。難道這不是地產資本的一種暴力嗎?
依法治國？法在治誰？
如果說欠薪是年年都有的事情，已經變成這個不正常社會的常態，那么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工地欠薪卻是比以往更變態的——在工人向施工單位討薪時，如果沒有勞動合同，工人訴諸法律來維權，那么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就會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工人工資。2013年夏，河北邢臺工人王銀芩在北京望京某工地做工時，發生工傷事故，導致顱骨骨折、頸椎骨折、腰部與右上肢軟組織損傷，由于涉事施工企業“工傷拒賠”，王銀芩與三十余名工友開始在工地維權，但這次維權不僅沒能讓王銀芩獲得工傷賠償，而且三十余名工友遭致集體欠薪。于是，三十余名工友走上了依法討薪之路。在北京朝陽區的勞動仲裁庭審中，用人單位在提供這份工資低于北京市最低基本工資的虛假勞動合同的同時，也提供了一份由工人親筆簽字的零工工資領款表，上面清晰的顯示工人被用人單位從包工隊抽調出來打零工的工價是210元/天(8小時工作制)，這與工人主張的每天290元的工資標準完全吻合，因為他們在包工隊每天10多個小時，以8小時210元的工價計算，他們理應按照290元/天結算工資。但該勞動仲裁委員會寧肯依照一份假合同、以最低工資的標準判決工人工資，也不會依照這份真實的工資表來判賠工人工資。如果這只是一個勞動仲裁委事實判定不清，適用法律不當，那么，在接下來的法院一審、二審乃至2014年12月19日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民事裁定書，都以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的討薪請求做出判決。
依法治國的悲哀在于強權一方可以對弱者肆意妄為，但利益受損的弱者倘若要討一個說法，你就必須按照強勢早已為你設定好的程序來，越級即是違法，但當你按照規定程序走到頭才恍然明白——這只不過是又是一個騙局而已。《勞動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施行以來走到今天這種境地，實在是法律的悲哀而荒唐。7年時間過去了，中國6000萬建筑業農民工，仍沒一份正規的勞動合同。這個最需要勞動合同的行業卻最缺少勞動合同。當年一部看起來很美的《勞動合同法》已經從保護工人的政策轉變為建筑業資本的逆襲工具。倘若市場成為一切資源的配置基礎，倘若依法治國畸變為依“資本之法”治國，這不僅是法律的恥辱，更是對社會公正赤裸裸的侵害。
APEC宛如演大片，群眾演員無工錢
2014年11月APEC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此期間，北京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幾十萬建筑業農民工無工可做，不得不被迫放起了無薪假期。很多工地工人因挨不起連續十天無工可做，要求結錢走人。但由于APEC期間政府機關放假，工人討薪沒有職能部門的介入。干等吧，耗不起;在工地搞行動呢，卻又被不放假的警方直接拿下。無奈，求助媒體吧，但媒體態度如何呢?APEC期間，一批山西籍工人因工地停工而討薪，他們來到工地旁邊的中央電視臺求助，結果到了中央電視臺門口又被人趕，負責保衛的人說：“中央電視臺又不欠你們工錢，你們來找我們干嘛!”工人們想到這期間政府放假，這么多人找警察的話，又擔心非常時期被抓進去，所以只好妥協接受工地壓低一半的工價。北京建筑工地的農民工為了APEC蠻拼的，但他們的辛酸又被誰知曉?
頂層設計與底層設計的馬拉松淘汰賽
建筑業工傷維權“清障”進行時，這或許是2014年建筑業唯一令人興奮的消息吧。2012年12月5日第四屆建筑工人關愛日主題報告《無約束的資本，傷不起的工人》獲得重視，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在于2013年12月9日在《傷不起的建筑工人》報道上做出批示，建筑業工傷維權問題成為2014年全國“兩會”政協重點提案。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座談會，工傷拒賠與勞務分包成為所有與會者一致批判的焦點問題，人社、住建、安監與工會將聯合采取措施，修改法律法規，規范建筑用工制度，為減少職業傷害與工傷維權掃清障礙。
但我們需要清楚的是，任何一項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進，不只依靠頂層設計，更來源于底層的力量與呼聲。對不公保持沉默才是最壞的態度，祈望青天出現的人擺脫不了自己的奴隸心態，一個完整的人一定是一個覺醒的公民。而且，我們更要明白的是，中國的資本市場與其相關的制度設計走到今日，已經無法依靠制度上的修修補補來解決現有的社會沖突與矛盾了。正如資本主義制度解決不了它自身的問題一樣，中國的問題若只限于對現有制度的修補同樣是無解的。這不，就在全國政協調集相關部門對現有工傷賠償制度進行修補的同時，就在北京華電集團鄭常莊項目工地，一起“一死七傷”的工地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們，歷經兩年的維權，雖終審判決勝訴，但仍舊遭遇事故責任方的“工傷拒賠”。涉事工地不僅不依照終審判決對工傷工人進行賠償，而且斷然采取斷水、斷電、強拆以及涉黑、警匪勾結等方式對工傷維權工人進行打擊和報復。這些受重傷的工人除了在寒冷的帝都用生命堅守之外，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置之死地的重傷者們，他們一邊在用殘存的生命來舔舐自己的傷口，一邊在用余生來撞擊這個陳舊的制度大廈。這有如一場馬拉松淘汰賽，如果頂層設計者們還在“改革就是找死”“不改就是等死”的兩端進行躊躇徘徊時，對社會改良喪失信心的底層已經在血與火中醞釀著“為有犧牲多壯志”的大變革了。
軟暴力與硬暴力：踢不死你踩死你
據新華社2014年12月10日電，一批湖北籍的討薪民工在過去的700多個日日夜夜，從省到市再到區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感覺自己好像一頭拉磨的驢”。“市長都管不了，我們能管得了嗎?”“這事不歸我們管。”“回去等消息，時間不能確定”……這是湖北42名農民工在遼寧本溪市討要被拖欠了兩年的工資聽到最多的幾句話。兩年時間里，農民工們被省、市、區8個主管部門推來“踢”去，如今，他們依舊如高耐受性的足球一樣在依法討薪的設定程序里被踢來踢去。
2014年12月5日，第六屆建筑工人關愛日主題報告《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指出，對于工地欠薪問題，介入頻率最高的勞動監察職能部門，其介入有效性最高，但也僅為6.5%，遠低于工人自己行動的有效性(57.2%)。遼寧本溪市的這批討薪民工的悲哀在于他們寧愿選擇去相信別人會幫你，也不愿付出自己的行動直接與資方對抗，那么，你只能被當做球來踢，而且還會被人嘲笑為“混球”，乞求者即便獲得別人的憐憫也難以得到尊重。
相對于“踢皮球”這種軟暴力而言，打死人這種更加赤裸裸的硬暴力就更彰顯了作為暴力工具的本性。
2014年12月24日，主流網站——中國青年網爆出了一則乍一聽駭人聽聞但又與2014年建筑業很合題的新聞：一名河南鄲城縣女性建筑業農民工周秀云12月13日在太原某建筑公司討薪時遭到當地警方虐殺。與年初的工地涉黑打殺農民工不同，這次是合法的暴力工具——警察局親自出動打殺討薪農民工。從報道與圖片來看，討薪農民工周秀云在被警察拳打腳踢“休克倒地”之后，一名肥頭大耳的胖警察(不知是不是“臨時工”)先是用腳踩這位女民工的頭發，隨后拉著其頭發在地上拖行，并大罵其“裝死”。當天夜晚，民工周秀云死亡。而她的丈夫則在當地派出所內被警察被打斷四根肋骨。
2014年終將過去，勞動者的鮮血，染紅了施暴者的手腳，卻并未給國人留下什么。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后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結語：我們拿什么來拯救？
如今，無論是工地資方涉黑的暴力還是職能部門將農民工當“球”踢的軟暴力，還是直接出動國家暴力機器對工人階級進行鎮壓，都是一種資產階級向廣大工農群眾進攻的反動暴力。對于這股反動的暴力，祈求他們手下留情或收手是不可能的，因為只有暴力才能夠維持地產資本的高額利潤，也只有暴力才能夠為資本擴張掃清道路。對于反動的暴力，我們只有付諸革命的力量。就我們建筑業農民工而言，這種革命的力量由三個要素組成：找點、抱團、避險。一是要找點，就是要找準行動著力點，對于工地欠薪，大家有這樣的需求，只要有人帶領，肯定會有人參與的。二是要抱團，就是要做好組織協調與團結工作。組織者要有整體眼光。三是要避險，學會規避風險。組織者首先要學會保護自己。百川歸海，當越來越多的人走到一起，當維權成為勞工的群體態度，那么，建筑工人的權益必將會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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