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進村的隱憂

　　在現代性進村的大背景下，西方基督教也以各種面目滲入到基層農村社會，深刻地影響到了轉型時期農村社會的面貌以及轉型的過程，然而，基督教進村，也帶來了一絲隱憂。

　　一

　　基督教的信仰者主要是中老年女性群體，尤其以老人為多。在最初階段，基督教信仰是作為一種替代性手段進入到農民的視野中來的，對于農民來說，并無所謂的神圣性意義，只不過是另一種可能滿足自己需求的功能性手段而已。一些訪談對象甚至表示，當時是聽說信教不收錢才會去信，這一點很典型地反映了農民“病急亂投醫”的功利傾向。

　　然而，基督教是一種自為的宗教，它本身即具有強烈的擴張性。一旦基督教進入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基督教的信仰及其儀式就會不可避免地形塑農民的生活形態以及文化觀念。當然，中國人對于宗教總是抱著在西方看來“不虔誠”的態度，在D村的調查我們也發現，有信教二十多年并接受洗禮的虔誠的教徒，也有似信非信的教徒，我們遇到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婦女，她有過二十多年的信教歷史，但現在卻已經不怎么信了。總之，在對基督教信仰的皈依方面，D村各信徒的情況并不是鐵板一塊，即使有了二十年的擴張歷史，農民的信仰還是呈現出了較大的靈活性。譬如，如果一家兩夫妻都信教，每周的禮拜可以只需要一個人去即可，尤其是在農忙的時候男性需要在田間勞動，不去守禮拜似乎更是心安理得。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承認的“三自”教會信徒大規模擴張的同時，一些非法的地下基督教會也趁機擴充自己的信仰市場，在鄉村社會中魚目混珠，在我們后期調查不斷推進之時，甚至發現了地下基督教的合法化趨勢。

　　二

　　農村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問題一直受到廣泛關注。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與中國文化傳統碰撞之中，也逐漸改變了其傳播策略，主要表現在對對自己教義的改造來迎合中國傳統文化心理。

　　信教的人門口都貼有與基督教教義有關的對聯，門上一般也貼有一幅門畫，不一樣的是，門畫上的內容是牧羊人和一群群的羊，而不是我們中國文化語境中經常見到的門神。對聯和門畫本來是中國新年的符號象征，中國的文化傳統賦予了其形式和內容以意義。對聯象征著人們對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而門畫在驅邪避兇方面更有某種神圣的意味在其中。在過年的儀式性活動已經趨于消退的農村地區，這兩樣“裝點門面”的東西本來已經幾乎是最后的過年的象征。基督教通過這樣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方式進入傳統文化的領地，確實是一種有效的策略，一方面，可以作為村莊中信徒的標示，而且，借用這種形式而不是完全撇開對聯與門神也可以造成基督徒在初始階段內心存在的壓力與不適感，畢竟，如果新年之時門上什么都不貼，會給人以不詳的猜想。(在農村，一般只有在喪事的第一年才有不貼對聯的習俗)。

　　而在圍繞“孝”而來的祖宗觀念上，基督教也采取了迂回婉轉的方式，并以新的教義闡釋方式企圖將中國人的祖宗觀念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中來，以消解兩種倫理觀之間的緊張。“一人信主，全家平安，我相信自己的祖先被天父照顧著，被天父接到天堂上去了。”這句話是這種“和解”意圖的真實寫照。基督教一神論的理念籠罩在中國的祖宗觀念和孝道傳統之上，這種說法以邏輯上的可能性掩蓋了中國祖宗崇拜觀念上的真實性。而且，這套話語中也閃爍著中國社會中的家庭倫理的影子，“一人信主，全家平安”，這說明，村民雖然信仰基督教，但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個人與上帝的直接勾連。中國語境下的基督教信仰，在個人背后仍然是家庭的影子，并不是完全個人主義的。而且，即使在信教之后，家庭本身的事變也會影響到村民對天父的信仰。基督教這種對家庭倫理和祖宗觀念的引入，使得村民在皈依上帝時能夠實現心理上的平衡，在自我的邏輯世界里為自己的祖宗找到歸宿。

　　理念歸理念，即使信教的村民在基督教的教義中為自己的祖宗觀念安排了位置，即使這種位置于我們而言不可謂不是一種變相的消解，但他們在實際的村莊儀式性活動中還是表現出了與其他村民的差異，而且，在對一些儀式性活動的理解上，也有其獨特性。

　　三

　　在訪談基督徒時，每每談到上香燒紙之類的民間信仰儀式時，他們都一概稱之為“迷信”，反過來，他們堅定地認為，信仰上帝不是迷信。誠然，“迷信”這種話語殘留有文革時代國家話語的影子，而基督教也可能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種殘留的國家話語的力量，但客觀上“迷信”一詞確實有助于對民間信仰活動的打壓。

　　正如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位置一樣，在我們調查的D村，基督教也試圖擺脫僅僅局限于精神信仰層面的空間，力求在村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施加自己的影響力。比如在婚姻儀式，喪失操辦等紅白喜事方面基督教都已經有了自己的儀式規定，一些信主的人，即使家里只有自己一個人信教，也會力爭以基督教的辦法來進行，這其中又會涉及到家庭內部的調和與矛盾了，調查中不乏這樣的案例。

　　由此，又可以延伸到調查中有關基督教信仰的一個現象，即一人信主，全家信主。信主的家庭化為一個趨勢，前面已經提到“一人信主，全家平安”的倫理意識，而信主的家庭化現象是否可以理解為這種倫理意識的自然延伸呢?

　　個體選擇基督教，實際上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這種功能性的價值漸漸通過正當化進入村民本體性的價值世界，從而成為村莊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打工經濟的興起使得基督教的某些功能性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凸顯出來。

　　D村以勞務經濟為主，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外打工。村莊的空心化使得村莊公共生活相當不發達。因為本地城鎮化進程的大規模推進，村莊成為依附于城鎮與外部世界的資源輸出單位。因此，縱向的人力和信息的交換壓制了村莊內部的人際互動與信息交換，當村民的眼光都向外看，覺得在村子里種田沒有本事，主體性的村莊公共生活又何以可能?

　　基督教意外地提供了某種公共空間的形式。鎮里的教堂在本村村部附近設置有一個臨時聚會點，每周日聚會。村莊公共生活的失落對于留守在農村的老人和婦女的生活顯然不利，基督教的這種聚會形式所承載的公共空間的功能因此很難否認。

　　四

　　由此看來，表面平靜的村莊實際上在默默醞釀著不穩定的潛流。基督教雖然可能恰好滿足了農民某些精神方面的需求，對于農民個體而言有一定的超越性意義，但又不得不承認，這種信仰當前在D村呈現出的是較為混亂和不穩定的面貌。因此，一旦將基督教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在農村的擴展提高到國家戰略性層面來考慮的話，基督教的傳播策略就堪憂了。

　　而官進民退的趨勢下，村級組織在應對地下基督教的擴張方面也力不從心。宗教問題在中國一直是個敏感問題，基層官員不到萬不得已也不會主動去觸碰這樣一條紅線，唯有置身事外才是保全之道。這種做法，冠之以“保護宗教自由”，豈不是為各種灰黑色勢力打著基督教的旗號對村莊進行滲透的絕佳掩飾嗎?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3年4期)總第25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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