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的王應(yīng)燃早早學會了自己長大。生母因不堪忍受家庭困境出走時，他剛會走路。因傷重殘的父親，帶著他靠低保和親鄰的接濟過活。
苦難生活讓這個孩子過早成為“小當家”。他懂得照顧父親，會洗衣做飯，拿手菜是“炒菜花”，家里最醒目的墻面上貼滿了他的獎狀。
土豆，是這個正在長身體的山里娃最喜歡吃的，自從2013年年底每月多了400元的困境兒童救助金后，他才“每天都能吃飽”。玩具，是他“不喜歡、不需要的”，只是有時看到同學的小玩意兒“也想摸一摸”。
王應(yīng)燃所在的貴州大方縣，和他境遇相似的困境兒童有近1500名。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促進司副司長徐建中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全國有數(shù)百萬名困境兒童。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不是孤兒，卻可能面臨著更加悲慘的境況，有的孩子父親被判刑、母親不知所蹤，自己去流浪;有的孩子母親去世，父親另娶后也不再撫養(yǎng)他;還有的孩子重度殘疾或者是艾滋病患兒……
在12月12日中國困境兒童關(guān)注日前夕，幾名浙江大學的90后學生制作了一條融合各種網(wǎng)絡(luò)熱詞、元素創(chuàng)意而成的宣傳微信，讓更多人知曉原來“雙十二”不只有新一輪網(wǎng)購狂歡，還有一個最弱勢的群體需要關(guān)懷和救助。很多人記住了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所揮霍的現(xiàn)在，可能是他們想盼卻盼不到的未來。”
被認為能給這些困境兒童“雪中送炭”的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在我國起步不久。2013年8月，民政部正式啟動了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建設(shè)試點工作，把困境兒童確定為重點保障對象，第一批在江蘇昆山、浙江海寧等4個縣市試點，2014年第二批在46個市(縣、區(qū))開始了試點工作。
作為貴州唯一的試點縣，大方縣每年從縣財政列支約700萬元，專門給不能納入孤兒保障體系的困境兒童每月發(fā)放400元救助金。每年拿出這700萬元，對大多數(shù)中東部縣市而言，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對大方這個西部國家級貧困縣來說，卻要“勒一勒褲腰帶”。
該縣捉襟見肘的財政情況從其所用的政府辦公樓可窺一斑：一座4層小樓，褐黃色的墻皮已斑駁脫落。這棟用了10年的辦公樓還是租來的，而據(jù)工作人員介紹，搬來這里之前，他們的辦公地點是一處危房。
盡管給困境兒童掏這筆錢，大方縣沒猶豫過，但縣委書記張瀚時也坦言：“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關(guān)于救助困境兒童，刻在張瀚時腦海里的，是兩個讓他“自感渺小”的普通人的故事——
一名中學老師，收留了3個流浪的困境兒童。孩子在外漂泊染上偷竊惡習，老師家中的錢財不止一次被盜，但這位老師還是堅持將孩子留了下來。后來，老大、老二分別在中考和小升初時考取了全校第一。
一名農(nóng)村老人帶著3個兒子去湖南打工，大兒子和二兒子因救落水者相繼去世，老人帶著兩壇骨灰和兩萬元撫恤金回到了家鄉(xiāng)。兒媳改嫁后，年邁的他帶著兩個孫子艱難度日。一年春節(jié)前夕，張瀚時走訪慰問困難戶，問老人還需要哪些幫扶。這位識不了幾個字的農(nóng)民不提家中窘境，只說，“村里沒有一條像樣的路，村民的飲用水也還是個事兒”。
某種意義上，這兩個普通人的故事是“民間自助”困境兒童的例子，也呼喚著從國家和政府層面加大救助扶持力度，兜住這條民生底線。
事實上，政府也一直在行動，尤其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困境兒童分類保障制度”，被認為是給困境兒童工作發(fā)展指明了方向。而剛剛舉行的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也傳來惠及困境兒童的“好聲音”：“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guān)注低收入群眾生活，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wěn)定……要讓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質(zhì)量的教育，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體人口，實現(xiàn)精準脫貧，防止平均數(shù)掩蓋大多數(shù)。”
這是王應(yīng)燃的父親最想看到的。他行動不便、幾乎失明，身體每況愈下，這個自稱“無能”的父親，對兒子既愧疚又嚴苛，“必須得讓孩子學會自己長大”。
只是，小應(yīng)燃的童年因此失去了很多色彩。在自己長大的困窘生活中，他有時會很想念媽媽，即便他還沒來得及記住媽媽的模樣。(記者 王素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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