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帶來的城市問題

　　城市及其精英的全球化常常以犧牲許多當地人的利益為代價。從洛杉磯到倫敦再到新加坡，土生土長的當地居民不得不與外國資本以及移民勞工相競爭，他們常常感到自己的位置被取代，在本來是自己的地盤上淪為了不相干的人。

　　對于登上福布斯全球最具影響力城市榜上的所有大城市而言，這一現象其實非常普遍。物價節節攀升和勞動力競爭日趨激烈似乎是全球化城市地位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給當地人口和治理官員都帶來了巨大挑戰。

　　自從啟蒙運動晚期以來，常常圍繞著市場興起的大城市通常是心懷志向的中下層人士趨之若鶩的地方。從北美、歐洲再到亞洲，借助于史學家彼得·霍爾(Peter Hall)所說的“大城市所獨有的創造力”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是現代社會的偉大成就之一。

　　但在這個寡頭勢力強大和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時代，就向上流動性而言，地球上的這些中心不及其他大多數城市。在美國這一點無疑千真萬確，美國的頭號全球化城市紐約，及其國際地位的主要競爭對手芝加哥、洛杉磯和舊金山灣區，都在美國最不平等的十大城市之列。

　　房地產市場也出現扭曲。在價格適當的市場中，房屋價格往往平均是家庭收入的三倍。對于十大全球化城市來說，這個倍數往往要高得多，常常在家庭收入的十倍以上。

　　來自前蘇聯、中國、印度以及中東的富裕居民揮金如土，這在此輪通脹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倫敦情況尤為如此，當地房地產市場受到了亞洲買家的沖擊。據估計，倫敦七成新建住宅都為亞洲買家所購得。對于倫敦當地的年輕人而言，買房置業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在像倫敦、紐約和舊金山等大城市中，監管部門對新建工程的限制，以及抬高開發成本的做法，也對普通人買得起的房子越來越稀少起到了重要作用。

　　房價飆升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影響之一，可能會逼走中產階級。多倫多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就連在素有平等主義傳統的多倫多，1970到2001年期間，核心城區中等收入街區的比例已經從三分之二跌至三分之一，而窮人街區所占的比例則翻了一倍，達到了40%。據該研究稱，到2020年時，中產街區的占比可能會降到10%以下，社會貧富分化會更加明顯。

　　這使得向來支持城市化的人，隨著反文化光彩的褪去，也開始質疑他們城市的發展方向。正如一位環保記者嘆道：“我們讓高樓大廈沖破天際，讓城市擴張突破疆界，不再擔憂那些陽光下的陰影和世人的種種看法，并對開發商們放任自流，但與此同時我們將得到什么?同樣重要的還有，我們將得到誰?”

　　物價高漲的影響顯然重塑了社會?！睹绹鐓^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數據顯示，半數曼哈頓家庭都屬于單身貴族結構;在舊金山，寵物狗數量比兒童人數多出80,000。類似的趨勢也可見于倫敦、巴黎、東京、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頂尖的全球化城市。據受花旗銀行(Citibank)委托所做的一份調查稱，由于物價高昂，香港約45%的中產夫婦打消了在短期內生兒育女的念頭。

　　就業困局

　　房價和發展壓力只體現了全球化影響當地工薪和中產階層的一個方面。全球化經濟常常青睞雇傭技能嫻熟的員工以及那些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如金融公司等許多公司，都將中層管理崗位遷到了其他物價較低的地方，如從南達科他州的蘇福爾斯搬到印度等地，又或者別的什么地方，此舉削減了全球化城市里中等收入員工和中產階層的人口數量。

　　當這一趨勢發展到高峰時，在紐約和倫敦等城市，新型的全球化經濟會創造出經濟學家阿杰伊·卡普爾(Ajay Kapur)所說的“富人經濟學”，這是一種圍繞著服務于最富階層的經濟。因而，一些主要的全球化城市既集中了大量財富，也匯聚了最大貧困，正如我們在倫敦、紐約和其他大型全球化城市所看到的一樣。近來，未來城市中心(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的一項研究指出：在紐約，超過三分之一的勞動者從事著低薪的服務業工作，本次美國經濟復蘇期間，這一比例出現了穩步增加。

　　不足為怪的是，這些豪華城市(一些大都市區中最為富裕的地區)往往是本國財富繼承者和其他食利者最為集中的地方，同時也是一些貧窮最為集中的地方。像美國當前這種建立在資產膨脹基礎上的復蘇令曼哈頓等地受益，但對僅一河之隔的布朗克斯幾乎沒什么影響——按投資、租金和股息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進行排名，后者在美國的大縣中處于墊底位置。

　　紐約、洛杉磯、倫敦和巴黎等一些國際化城市生活成本高得令人咋舌，這些城市的核心區以及郊區越來越不再是那些渴望出人頭地的人想要闖蕩的地方了;相反，這些是成功人士或財富繼承者居住的地方。正如記者西蒙·庫珀(Simon Kuper)所說，“這些社區院墻高筑，1%的富人在里面自娛自樂。”

　　政治影響

　　這些趨勢能夠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塑造未來的城市。在紐約，強硬的左翼市長比爾·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的當選反映了紐約市民中工薪和中產階層的擔憂——他們在自己的城市里變得越來越多余。類似的左傾趨勢也可見于西雅圖，西雅圖也經歷了廣泛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并且最近通過了15美元最低時薪的提案。

　　在許多全球化大都市，士紳化未能解決貧困人口龐大并且還在不斷增長的問題，這一轉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人們對上述情況的反應。據最新統計，倫敦可能是全球億萬富豪數量最多的城市，但這里也是英國兒童貧困發生率最高的地方。

　　就連餐飲、建筑和零售業中的許多低端服務崗位也沒有給土生土長的倫敦人帶來好處;據經合組織統計，1997到2007年期間所創造出來的七成以上崗位都由外國人競得。的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托尼·切沃斯(Tony Travers)估計，在過去十年里，倫敦接收的移民數量超過了紐約或洛杉磯，這些移民中有許多來自歐洲其他國家。

　　文化置換

　　大規模的移民加之在城市間轉移的全球財富的力量，使得全球化城市中的許多本地居民擔心自己的城市失去了“靈魂”(正如一位倫敦作家所說)。

　　幾乎在任何一個全球化城市都可以感受到這種趨勢。匯集了休閑品牌湯米·希爾費格(Tommy Hilfiger)或他連鎖店的香港銅鑼灣地區，紐約的第五大道，或者倫敦的攝政街，這些地方給人的感覺越來越相像了。然而對于身處全球化城市的獨立商戶而言，那里的運營成本常常高得令人難以承受。在此過程中，許多最為獨特的商店和飯店被租金承受力強的品牌——主要是一些高端連鎖品牌——所取代。

　　與此同時，全球化和大量移民的到來激起了一些危險的反應(尤其是本土主義)，外來勞動力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鴻溝也日益擴大。即便是在像倫敦、新加坡和荷蘭藝術名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烏特勒支)這樣的最為國際化的城市里，這也已然成為了一大政治問題。

　　最根本的挑戰是：全球化城市必須適應兩種身份——全球身份和地方身份。一個偉大的全球化城市必須既扮演好國際角色，又服務于當地經濟，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城市必須不僅僅是個美輪美奐的主題公園或者僅有一些精英匯集的總部大樓。除了全球富豪和服務于他們的人之外，城市還需要有中產和工薪階層。城市需要的不只是“全球生活的人”，還有家庭和普通居民——他們可能鮮少離開城市。城市需要忠于自我和那些最初創建它的人。

（福布斯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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