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2007年7月到2009年12月，下稱“土地二調”)顯示，我國耕地實際保有量超過20億畝，距18億畝耕地紅線還有2億畝余量，但個別地區耕地總量卻不增反降，耕保壓力加大，用地騰挪空間也將受限。
從近期披露的一些省級土地二調結果來看，北京、上海和天津這三大直轄市境況最差，距離突破2020年的耕地保護指標已經是“咫尺之遙”。若最終突破紅線,按照我國相關規定，省級政府負責人將被問責。
最新官方信息顯示，為了應對全國耕地總量增加和地區間增減不一的狀況，《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下稱《規劃》)有望進行調整完善。
6月25日，國土部召開會議審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調整完善工作方案》，要求在完成《規劃》中期評估的基礎上，依據土地二調成果數據，適時調整耕地保有量、基本農田保護面積和建設用地規劃規模。
上海耕地形勢嚴峻
國土部一位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說明《規劃》也要適應新情況，土地二調的結果證明我國耕地總量，以及地方耕地存量都有很大的變化，要有針對性地微調。
他表示，此番調整可能會提高全國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的指標，但對于現在耕地數量偏少的地區，也可能會考慮縮減考核指標。
按照《規劃》，全國耕地保有量到2020年要保持在12033.33萬公頃(18.05億畝)。《規劃》將該指標分解到各省級行政區，并且作為一項“約束性”指標，要求地方“嚴格落實，不得突破”。這也是所謂18億畝耕地紅線的一個由來。
北京近日發布的土地二調結果顯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有耕地22.71萬公頃(340.8萬畝)，距離《規劃》確定的目標21.47萬公頃(322萬畝)，僅有約1.24萬公頃(18.7萬畝)的占用空間。
從1996年至2009年的十三年中，北京耕地年均減少8980.9公頃(13.5萬畝)。如果不能及時踩剎車，北京近兩年就可能突破耕地紅線。
同樣來自天津官方的數據顯示，天津耕地面積比基于第一次調查后逐年變更至2009年的耕地面積多出5807公頃，但耕地保護形勢依然嚴峻。截至2012年末，天津市耕地面積已降至43.93萬公頃(658.95萬畝)，比《規劃》確定的2020年的耕地保有量僅多出2000公頃(3萬畝)左右。
上海官方發布的土地二調結果顯示，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上海市耕地18.9759萬平方公頃(284.64萬畝)，人均耕地僅為0.12畝，不足全國人均水平的1/12(全國人均耕地為1.52畝)。
按照《規劃》，上海到2020年末的耕地保有量指標是24.93萬公頃(374萬畝)。
兩相比照，上海似乎已經突破了“約束性”紅線，且兩者差距高達近90萬畝。
上海耕地數量減少早有征兆。早在2009年，國土部土地二調成果國家級抽查核實工作時，就將上海定義為“耕地面積明顯減少”的地區。
一位國土部官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上海)突破耕地保有量指標確實存在這個可能。上海用地確實存在很大困難，雖然是一個省級行政區，但其陸地面積卻非常小，上海GDP總量比北京大，土地面積比北京小，說明其單位GDP的產出要更多些。
上海當地媒體——東廣新聞臺5月15日的報道曾稱，上海公布土地二調中相關數據，耕地面積為1897.59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全國土地調查時銳減約四成。
本報記者查閱《上海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后發現，1996年上海市耕地面積為3150.77平方公里(即31.5077萬公頃，472.62萬畝)，以此計算，上海市2009年底的耕地面積總量已經比1996年減少了39.8%左右。
土地規劃將調整
中國的土地管控制度的嚴格性可謂世界之最，地方每年可使用土地數量均由上級政府規定，包括可新增多少建設用地、可占用多少耕地用于非農建設等。
雖然退耕還林、災害損毀等也是耕地減少的原因之一，但非農建設占用始終是主要因素。地方政府一方面用低價土地來招商引資，另一方面將農用地征為國有并出讓給房地產開發企業，賺取土地出讓金。在這個過程中，耕地被大量占用。
國研中心研究員劉守英6月24日在一場內部座談會中稱，過去地方政府把土地作為發動機，“地方政府要發展，就逼著我們要指標”。
她表示，在過去的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土地扮演的是發動機角色，還扮演著地方融資的角色、招商引資的角色，這些東西如果不改，這套土地節約集約的體系就會被沖得一塌糊涂。
隨著地方經濟總量增大，我國耕地總量也一直處于下降通道，至今未得扭轉。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曾表示，在2008年之前的11年里，中國耕地總面積減少了1.25億畝，因為分散在各地，又用了11年的過程，所以并沒有引起很多人的警覺。
去年年底發布的土地二調顯示，截止到2009年年底，全國耕地保有量是20.31億畝，而到了2012年，耕地數據是20.27億畝，這和過去傳統掌握的數據比，多出來2億畝。
這2億畝并非意味著我國實有耕地增加，而是這部分原先隱身于土地賬本之下，是在土地二調過程中土地探測技術革新、農業稅取消后地方不再瞞報土地等因素推動之下被重新“挖掘”出來的。
所以，其對我國糧食生產總量并無實際影響，但對地方守住耕地紅線則意義重大。
如果將這2億畝耕地平攤到30余個省份，意味著每個省份將從耕地賬面上多出約700萬畝，這將極大緩解地方的耕地保護壓力，不過事實卻非“利益均沾”(詳見本報1月29日《省級土地二調將公布》)。
前述國土部官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此番全國耕地保有量多出來兩億畝，具體到各個省份則是有的增加，有的反而減少，并非是全部地區耕地量都有所增加。
在土地二調進行過程中，國土部為了確保地方如實上報耕地數據，曾發文地方，確保“增地不增任務，減地不減責任”，即土地二調結果不影響《規劃》制定的耕地保有量考核。
由于近年來中央政府一直高舉“耕地紅線”大旗，并將之視為對執政官員的一個考核指標，此番耕地數量增加的省份距離紅線變得更遠，自然會釋放壓力。而耕地保有量減少的地區則時刻需要提防撞線，但現在的發展經濟模式又需要占地，兩者之間掣肘頗多，在土地使用問題上的騰挪空間變小。
此外，若干地區一旦突破耕地紅線，如何按以前規定進行問責，也是對現有土地監管體制的一大考驗。雖然中央要求省級政府對轄區內耕地總量負全責，但這一考核周期很長，如要到2020年才能判斷地方耕地紅線是否失守，這一期間地方行政負責人可能已經更換數任，誰來擔責也是個問題。
新的耕地數據也對《規劃》本身提出了難題。其本身的制定依據是土地一調數據加上逐年土地變更調查，而今土地二調出爐，數據基礎雖不能說面目全非，但也是差距巨大，調整完善看來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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