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已經跌到了87%，全部農產品的自給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調節的。”5月25日，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在中歐商學院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上表示。
此前，農業部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畢美家5月21日回應“中國糧食威脅論”時表示，中國2013年糧食自給率超過97%。一直以來，農業部將主糧定義為稻谷、小麥、玉米，大豆并不在糧食定義范圍內。
據信，兩者的數據系統計時間差異而不同。
4月份發布的《中國農業展望報告(2014-2023)》提出，預計三大主糧稻谷、小麥和玉米的自給率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不過由于消費增長快于產量增長，自給率的具體數字將從2013年的99%調至2023年的97%左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表示，中國的糧食戰略是以我為主、確保產能，同時要適度進口和增加科技支撐。
需求逼迫
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所5月22日報告顯示，中國2013年谷物進口1800萬噸，比前一年增長了200萬噸。多數谷物來自美國，2013年，中國進口小麥的70%來自美國，還從美國進口了300萬噸玉米。
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和韓俊都認為，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和膳食結構的改變，對糧食的需求還會有大幅增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做一個調查，一個農村居民到城市來就業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間接消費的糧食將會增加20%。”韓俊表示。
錢克明估算，到2020年，每年新增需求為：糧食1000萬噸、肉類80萬噸、食用油40萬噸。
農業承壓
“從2001年開始，中國農產品進口快速增長，當年進口的種植業產品相當于耕地當量的2億畝左右。此后每年進口新增相當于5000萬畝播種面積的農產品，到2013年凈進口的種植業產品相當于10.05億畝播種面積，如果按復種指數128%來計算，相當于耕地8.2億畝。” 錢克明在前述論壇上介紹。
這是因為中國農業資源緊缺。“中國要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養活20%左右的人口。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三分之二是中低產田，淡水資源是人均2100立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資源約束越來越緊，2012年未經調整的耕地大概是18.24億畝，比1996年減少了1.26億畝，生態用地、城市建設用地等占的土地越來越多。”錢克明介紹。
而在錢克明看來，更為嚴重的是水資源的短缺。“每年農業缺水大概300億立方左右，而從水當量來算，2013年進口的水當量相當于1486億立方，相當于我國農業用水的38%。最關鍵的是水土資源匹配不合理，南方水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以淮河作為一個分界線，淮河以北的耕地占了全國的三分之二，水資源才占了五分之一。”
巨大需求的壓力下，中國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我國每年大概使用1億噸化肥，相當于每五斤糧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國際公認安全線的一倍左右，化肥使用效率比國際低了大概50%，每年使用130萬噸農藥，是國際平均水平的2.5倍，使用效率也非常低，相當于國際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錢克明表示，“這使得農業環境問題也非常突出。國土資源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土壤的殘留物超標，包括重金屬、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大概20%。”
此外，農業生態系統退化非常嚴重。統計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濕地面積減少了340萬公頃，全國土壤鹽質化的面積達到了1.8億畝，90%的天然草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北方草原的平均超載率也在36%左右，每年水土流失損失的耕地在100萬畝左右。
對農產品需求不斷上漲的同時，張紅宇稱，中國耕地撂荒的現象也很嚴重。
求解路徑
在專家們看來，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體制是解決很多問題的基礎。
“要真正確保食品安全需要我們整個農業食品的供應鏈，需要加強整合，要讓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地，要允許、鼓勵和扶持土地流轉。在農業經營體制創新過程中， 鼓勵城市的工商資本，到農業和農村中去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農業，包括設施農業，農業產前產后的服務等等。”韓俊表示。
然而，韓俊表示，“從全國來看，工商資本到農業中去，種糧食的可能連10%都不到，我最近在江蘇調研種稻谷的連1%都不到。”
“這是因為農業土地的租金不是由種糧食來決定的，而是由最有附加值、最有效益的作物的收益來決定的，比如說江蘇現在一畝地的租金1000元，上海郊區已經達到1500元，租金超過1000元，怎么種糧食都賺不到錢，只能搞一些經濟作物。但是從國家的政策來講，如果都不種糧食，糧食安全的目的有可能就會落空。”韓俊表示，政策鼓勵建立適度規模的農場，特別是家庭經營的農場。這個規模大小要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的人口比美國要多10億人，但是耕地比美國少10億畝，中國的人口比印度多1億人，但是耕地比印度少6億畝，因此在現階段還不能把土地集中到極少數的人手里。上海松江搞農場的規模大約只有10公頃左右。”
重慶市巴南區區委書記李建春表示，“規模控制更多是屬于政治考慮，從經濟考慮來講只要老百姓愿意，就應該積極鼓勵。政府關鍵是要把握住、管制住流轉土地的用途。”
李建春認為，糧食主產區的土地流轉政策和適度農業的區域應該有所區別。“發展農業不能夠停留在口號、觀點、理念上。我們的政策設計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政策設計，就可能是解決了一方面的問題，而讓另一方面的問題暴露出來。”因此，“農業現代化不可能找到一個統一的范式，或者說一個統一的政策就能夠把這些問題解決。”
李建春稱，巴南采取農業產業化解決農業產業的生產方式，農民職業化解決農民的勞作方式，農村社區化解決農村的生活方式。此外，“要解決農民自愿和工商企業參與流轉的利益平衡問題，重慶推出了土地股份合作制，集體來進行土地的流轉，就解決單個農民和集體大片規模經營當中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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