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世界各地都在高舉變革的大旗，尋找新的改革出路。從“北非怒火”到“占領華爾街”，這些運動目標都是抗議國家領導人家族腐敗、抗議財團控制、反對貧困、反對失業、反對剝削。這些社會抗議者不僅尋求社會經濟改革，更是尋求一種社會革命。
“占領華爾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財團不安的改革口號，如“不要干涉國家養老金”、“把你們的錢從大銀行里拿走”、“為社會公平工作”、“沒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就是腐敗”、“我們為冤屈而集結”和“我們是那99%”。
美國1%的人與99%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財富差距。統計顯示，1985年就業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41919美元，25年間工資增長為7%。但在這25年間，美國精英階層的收入增幅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萬美元，增加到19.38萬美元，增幅為47%;芝加哥大學教授年薪由11.2萬美元增加到19萬美元，增幅70%;律師合伙人Kirkland & Ellis由85萬美元增加到307.5萬美元，增幅為262%;強生總裁年薪由224萬美元，增加到1836萬美元，增幅為719%;西方石油公司總裁年薪由244萬美元增加到2013萬美元，增幅為825%。
在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并不輕于美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國家發展與改革成果正越來越多地集中在極少數的人身上，他們是來自金融界、商界、傳媒界、學界和政府上層的掌握實權的精英權貴們。改革之初的受益者——農民，今天變成了改革的失意者——農民工。他們由擁有土地的“農民”變成了居無定所、沒有政治權利、缺少家庭團聚的“農民工”。三億農民工或者夫妻兩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農村，他們自己居住在城市里臟亂破的貧民窟式的房子里。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在他的《一個國家兩個社會：當代中國的城鄉不平等》一書中分析了中國社會最深的裂痕：城鄉差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致力于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國的改革給中國城市和鄉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城里人和鄉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權利和機會嚴重分裂了中國，給城鄉之間帶來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鄉下人，特別是住在城里的農民工還面臨著多重歧視。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是否會把中國推向一個社會抗議頻發，進而威脅政治穩定的社會火山?這座社會火山會不會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這些問題威脅著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
由于貧富分化已經質疑并開始撼動政權的合法性。如果改革設計俱樂部的精英們不能按照“改革為民”這個思路，將會出現普遍化的社會不滿，國家的政策將無法實施，社會不僅將進一步分化，而且會發生社會對抗和社會分裂，導致國家的碎片化。我們未來看到的將不是一個小康社會，可能是一個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樣的兩級嚴重分化的失敗國家和社會。
中國自古以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倡導民生大于天。正如古人所言，老有所養，壯有所用，鰥寡孤獨有所依。而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來自民生的不斷改善、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業機會的增加、社會保障的強化等，來自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否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有更強的能力保護并且增進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業、養老和話語表達等方面的權益。如果一個政府失去了這個職能，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
由于中國沒有實行選票民主，以德治國的政府依靠的是德(德行和口碑)，執政和凝聚力的關鍵來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和聲譽。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執政下去，關鍵在于還能否在群眾心中重新點亮“為人民服務”這盞紅燈。重新高舉為人民服務這面旗幟，將使黨用最少的投入，重建黨的公信力，重新獲取群眾對黨的信任，壯大擁護黨的追隨者和支持者隊伍，不僅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更從思想意識根源上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最大的不滿是腐敗，特別是黨的高官家族內官商勾結等腐敗問題。黨能否以體制內的力量為主來懲治腐敗，并通過內部改革和制度創新來建立制約和監督機制，從而達到根除腐敗的目的，這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直接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和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問題。為平息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重新營造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口碑，實現黨的政權的再合法化，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盡快公布家族財產、家族成員的社會關系(特別報告其家族成員與上市公司、與國內外各類權貴俱樂部和精英利益集團的關系)。
為此，要打破頂層權貴俱樂部對改革話語的壟斷。改革的方向與舉措要以民生為導向，一切的改革以惠及中國最普通老百姓為目標，不被國內外權貴精英集團所左右。各級政府圍繞民生財政，研究并出臺改革思路。各級政府要把民生(投入)占財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設、農民工戶籍改革、扶植微型企業、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教育、醫療、綠化、養老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不僅要從根本上解決收入上的三個差距這個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更是要解決政治權利上，特別是在話語權上存在的嚴重貧富差距問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關鍵打破權貴精英集團及其操控的媒體對改革話語的壟斷和霸權。
黨未來改革的設計必須走群眾路線，聽取民眾的呼聲，必須打破少數權貴精英的在改革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和黑箱作業。為此，要確保人民群眾切實的言論表達自由。黨和政府要鼓勵而不是限制人民群眾就國家未來發展方向、政治與經濟改革等大事上自由表達思想觀點。只有人民群眾的呼聲在媒體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傳播，黨的高層方能準確了解民意，真實把握中國社會現狀和民心趨勢。當前的危險是，黨與真實的民意民心漸走漸遠。中國共產黨亟需明晰自己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在哪里。黨的領導干部不要恐懼網絡和微博上的群眾言論。對于群眾的憤怒言論，不要堵，不要采取鴕鳥態度。大多數民眾對黨和政府發自肺腑的激烈批評，更多地是他們對黨和政府還存有期盼，他們是在爭取一個惠及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改革，而不再是僅僅為小集團致富的改革。
黨和政府要出臺政策和資金，為那些沒有資金創建報紙、頻道、網站的弱勢群體，幫助他們創建觀點自由傳播的媒體平臺，使黨和政府能聽到與中國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訴求。由于經濟利益的多元化，中國黨內外的政治力量對比已經發生變化。黨的高層領導干部要通過與基層人民群眾的廣泛而深入的溝通，重建黨的執政基礎與執政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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