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續的超低生育率階段到來之后，我們需要不斷深入認識新的人口形勢和人口規律。過去我們認為，中國人口問題就是人口規模太大，由此帶來很多壓力，所以要控制的是人口增長。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需要與時俱進地認識和發展人口控制理論。新人口控制論認為，中國需要控制人口發展的諸多風險。我們需要將人口控制的注意力引向四類人口發展風險，即出生缺陷風險，獨生子女風險，人口失衡風險，人口擁擠風險。
出生缺陷風險：這是一種人口素質的發展風險
出生缺陷是環境和遺傳交互作用的產物。出生缺陷不可不察不可不防，每年國家和家庭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一個家庭如果遭遇了“出生缺陷”，就會變成一個痛苦的家庭。一個帶有嚴重出生缺陷的孩子將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精神壓力，一方面可能是無論怎么努力，孩子都難以根本康復，一輩子需要別人的照顧，度過的是痛苦和悲哀的人生;另一方面則是家長的時間和精力將被孩子所牽制，自己難有作為。1989年，我曾提出“零素質嬰幼兒人口”的概念，即由于嚴重的出生缺陷導致終其一生都沒有任何康復可能和發展價值的嬰幼兒人口。一個社會的零素質人口規模越小，增量越小，就越是健康越有希望。
中國要追求“有質量的人口增長”和“可持續的人口發展”。為此，國家和社會的人口風險防范意識要增強。優生優育優教知識要普及，三級干預措施要落實，有公信力、可以提供國民福利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大力加強。同時，政府要培育有責任心的優孕夫婦和家庭。人口計生部門和衛生部門需要承擔起產前優生檢測、優孕優生指導、免費發放葉酸、孕期缺陷干預等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家庭的基本福利待遇，對貧困地區和弱勢人群則需要更多地關注關心關愛。
獨生子女風險：以一胎化為內核的超低生育率風險很大
2004年以來，筆者先后提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風險社會的觀點。具體來說，是獨生子女九大風險理論，即獨生子女成人風險、成才風險、婚姻風險和養老風險，獨生子女家庭的結構缺損風險、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風險，獨生子女社會的發展風險、國防風險和責任風險。無論是強制性一胎還是自愿性一胎，結果都難以規避獨生子女的九大風險。
鑒于“風險性即唯一性”的公理性判定，可以說，現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也是有問題的。我們需要目光遠大，高瞻遠矚，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必須能確保人口平衡、協調和持續的發展。城鄉統籌全面放開生育控制應該早為之計。因為70后育齡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齡已經過去大半，80后、90后的新生代育齡女性的生育觀念也得到了很大的轉變，現在越來越趨向極晚婚極晚育獨生不生的婚育模式。即使普遍允許自由自主地生育，也有很多家庭只愿意生育一個孩子或者不生育。
文化的力量比政策的力量更強大。我們需要擔心的是，由于高撫養成本時代的到來，在長期以來“獨生子女好”的宣傳導向下，已經形成“獨生子女生育文化”，其作用將比“獨生子女生育政策”更為堅韌。即使政策放開，生育率也難以回升到適度的水平上，長此以往，其負面后果將是很嚴重的。已經有事實表明，驅動生育率下降的趨勢要強于生育率回升的趨勢，中國正慢慢滑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人口發展的風險越來越大，新人口問題和社會問題將紛至沓來。
人口失衡風險：包括了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和老少人口比例失衡
這兩大風險可以說是獨生子女風險的延伸，屬于結構性人口問題，其復雜性和挑戰性超過增量性人口問題。在一胎化為主導的政策約束下，擠壓出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調和偏高問題，獨子老齡化和無后老齡化兩大難題，從而產生了可能威脅社會穩定的婚姻安全問題和養老安全問題，這是民生之大計。問題還在于，人口生態的失衡很難通過非人口的途徑得到解決。例如，一個男性到了該結婚的年齡老是找不到對象，就很難有替代的辦法來保障其婚配權利。由于從1980年代初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普遍、嚴重的失調一定會積累和引發若干年后的婚姻擠壓，產生規模巨大的以男性可婚人口為主的“單身人口”和“失婚人口”。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的關系不可分割，生育制度和養老制度需要統籌考量。隨著生育少子化的愈演愈烈，人口的老齡化、老年的空巢化、高齡的病殘化交織在一起將嚴峻挑戰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能力，產生大面積的養老安全問題。我們現在對低生育率成就的歡呼可能會變成未來的壓力和風險。少生不是一切，我們已經為超低生育率目標的實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在未來還將面臨未知的負債。
人口擁擠風險：人口過度集聚是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產物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感受到小區域小時段的“人口擁擠”現象，如在公共汽車上、在地鐵里、在節日的公園里、在公共活動場所，國內外都發生擠踏現象，都是因為人口過分擁擠。人口過度集聚是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產物，人口的流動遷移是比較利益誘導的產物。日本人口結構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由于地區差距擴大，導致人口加速向首都圈集中。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遭遇了人口膨脹的問題，大城市病歸根結底是城市版圖過分擴張的問題。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以及人口的城鎮化和人口的都市化如何平衡，都是國家發展需要考慮的戰略問題。經驗表明，只有健全的城鎮體系和城鄉體系，才可能避免人口擁擠的風險，實現人口均衡發展的目標。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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