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賈按：12月13日，首都之窗網站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的《進一步加強軌道交通運營安全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本市將制定高峰時段票價差別化方案并擇機出臺。北京地鐵2元時代“明確”終結。專家稱，北京大量的人有事沒事就坐地鐵，應該提價，不過提到3元、5元恐怕也解決不了高峰期擁堵問題，除非漲到特別離譜的地步。
地鐵提價真的能夠解決北京交通的擁堵問題嗎？事實上，地鐵只“擁”（擁擠）不“堵”（堵車）。我們主要分析地鐵出行的主要部分--上班族。為什么地鐵比公交貴還有大量的人選擇乘坐地鐵？不“堵”、快、能夠準確地從城市的一個地點到達另外一個地點，是地鐵能夠提供的“比較優勢”。北京城市的急劇擴張和地價的狂飆突進，致使絕大多數人的上班地點和住宿地點距離較遠，所以不可能采用半夜起床步行上班的方式。那么在路面交通即公交在高峰時期的嚴重擁堵現狀下，大多數人就愿意采用路下交通即地鐵的出行方式。路面交通不確定性極大，堵車一兩小時都屬于正常波動范圍，也就沒有人愿意冒著這么不確定的“遲到”風險而去承受扣薪水乃至解聘的代價。
城市中心高房價致使上班距離遠、路面交通擁堵而別無選擇是地鐵廣受歡迎的根由所在。照這個分析思路，若想解決地鐵的擁擠問題，要么使上班族居住在上班地點附近，要么使路面交通變得通暢。而地鐵漲價根本無法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在高峰期轉用地面交通只會使得路面更“擁”更“堵”，這對于上班族而言根本行不通，所以上班族只有兩個出路，一個是在非高峰期使用路面交通，即凌晨五點起床出行，這個對于工作壓力極大、爭分奪秒睡覺的上班族而言無疑是進一步的折壽方案；另一個就是承擔地鐵漲價的成本，直到地鐵漲價的成本超過城市中心和城郊房租的差價，那么上班族會選擇到上班地點附近尋找房子租住。然而無論是承受地鐵的高價，還是去上班附近租高價房，顯然都極大地提高了其生活成本，這無疑是在制造革命形勢。更別說，房價并非一成不變，城市中心的房價一定會趁地鐵提價、人心思遷的這種大勢繼續上揚，堅定排斥大多數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堅定維持一個賣方市場。
問題是結構性的，只要發展模式不變，北京人口還是這么多乃至繼續增多，任何基于交通工具本身所做的文章，都無法改變北京的交通現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路沒有出路。唯一的解決方案，可能就是“部分遷都”。
就像何新在今年向中央提的議案之四：考慮未來水、資源、人口及環境問題，建議國家考慮將天津設為陪都，以及北京的部分職能及機構疏散遷離到中部地區的提案。）
下面推薦老田的文章：
老田：現在是認真考慮遷都的時候了
有些自由派人士還沒有養成用頭腦思考的習慣，但是卻養成了本能地罵街的習慣，說政府這個沒有做好那個沒有做好，其實有些事情經過大腦想一下，就知道是做不好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上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思考出發點，如果需要過多的投資來解決過小的問題，按照市場經濟的效率規則就是一種“不可能”，正是由于很多自由派人士和公知們完全不應用“市場經濟的效率規則”思考問題，所以往往被網友譏諷為“擺姿態”，并進而認定這群人對真正的普世價值毫無感覺。
在改開搞三十年來，一個經驗性的觀察結果是：中小城市工業破產向大城市集中，內地破產向沿海集中。也就是說，改開搞三十年來，產業和經濟集中的現象有增無已，各省的省會城市都理所當然地成為本省第一大城市和經濟最發達地區，全國當然是北京上海成為最發達城市了。除了經濟之外，文化和政治功能也高度集中于北京。一個直接的后果是，我們看到北京就像攤大餅一樣越攤越大，人口高度膨脹之外，城市占地面積也同樣如此。
我們只能從現象上說，北京的人口和地盤是大大地增加了，相對于中小城市和縣城的“嚴重發展不足”，北京的情況恰好反過來是“嚴重發展過度”。過多的人口密集地擁擠在北京地區，這導致北京市的市政建設出現一個尷尬局面：投入越來越多，但是所能夠發揮的功能卻日益下降。我記得2002年在北京參加一個座談會，一位晚來的朋友抱歉地說：因為在京昌高速公路上被堵一個半小時。不管自由派人士如何想象政府和官員的行為，如何高估集權體制的專制和惡毒，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北京市修筑高速公路之后主觀上肯定不是為了鼓勵堵車。北京幾乎擁有全國最寬廣的街道，最多最完善的城市高速交通網，但是堵車現象卻是全國最嚴重的，也就是說，北京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花了全國最多的錢，但是取得的效果卻是全國最差的。也就是說，一個愿意使用頭腦的人很容易了解，一個政府不管多么能干或者不能干，有些事情肯定是處于控制之外的。
為什么改開搞年代投資反而更加高密度地集中在權力中心城市，這個現象背后的原因從未得到認真剖析，到底是權力撬動了市場投資主體，還是反過來市場價格機制養肥了權力，沒有人提供權威答案。但是，現象上我們都清楚，現在的大城市越來越不得了啦，大的不得了還花錢如流水，武漢市區中間長江上建了大橋就有7座大橋，除了長江一橋是毛時代投資一個多億建成之外，哪一座的投資不花個幾十億。現在江底下還有一條汽車隧道，第一條地鐵的隧道在修，至少還有修上若干條地鐵隧道，投資動輒幾十億上百億。
很多人簡單地認為GDP上升了，經濟就繁榮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了。但是，相反的例子沒有人愿意關注，城市基礎設施及其運用費用，恰好反過來，不僅不增加人們的凈福利，還構成一種實實在在的負擔。政府投資越多，基礎設施利用率越高，老百姓相應地花費在路上的時間就越長，“無工資上班時間”就越多，老百姓的“人均凈福利損失”就越大。硬要說有什么好處的話，顯然，由于市政設施投資和交通營運形成的GDP數字可以在每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間添一點光彩，如此而已。
毛時代由每個人的工作單位提供住房，大多數人都住在上班地點附近，相當一部分人口上班選擇步行或者騎一下自行車，這樣，毛時代城市人口人均所需的市政設施投入，僅僅需要今天的幾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有個朋友家住上海梅隴，但上班在浦東，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高達五六個小時，因為年輕尚未成家干脆帶上鋪蓋卷睡辦公室拉倒。毛時代武漢重型機床廠的上萬工人，都住在工廠的宿舍區，上班地點很近，每天上下班所消耗的路途時間不過刻把鐘而已。因為改開搞以來雇傭政策的短期化和流動化，以及住房私有化和市場化，人們大概很難指望在上班地點附近擁有住房了，這個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大概永遠都不可能“復辟”了。換句話說，人們居住地點和上班地點的距離的延長，客觀上提出一個城市人均基礎設施投資上升的要求，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和空間布局困難，人均基礎設施投資數量的上升是呈現一種指數上升趨勢的。
老田是職業農民出身，一肚子農民思想，看到城市一些基礎設施項目花錢如流水，老是抑制不住地設想：要是把這幾個億拿到縣城去，足夠建好幾個縣城的交通網了。但是，老田這種農民意識在城市永遠沒有市場，現實是反過來的，中國的市政設施投資中間絕大部分，永遠投資于邊際投資效益最差的大中城市。大體上可以斷言，一個城市越大其投資效果就越差，要說今天中國市政設施投資效果最差的城市，北京上海肯定名列榜首。政府工程今天是中國很大的一塊投資，但這塊投資密集投入效率最差的大中城市，這個現象很難鼓勵人們形成“市場經濟改善投資效率”的信念。
如果說，交通問題對于人口過多的城市而言，已經越來越沒有低成本解決方案的話，顯然，城市排水問題就更大。因為城區面積擴大，建筑物密集程度提高，幾乎全部城市地面都“硬化”了，硬化地面的后果之一是阻斷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循環，全部降雨就不再補給地下水而是直接轉化為徑流量，這就大大地提高了對雨水排水系統的壓力。而且，隨著城市面積的擴大，流程延長就需要更大的落差，否則就很難保持水流速度，而加大落差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這意味著從城市中心開始向外圍的排水管網的埋深度要逐步提升，這就加大了土建工程量，實際上就是要多花錢，而埋深過大的管網在修理和使用上都不那么方便，這也是要多花錢的。而且，排水管網自流不可能完全擬合自然的地勢，最后必須用電力提水，這也要花錢。當然，花錢不是問題，只要能夠增加GDP數字，但是，如果花錢過多，就算是如今天中國政府一般有錢，也很難填滿市政設施惡性膨脹那張“老虎嘴”的，大概可以預言，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一個北京市政府最終能夠解決好排水和交通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在技術上應該找得到解決方案，但是，在人均投資數字和單位投資效果上，就算是北京市政府有錢十倍，也肯定會心疼的。
以前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可以指望通過改變政府的投資計劃和生產力布局，減少或者遏制北京的工商業投資和人口膨脹勢頭，現在看來，這個已經不可能了，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天然具有中國第一流的吸引力，商業投資和人口就像是被“強力磁鐵”吸引一樣，源源不斷地從全國各地吸引到北京，現在據說北京的吸引力已經開始輻射海外了。北京市人口和GDP的高速成長勢頭，看來是“內在地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無法在市場條件下得到解決。暴雨導致京城大街上淹死人，潛在地體現了市政設施邊際投資效果極低的惡果，要實現北京大街排水良好，技術上肯定有解決方法的，把排水設計從目前的幾年一遇提高幾十年一遇，管網改造也許再投個幾千幾萬億就可以實現，市場經濟作為韋伯所竭力稱道的“理性化社會”，永遠需要計算投資效率，那些花錢多使用概率低的項目永遠列不上議事日程。
北京的困境在于：由于三十年來的過度擴張，市政設施的邊際投資效率已經足夠低了，解決一個小問題所需要的花費也遠遠大于人們的想象，也就是說，對于北京市而言，解決任何小問題都需要一大筆投資。這樣，從反面設想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更合理了，而減少北京人口和城市規模，顯然比一味地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效果要好，能夠更好地解決北京的困境，但是，由于市場經濟內在不可逆轉的規律，投資密集于北京是不可調節的;所以只剩下行政解決方案，最強有力的、釜底抽薪式的解決辦法是“遷都湖北”，這庶幾能夠降低北京市政規模的膨脹勢頭，同時抑制市政設施和管網投資效果急劇下降的勢頭。這個方法能夠很好地實現北京市人口南移湖北，在宏觀上一能夠節省很多基礎設施投資，例如為了給北京送去三峽的電能，超高壓輸電線路的投資就有數百億之多，而為了給缺水的北京送去漢江水，中線南水北調工程投資數目則超過千億。不過，這與北京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相比，都還算是小錢。
現在是認真考慮遷都的時候了。北京人均的交通和基礎設施投資，與中等城市相比要高出十倍以上，但是，最后的效果卻要差得多。新首都只要把人均基礎設施投資降低百分之幾十，就能夠省去成千上萬億資金，這一筆資金足夠把新手段建的花團錦簇的。假如遷都到湖北中西部的地區，例如在襄樊南方荊門北方的某個地方，選址重建一個新的首都。也就是說，只需要把市政設施“邊際投資效率”提升百分之五十，節省出來的投資就足夠新首都的建設費用了。鑒于改開搞三十年來權力中心必定會發生人口膨脹的規律，湖北中部地區不缺水，而且可以就地取電，很有利于新首都的低成本膨脹。
作為一個合理化建議，在新首都建設中間，應該有遠見地縮短人們上班的距離，借鑒毛時代的經驗就是由單位提供住房，這樣，就能夠把人均所需的城市交通設施投資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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