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今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速，且農村人口老齡化按常住人口計算，已經超過城市。又，從當今中國的人口分布來看，農村人口占絕大部分，所以中國養老困局的主要矛盾，應在處理好農村老齡人口的如何養老問題。而農村養老的關鍵，就是農民或農民工擁有自己的一塊土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支持農業經營的規模化，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性權利，這項改革的決議能否謹慎落實，不致淪為土地私有化的實際操作，令人堪憂！社科院的這一報告，在當今中國大興城鎮化的當口，用數字的形式警示那些“頂層設計”，一旦處理不好，農村土地發生大規模兼并，大量農民成為流民，民族復興將成為泡湯！】
社科院報告：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超過城市
2013年12月10日 11:24 來源：中國網財經
中國網財經12月10日訊 社科院今日發布《2014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以往的研究已經表明，由于勞動力大規模外出，按照常住人口計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已經超過城市。在農業勞動力中，40歲以上的年齡組人口占到61%。
2013年12月1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 “2014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藍皮書指出，以往的研究已經表明，由于勞動力大規模外出，按照常住人口計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已經超過城市。而在觀察勞動年齡人口的情況下，可以看到，這個作為勞動力基礎的人口群體，也呈現了嚴重的老齡化趨勢。“六普”數據顯示，按照常住人口的定義，在農村16歲及以上勞動年齡人口中，16~20歲年齡組人口比重為9.1%，21~30歲為17.4%，31~40歲為18.4%，41~50歲為20.4%，50歲以上為34.7%。而相同口徑的城鎮勞動年齡人口年齡構成則是16~20歲占10.2%，21~30歲占21.3%，31~40歲占21.9%，41~50歲占19.7%，50歲以上占27.0%。相應的，比較農村與城鎮經濟活動人口和就業人口的年齡結構，也可以得出與此十分相似的結果。而農業勞動力的年齡結構顯現出老齡化程度更高，16~20歲年齡組人口比重為3.4%，21~30歲為16.7%，31~40歲為19.3%，41~50歲為26.4%，50歲以上為34.6%。換句話說，在農業勞動力中，40歲以上的年齡組人口占到61%。(中國網財經中心)
附1：《瞭望》：農村養老解困需政府給力
據媒體報道，國務院參事馬力日前在老齡產業高端論壇上表示，在城市，領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農村領取退休金的人群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養老。
近年來，農村老人的生活處境有了明顯改善，但農村養老面臨的困境卻改變不大。盡管農村養老已由過去的“養兒防老”擴展為社會保險養老、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等三種途徑，但這并不能真正解決農村老人的后顧之憂。
以55元每月為起點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自2009年起在全國10%的縣試點，但這一水平比57元的農村低保還要低，根本無法滿足一個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家庭養老同樣存在缺失。我國農村“空巢”現象普遍，年輕子女外出務工，常年難得回家一趟，不少農村老人缺乏經濟保障。即使是經濟條件較好的老人，錢在手里，卻是涼在心里，生病或是有其他事務時，也面臨著無人照顧的困境。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我國“空巢”老人的數量今年將突破1億人大關。
至于土地養老，一樣地難以保障。農村過去不小比例的老人是靠土地和勞動力養老，但在城鎮化加速推進的背景下，這一模式也不斷受到沖擊。我國目前完全失地或部分失地農民已達到5000萬人，未來人數還會繼續攀升。一些農民面臨無地可種或是有地也種不起的難題。
附2：賀雪峰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涉第20條：
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
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扶持發展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經營，允許財政項目資金直接投向符合條件的合作社，允許財政補助形成的資產轉交合作社持有和管護，允許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向農業輸入現代生產要素和經營模式。
其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四條：
a、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
b、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
c、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
d、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向農業輸入現代生產要素和經營模式。
【解讀】：小結一下，本條款的政策含義大概是，要通過國家支持來形成規模經營，以代替當前中國2.1億戶小農分散經營，以解決小農與大生產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具體辦法則是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流轉，這樣就可能形成與當前中國農地承包經營權主要是不規范的、自發的、口頭協議的流轉所不同的流轉形式及其結果。這樣一種認識當然也是建立在當前農地自發流轉無效率的判斷上的。
當前以農民自發流轉土地所形成的農業經營格局，不說完美無缺，卻大體是不錯的，不僅保持了農民家庭的收入，給了農村中老年人就業機會，讓不能離開村莊的中青年人以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機會，讓進城失敗農民順利返鄉，提供了糧食“十連增”，而且真正讓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現在好了，政府要花錢來推動土地正規地向規模經營流轉，因為“在公開市場上”流轉，土地租金大幅度提高，因為“規模經營”，農業風險大幅度提高，因為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之前可以容納大量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耕地就不再能容納之前的老人農業和中農，這樣一來，在農村中將出現以下格局：
在城市無就業優勢的中老年農民將也不再有農業就業機會。一旦離開了農業，這些中老年農民就成為吃進城務工經商子女白食的消費者。他們就不再有可以通過自己勞動來獲得尊嚴的機會，他們人生意義因此喪失。
中農將因為土地高租金而不再可能低價租入土地，他們因此無法再在農村呆下去，而被迫到城市謀取機會。
進城失敗農民將不再可以隨時返回家鄉種田，出現經濟金融危機，農村的蓄水池作用也無法發揮。
附3：賀雪峰解讀十八屆三中會全決議涉農第21條：
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
尤其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兩條：
a、“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產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b、“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
【解讀】：“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的渠道”，這句很值得討論。據說當前農民之所以窮，是因為捧著金飯碗討飯吃，農民的金飯碗就是他們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自建自有自用的住房，重慶市市長黃其帆形象地稱之為農民的“三件衣服”。但是，農民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是用于農業生產的，承包地上不可能種金子，承包經營權轉讓是不可能獲得巨額財產性收入的。因此，所有希望都在宅基地及其上所建住房。農民的確可以在宅基地上建寬大住房，可以有農家小院，但農民在農村，要住在自家房屋進行農業生產和生活，即使進城務工經商，也很可能會進城失敗，因此不會隨意將住房轉讓出去，以留退路。農民不隨便轉讓住房變現為財產性收入的決策相當理性，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全世界進城農民都很難在城市安居。若不愿淪落到城市貧民窟，那就返鄉吧。
有一種意見認為，農民進城了，他們擔心進城失敗而留下退路從而保留農村住房是理性的也是應該的，問題是可以讓進城農民將他們閑置在村的住房出租以獲取租金。現在的問題是，第一，在一般地區農村，農民大量外出，農村閑置住房很多，即使有人租房，租金也一定極低，何況很少會有人來租。有人說，既然閑置在那里浪費，為何不讓農民退出住房而由國家或集體給農民以補償?閑置是浪費，不僅浪費土地資源，而且浪費了農民花錢搭建的住宅。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誰也不敢斷定自己進城就可以獲得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且國家在現階段不可能為如此大規模進城農民提供足以在城市體面安居的保障，農民留下退路，就是風險投資，就是基本保障，降低風險從來都是要成本的，基本保障是不可交易的。
附4：賀雪峰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涉決議第11條：
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范圍，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其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幾條：
a、“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b、“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
c、“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
【解讀】：無論哪一種辦法，總歸要變成城市建設用地的土地，只可能是城市規劃區內的近郊農村土地，國家縮小征地范圍，就使規劃區內的農村集體可能有更大自主供給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空間乃至需求，規劃區內現有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面積太少，供給缺口太大，因此，通過將遠郊規劃區外不值錢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甚或一般建設用地通過掛鉤，在減少遠郊建設用地面積情況下，增加規劃區內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面積，自主供應城市建設用地。
在邊遠地區，無論是農村集體的經營性建設用地還是宅基地，都是低價的，而城市規劃區可以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地同價，就具有極高的價值，通過掛鉤，規劃區內的農民集體就可以以極低的費用獲取邊遠地區的建設用地指標，而以極高的價值將土地入市，這樣一來，國家縮小征地范圍所空缺出來的數量巨大的自主入市農村土地，就可以產生巨額農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這部分增值收益的絕大多數歸規劃區內的農村集體所獨享，從而就滋養出來一個本來沒有的龐大土地食利階層。
再來看后面兩句，其實，只要國家縮小征地范圍，就必然會讓規劃區內的城郊農民自主供地，城郊農民就可以獲得巨大土地增值收益，這樣的背景下再談“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意義就不大了。
現行土地制度安排有巨大優越性，其核心是做到了“漲價歸公、地利共享”，中國土地制度安排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是消滅了土地私有制和土地食利者階層的制度，土地是基本生產資料。正是當前中國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了強勢資本下鄉和保護了農民基本生存權利，使中國進城失敗的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的家鄉。這個意義上，正是中國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城市沒有出現嚴重的城市內的二元結構，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消解了城市內二元結構。反觀與中國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幾乎沒有例處地存在嚴重的城市內二元結構，表現就是大規模的難以治理的城市貧民窟。中國是加入到世界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唯一沒有大規模貧民窟的大國。
（賀雪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涉農條款解讀：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annong/2013/12/31060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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