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國務院法制辦
國務院法制辦于2012年2月21日頒布了《糧食法(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鑒于目前《糧食法》尚未出臺，我們就此征求意見稿提出如下看法與建議。
首先，我們認為應該出臺這樣一部法律，從長期戰略和可持續的民生角度對糧食有一個統籌的法律性的總界定。盡管關于糧食問題國家有各種相關政策，但至今沒有一部戰略性、統籌性、系統性的法律，來避免相關政策可能出現交叉、重疊甚至矛盾的地方。因此這部法律絕不應當僅僅只是一部部門法，而應該具有“糧食基本法”的地位。
糧食法應該以此為出發點：糧食生產和消費體系具有多功能性和多重價值，這一體系承載著國家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包括物種安全)、歷史、文化、知識和技能的傳承和多樣性;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依賴的、不可或缺的歷史財富和公共資源，對這些公共資源的保育和維護直接關系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所強調的人民民主、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從而糧食不能被單一地視為商品，糧食生產和流通體系必須服務于人民的利益、大眾健康和生態可持續性，而不是市場和公司的利潤。糧食生產消費體系不能被資本控制。
以上述出發點為基礎，認真研究了意見稿后，我們認為該稿存在一系列重大的矛盾和缺陷。在目標上，我國的長期國策是要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堅持國內糧食基本自給，然而在手段上，我國把“市場配置糧食資源”放在基礎性的地位，幾十年來的糧食體系市場化已經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對國家糧食安全構成威脅。因此，意見稿在目標和手段上存在嚴重矛盾。而該意見稿沒有對這一矛盾所引發的問題進行反思。我們認為，在市場配置資源的30年實踐中已經出現的問題包括：
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平衡區的分工，在追求GDP的目標下已經面臨嚴重的失衡，中國糧食安全的戰略可能走向失敗。
農資市場化的三十年，農資的不安全問題已經浮現。在農資的生產和流通方面，不僅農資價格逐漸上漲，而且我國也正在失去農資的自主性，有證據表明，外國資本集團的壟斷已經日漸形成。
以城鎮化促發展的策略，對農地安全形成了威脅，造成了農地數量和質量的下降。
在市場化之下，農民也失去了主體性，他們無法掌控生產資料的成本。而意見稿完全忽視了我國長期承擔糧食安全的、最大多數的普通生產者，完全無視他們的困境。
近年的市場化發展策略以消費促發展， 助長了消費主義的盛行，導致了浪費型需求的增加，給我國的糧食生產和進口造成不必要的壓力。
隨著中國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國際壟斷資本已經對中國的糧食自主性和安全性構成了威脅。這種壟斷性不僅體現在中國的大豆危機上，也體現在農資的生產和流通領域。
一些利益團體(包括國際壟斷資本)正在推動中國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雖然國家意在保護糧食作物種質資源，然而一些政府部門對轉基因品種研發的資金支持超過常規育種研發的百倍，完全忽視了已有推廣案例所顯示的轉基因作物對環境安全、物種安全、人民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負面影響。
具體闡述如下：
第一，市場運作下糧食自給難以維持。市場化以來，我國的糧食進口逐年增加，2008年，我國從糧食凈出口國變成了糧食凈進口國，而且糧食進口趨勢有增無減。2012年我國三大主糧進口猛增，玉米、小麥、稻米進口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97%，195%，305%，稻米進口12年來首次超百萬噸[1]。進口谷物和豆類總量已突破7000萬噸，糧食自給率已低于90%。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糧食自給構成威脅：
一，消費主義導致國內浪費型需求的增加。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巨大浪費。據估計，中國每年浪費的食品價值超過2000億元，相當于約2億人的口糧。而2012年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包括谷物、豆類和薯類)達8025萬噸，相當于1.9億人的口糧[2]。難怪政協委員蘇華強烈建議《糧食法》中要明確“節約糧食、反對浪費”的條款[3]，并對嚴重浪費的行為要有處罰!浪費是在市場化的發展主義體制下，以消費促增長產生的問題，在中國這樣人地、人水資源長期緊張、保障糧食安全任重道遠的國家，這樣的問題顯得尤其荒誕。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說教來解決，而必須對市場化的發展主義本身進行深刻反思。
二，企業牟利導致的糧食進口增加。以大米為例，湖南本地的米價是180-200元/100斤，而來自越南、巴基斯坦、緬甸的進口米價是172元/100斤。不少企業為謀取利潤在本地大米中攙兌進口米，而一些以加工本地稻谷的企業則在競爭中被迫倒閉[4]。
三，國際資本壟斷對中國糧食安全構成的威脅。以大豆為例，目前進口大豆已占中國市場的80%強，在中國進口不斷攀升的過程中，大豆價格也幾乎一路上漲，中國消費者承擔了輸入型通脹。中國大豆進口已占世界市場份額的60%，但中國對大豆沒有定價權，究其原因，主要是國際大豆產業鏈只為少數幾家跨國寡頭壟斷。中國大豆已不僅是不能自給，更是受制于國際市場的壟斷資本控制[5]。2012年，菜油和油菜籽進口猛增，兩項進口分別從2011年的55萬噸和126萬噸增長到118萬噸和293萬噸，其中90%來自油菜以轉基因為主的加拿大，定價權被疑“易手外資”。中國的食用油對外依存度已經高達60%。業內擔心菜籽菜油會重演大豆的危機[6]。糧食安全的問題不僅發生在油料作物，而且也已經波及其它糧食作物。 中國加入世貿以來，國際糧價對國內糧價的影響程度不斷增加，國內外糧價一致性的趨勢有增無減，資本炒作對象也從大豆擴展到其它作物品種[7]。換言之，國內市場和糧價越來越失去自身的獨立性。已有亡羊，不見補牢，現有的意見稿中看不到任何對壟斷問題的警惕和反制措施。
綜上所述，盡管上述問題發生機制不同，但與市場化的運作邏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問題在意見稿中不僅沒有反思，國務院官方網站上“關于《糧食法(征求意見稿)》的說明”(下面簡稱“說明”)反而提出要“鞏固糧食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的成果，確立市場機制在糧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如果不對市場化的體制進行反思，不對該體制將糧食作為“商品”的定位進行反思和糾正，糧食不安全問題還會惡化。然而，我們不僅沒有看到這樣的反思，反而看到商務部近日出臺《2013年全國吸收外商投資工作的指導意見》，把農業圈定為重點引資領域之一[8]。
第二，GDP主導下的區域生產嚴重失衡問題。改革開放初期，全國30個省市區中，有21個是糧食輸出區(包括江蘇、廣東、浙江在內)，而到90年代中，糧食可外銷的只剩了9個省份。我國目前的區域糧食生產格局基本上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逐漸確定的，尤其是在2001年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以后，全國被正式劃分為13個糧食主產區、7個主銷區，和11個基本平衡區。這個制度設計以“比較優勢”為出發點，改變了原先各省在糧食生產上“以糧為綱”、“自給自足”的局面。目前，在國家確定的13個糧食主產省區中，其實只有5個省份能夠穩定地輸出糧食安全(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安徽)，5個省份只略有盈余(江蘇、山東、江西、湖南、河北);而遼寧、湖北、四川已經成為糧食短缺省份。很明顯，近年來糧食主產區的萎縮已經嚴重威脅了國家糧食安全[9]。
在“比較優勢”的格局下，“主銷區”以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為主，不再承擔糧食生產的具體任務。這相當于國家在為“主銷區”提供糧食安全的“保護傘”;所謂的“放開銷區”，即在農業資源，如耕地、播種結構等方面，全面放開，由市場去自動調節，迅速造成“主銷區“的糧食產量和耕地數量急劇下滑。因為失去了政府原有的“用途不變”的保護，“長三角”、“珠三角”數千年形成的良田沃土，迅速被征用、占用。數以百萬畝的耕地被徹底轉變“用途”，成為廠房、道路、住宅，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短期內迅速推高了地方GDP，但卻使得“主銷區”的糧食短缺趨勢無法逆轉。
而糧食主產區承擔了保障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的重任，沒有以犧牲糧食和耕地為代價去大規模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卻面臨“產糧大縣、經濟弱縣、財政窮縣”的困境，其范圍呈現不斷萎縮態勢。面對日益擴大的區域發展差距，這些主產區很難承擔糧食安全的全部公共責任。在全國追求GDP的主導環境下，主產區也面臨“發展”的壓力，因此非常有動力仿效“主銷區”的發展路徑，以“圈地運動”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在成都、長沙、武漢、鄭州等地，正在迅速形成新的“經濟圈”(即所謂的“成都濟圈”，“長株潭經濟圈”、“武漢經濟圈”、“環鄭州經濟圈”)，這些“經濟圈”的演變趨勢就是形成新的“珠三角”、“長三角”。這些“經濟圈”一旦形成，每個“圈”可能就意味著數萬畝乃至數十萬畝耕地的消失。“主產區”的潛力在不斷萎縮，同時“主銷區”在迅速擴大，這意味著中國的糧食安全戰略將可能走向失敗[10]。
1998-2003年，糧食產量的連續下滑終于引起中央政府的警覺。由此導致了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出臺。從2004到現在，全國糧食產量在中央政府越來越多的補貼的刺激下，逐漸增長，基本保障了國家的糧食供給安全。但是，補貼政策的暫時成功掩蓋了在糧食生產制度上的危機。“主產區”、“主銷區”這一全國性的制度設計錯誤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消除。發達的“主銷區”繼續“搭便車”，而欠發達的“主產區”則在中央政府的“強迫”下提供糧食安全這種公共品。所以比較優勢下的制度性疾患依然存在，而且越來越危險，具體表現為：
一，“主銷區”的糧食缺口繼續放大，而且不可逆。我國7個主銷區，目前的年糧食安全缺口在7500萬噸以上。其中廣東的缺口就幾乎占了一半，達到3000萬噸以上。未來的趨勢是缺口還會緩慢放大。7個主銷區隨著人口、消費能力、浪費能力的增長，缺口甚至可能逼近1億噸?；究梢韵?3個主產區的全部糧食安全剩余，還不夠。主銷區卻由原來的7個蔓延到全國的各個省城。這意味著，糧食安全的缺口地區還將持續增加。其中，成都尤其典型。整個成都平原，糧食安全缺口接近400萬噸。
二，13個“主產區”的生產潛力和生產能力都面臨新的危機，“主產區”越來越“強弩之末”。湖北、四川、遼寧已經沒有糧食安全輸出，這其實是對“主產區”政策的無聲抗議。這種現象還會擴散到河北、安徽、江蘇、江西、湖南。未來國家糧食安全輸出，只能越來越依靠黑龍江、吉林、內蒙等少數幾個省份。
三，13個“主產區”和11個“基本平衡區”，內部也在激烈分化。其中，在這些地區，以省城、地級市為重點的區域，正在形成新的勢力強大的“主銷區”。其糧食缺口隨著城鎮化的加快，而不斷擴大。因此，“主產區”、“基本平衡區”的糧食生產會越來越被邊緣化?？傮w糧食生產能力下降的趨勢在現有的糧食生產與流通制度下，很難被克服。
上述的危險趨勢，恰恰是“比較優勢”下的糧食體制造成的?！都Z食法(征求意見稿)》沒有對癥下藥，相反，依然在各級政府責任、糧食區域制度上“蕭規曹隨”。雖然意見稿中提到“省長負責制”，但已經名存實亡。在意見稿中，除了強調中央政府的責任以外，沒有對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尤其是“主銷區”的生產責任，如產量、播種面積、轉移支付等做出具體的規定，只有泛泛敘述。實際的后果就是，以“京津滬”為主的“主銷區”的“省長”們不用負責，中央政府會利用中央財政和中央儲備為其提供保障。所以這些地區在經濟迅速發達的同時，耕地面積迅速下降。播種結構迅速調整。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搭便車”成為其不二選擇;而“主產區”的“省長”們，面臨的發展壓力要遠遠大于糧食生產的壓力。糧食輸出，將意味著承擔更大的發展的機會成本，并不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因此，這些“主產區”的“省長”不會對其他地區的糧食安全負責，只會是消極應付中央政府的生產責任。而基本平衡區，更是沒有這種責任。
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重新考慮糧食安全政策的內容和意義。糧食政策，不僅是為了總量、儲備上的“兜底”以保障各個地區的糧食供給安全。更重要的是全國糧食生產制度、貿易制度的安排，要顧及我國耕地日漸稀缺的背景、人口的壓力和全球糧食安全的準危機態勢，制止廣東、浙江等所謂的“主銷區”及中西部省份的候補“主銷區”，在糧食安全上繼續“搭便車”的動機和機制，并防止其擴散。
第三、廣大生產者主體缺位問題。意見稿“說明”中不僅強調要確立市場機制在糧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而且提出“各類市場主體履行同等義務”。關于“各類市場主體”，問題首先是，誰是市場主體呢?在意見稿中，對生產者的扶持只提到了對“種糧專業戶”的扶持，對普通生產者的扶持只字未提。
長期以來進行農業生產、擔負著中國糧食安全的真正主體是普通生產者，他們至少應當被給予同等的重視。而且眾所周知，普通生產者，即廣大農民是市場經濟下的弱勢群體。盡管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并且在宏觀上提供了大量的農業補貼，然而，各種生產成本的價格不斷上漲，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補貼的錢從一個口袋進去，而從另一個口袋出去(盡管少數種糧大戶確實得到了較多的補貼和扶持)。糧食作為民生產品，國家不僅應該對糧食價格進行宏觀調控，也應當以同樣的力度調控農業生產成本的價格，否則普通農民僅靠農業收益獲得生存日益困難。如果農民生計不保，種糧積極性嚴重受挫，糧食安全就無從談起!
自中國加入世貿以來，像孟山都和“ABCD”四大糧商這樣的國際產業寡頭日益開拓中國市場。既然糧食安全是我們的目標，這些國際產業寡頭在全球產業的壟斷性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的影響難道不應該被深刻的反思和全面的評估?《糧食法(征求意見稿)》難道把他們也視為“市場主體”，還指望他們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履行同等義務”?
資本在生產、流通領域的霸權應該受到嚴格限制。普通生產者應該擁有公平地管理和掌控生產資料的權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應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落實到糧食生產上，凝聚大多數普通生產者的集體經濟、綜合性合作社尤其應該得到鼓勵和倡導，使之成為農業生產的主體。
第四、農地安全和農地制度問題。關于“土地”的安排，意見稿通篇只在第七十八條中提到一句：“擅自改變土地農業用途或者基本農田用途、污染糧食生產環境的，由農業、國土資源、環境保護、水利等部門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罰。”而對時下嚴重的土地“量”和“質”的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對土地承包制度的偏失也缺乏足夠的警醒。
就農業用地“量”的問題而言，城鎮化導致我國耕地資源急劇流失。據國土資源部調查數據顯示，在1996-2006的十年間，全國耕地減少總數約1.24億畝，平均每年減少近1240萬畝。這些流失的耕地中有超過半數分布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而這兩個地區的耕地恰恰是我國農業生產條件最好的[11]。除此之外，隨著土地沙漠化而來的耕地退化問題日益突出。自2000年以來，每年因沙漠化毀壞的耕地約為200萬畝[12]，但如此嚴峻的土地沙漠化問題在意見稿中卻只字未提。截止2010年，我國耕地總數已不足18.26億畝，接近18億畝紅線[13]。如果耕地數量不保，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而影響農業用地質量的有兩大因素。第一，在現有的城鎮化發展路徑之下，“占多少，墾多少”原則[14]導致了農地質量下降。盡管2005年《土地管理法》中規定，“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但實際上，補回來的耕地質量遠不及所占去耕地的質量。失去的土地往往是最適宜糧食生產的良田，但補回來的卻通常是貧瘠的山地、荒地和灘涂[15]，從長遠來看，這也將增加農業用地“量”的壓力。第二，農地污染化也直接導致耕地質量受損。據報道，全國受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總面積的近20%[16]。九三學社在2013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中的提案中指出，目前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已占全國耕地面積的16%以上，其中大城市、工礦區周邊情況尤其嚴重[17]。僅分田到戶以來，我國耕地肥力就出現了明顯下降，目前全國的土壤有機質平均已不到1%[18]。
在農地制度安排上，集體所有權的名存實亡也構成糧食生產的潛在威脅。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中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19]這一提法進一步削弱了我國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我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耕地、宅基地和林地為“集體”所有，它表明土地的發包方式、承包方式等應由“集體”根據本地資源稟賦來制定。而《決定》中所提的農民對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擔保”權利，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公開市場”一說，已使得村集體這一土地所有權主體被完全架空。村集體作為“統分結合”的“統”的主體，對中國農業生產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具有基礎性、公共性的水利建設和其它基礎設施的管理不可能讓個體的家庭承擔進行，而需要村莊集體的“統一經營”。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名存實亡，實際削弱的是我國糧食生產的基礎性、公共性條件，從長期來看勢必構成糧食生產的潛在威脅。
綜上所述，我們不僅面臨著耕地“數量”的日益減少，而且還有耕地“質量”的不斷下降，而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與現有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密切相關。農地安全應該是糧食安全的基礎，如果意見稿對已經出現的農地不安全問題缺乏反省和反制措施，那么它們對國家糧食安全構成的威脅將日益凸顯。在農地制度安排上，意見稿應當看到集體土地所有權被削弱對糧食生產潛在的負面影響, 重新重視集體在糧食生產中的基礎性、公共性的作用，尊重憲法賦予集體的土地發包權，增強集體的主體性。
第五，資本壟斷下的農資不安全問題。意見稿的“說明”中提到了“農資安全”，但沒有界定何謂“農資安全”。在糧食安全的框架下，我們認為農資安全是保障糧食安全的組成部分。農資安全應包括兩個方面：在農資的選擇和使用方面，應當保證它對生態環境、農產品安全、可持續發展的負面影響在可控范圍內;在農資生產和流通方面，應當保證我國農資自給自足，具有自主性。如果沒有上述兩個方面的農資安全，就不會有真正的糧食安全。
我國的農資使用已遠遠超過安全臨界點，對土壤、水資源和生態環境構成了嚴重威脅，農業污染已成為中國第一大污染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2006年發布的《我國農業污染的現狀分析及應對建議》黃皮書指出：“農業污染量已占到全國總污染量(指工業污染、生活污染及農業污染的總和)的l/3～l/2。”[20]研究顯示，我國農用化肥單位面積施用量是國際公認安全上限(225千克/公頃)的1.93倍，然而，這些化肥的利用率僅40%左右，其余成為污染源[21]，投入農田的氮肥成為地下水體氮素污染的主要來源[22]。土壤已經嚴重依賴化肥，有了“毒癮”，土壤自身的生產能力被降到歷史的最低。
在農資生產和流通方面，資本壟斷已經嚴重威脅了我國農資的自主性。
“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種業安全令人擔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種子需求國之一，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種子市場[23]，我國商品化的種子用量占世界市場份額的20%[24]。有調研發現，目前跨國種業巨頭正加快在中國布局。盡管國家設立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關于設立外商投資農作物種子企業審批和登記管理的規定》等政策規定，明確要求中外合資的農作物種子企業，中方投資比例應大于50%，由中方控股，但是與農藥狀況類似，由于育種核心技術和品種權都沒有進入合資企業，中方即便占有50%以上的股份，對品種也沒有實際的控制權[25]。外資種子已經占據了玉米種子市場10%的份額[26]，而在我國糧倉黑龍江省，外資玉米種子，如“德美亞1號”和“先玉335”，已經占種植面積的15%[27]。雖然蔬菜不是主糧，然后蔬菜種子市場的情況足可以令人警醒，引以為戒：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蔬菜生產及出口國家，平均每年蔬菜種植面積達2.8億畝，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但2/3以上的蔬菜種子均來自外資企業[28]。在“中國蔬菜之鄉”山東壽光，在甜椒、番茄等“非本土蔬菜”中外資種子占據了大約70%的市場份額[29]。
在 農藥問題上，中國農藥協會2011年統計顯示，在我國農作物主產區，進口農藥的市場占有率已達到30%。世界農藥企業的20強大都已在我國建立了公司或辦事機構。其中來自歐美的6家跨國農藥巨頭不僅在全球農藥市場的占有率高達80%-85%，而且也是中國農藥市場上主要的外資供應商。在中外合資的農藥企業中，核心技術部分不為合資企業掌控，中國企業僅僅是廉價的加工廠，并承擔高昂的環保成本。這種狀況不僅僅影響中國的農資市場，而且對中國整個農藥產業鏈構成威脅[30]，使中國農藥在技術上和價格上都失去自主性。2013年，在水稻蟲害防治上，外資農藥的市場銷售份額已占到我國農藥市場的三成，且在水稻和小麥這兩大主糧的草害防治上，已呈現出被外資農藥主導的局面[31]。有些水稻主產區，90%的除草劑市場都被孟山都的農達占領[32]。這些外資農藥價格年年上調，導致農民用藥成本越來越高[33]。
綜上所述，在農資安全方面我們面臨兩方面的巨大挑戰：一方面是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在促進糧食增產的同時，卻嚴重透支了土壤和生態環境，嚴重威脅著農業安全和農產品安全，這種高度依賴化肥、農藥的發展模式顯然不可持續。另一方面，在農資的生產和流通方面，外資壟斷已嚴重威脅了我國農資生產、技術研發、流通和價格的自主性。上述問題也透射出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危機。在全面開放的市場體制下，利潤導向下的農業技術推廣已經失去了基礎性和公共服務性。
第六，轉基因問題?！都Z食法(征求意見稿)》第十二條：“國家保護糧食作物種質資源，扶持良種選育、生產、更新和推廣使用。轉基因糧食種子的科研、試驗、生產、銷售、進出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
現實是我國糧食作物品種的“良種選育、生產、更新和推廣使用”現狀，與這一條的明確規定南轅北轍。“十二五”期間實施了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央財政為轉基因品種的商業性開發，一次撥款240億元人民幣(還不包括地方配套資金和企業出資、不包括科普宣傳經費)，而對常規育種卻只提供1.8億[34]，這個做法不僅造成本末顛倒，還促發了極不正常的轉基因品種開發狂潮和商業化和產業化強大推力。在立法層次上，對轉基因糧食品種的種子的科研、試驗、生產、銷售，我們找不到任何實質性的法律性約束，也就是說，只要有錢，任何人任何機構都可以做，轉基因技術試驗呈現缺乏監管的狀態。國家保護糧食物種資源的使命已無從談起。
近幾年來，隨著轉基因食品合法與非法地大規模進入人類食物鏈、散布在環境中，隨著各地出現的生態異象和大眾健康退化現象，社會上出現了關于轉基因安全問題的激烈爭論，直接涉及到(一)目前進口的轉基因農產品是否安全，(二)轉基因糧食作物是否應該在中國進行商業化種植。
轉基因生物是否安全?2013年10月21日“歐洲支持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科學家團體(ENSSER)”發布了公開聲明，強烈抵制轉基因種子開發商、一些科學家、評論員和媒體記者對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宣傳。公開聲明指出，這樣的宣傳具有強烈的誤導性，因為并不存在一個關于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學共識。甚至目前并沒有充足的研究證據，可以證明長期食用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無害，或者種植轉基因作物對環境安全，反而有越來越多的根據表明，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食品是有很大風險的。多項國際協定——包括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通過的《國際轉基因食品與作物評估指南》和中國2004年簽署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也都承認轉基因食品和轉基因作物存在風險。
這份公開聲明還明確地提出警告：關于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和判斷，顯著地受到了資助來源、學科背景和項目設定的影響[35]。在中國，跨國集團已經通過與企業合作、與機構合作、以及資助人員等策略，“加速跨國公司本土化的發展，順利建立進入政治、經濟、科研決策領域的鏈條”[36]，這個基本背景條件，對于中國有關方面判斷轉基因為“安全”、要推進產業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但無疑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導。
所謂轉基因作物的“優勢”，一是增產，二是抗蟲或減少殺蟲劑、除草劑的使用。然而，轉基因農業技術應用17年的實踐證明，這兩個優勢都不存在，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和報告表明：轉基因技術是一個失敗的技術，不能實現其增加食物供給養活全球人口的承諾。
就轉基因的增產能力而言，有研究比較了北美和西歐過去50年的大豆、小麥和油菜三個作物的生產，北美和西歐在緯度和氣候上相似，同時社會科技發展也有相當的可比性。從1996年開始，北美的上述三種作物開始大規模種植轉基因品種，而西歐則堅持使用常規品種和其它綜合農田管理措施。研究發現，北美的轉基因品種沒有增產優勢，過去20年盡管產量有所增加，但增幅小于西歐。以玉米為例，1961-85年西歐玉米平均畝產324.54公斤，比北美畝產低38公斤。1986-2010年西歐玉米畝產552.66公斤，不僅追上了北美，而且比北美高出了0.39公斤[37]。在我國，根據黃季焜等人2005年基于幾十戶農戶的實驗對比數據，與常規水稻相比，轉基因水稻增產為6-9%，根據一般良種推廣經驗，大面積推廣時增產能力還可能有所下降。然而，從1998年到2003年，云南、四川、湖南、江西、貴州等省33個市202個縣推廣了云南農業大學朱有勇教授的團隊把傳統地方品種和現代雜交稻品種多樣性混栽的技術，據四川、云南的統計，農藥使用減少80%以上，雜交稻增產6.74-9.39%，傳統水稻增產61.6-117.4%[38]。由此可見，轉基因沒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增產優勢。
在轉基因作物抗蟲方面，據南非的非洲生物安全中心(The African Center for Biosafety)的調研發現，在南非引入商業種植15年后，孟山都的BT玉米MON810遭遇慘敗，大量的昆蟲顯示出抗藥性，并且由于蟲害，有些農場減產10%-50%。南非早在1997年就開始種植轉基因作物，然而大規模的昆蟲抗藥性也最早出現在南非[39]。阿根廷是另一個最早轉向轉基因農業的國家之一，大量種植轉基因大豆，結果同樣是昆蟲都產生了抗藥性。同時，長期觀察還發現，與常規作物相比較，種植轉基因作物并沒有減少使用殺蟲劑和除草劑?；氐缴鲜鑫鳉W和北美的三個作物種植比較，在殺蟲劑使用上，雖然北美和西歐在過去20年都有減少，但西歐減少幅度遠大于北美(以1995年為基準線，2007年美國殺蟲劑使用量減少到85%，法國則減少到24%);北美除草劑使用增加，而西歐減少(仍以1995年為基準，2007年美國除草劑使用增加到108%，法國則減少到94%)[40]。所以，長遠看來，轉基因作物并不具備其支持者宣稱的抗蟲優勢。
相反，有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對環境安全、物種安全、人體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有深刻的負面影響。在菲律賓，轉基因玉米已經有10年商業化種植的歷史。在種植轉基因玉米地區，菲律賓的“農民和科學家聯合支持農業發展”(MASIPAG)組織對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進行了調研，其中農民講述了他們生產中遇到的問題，包括新的害蟲出現，土壤流失，玉米物種污染，以及人畜的健康問題。農民還發現，因為失去了傳統的種子，也因為周圍轉基因玉米種植的影響，回到傳統的或生態友好的玉米種植模式非常困難[41]。根據美聯社報道，在阿根廷，種植轉基因作物噴灑的農藥及農藥成分漂移，進入水、土壤、學校、家庭，給農民和周圍居民帶來了危害。在種植區的調查發現，那里80%的兒童血液里有農藥成分。在圣特婓，癌癥發病率是全國的2-4倍，在查坷，出生畸形是10年前的4倍[42]。
在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農民的生計越來越受到壟斷性公司的擠壓。印度自2002年起開始普及種植孟山都的轉基因棉花，農民背負了比過去昂貴的生產成本，許多農民為支付生產成本舉債，因此典押土地，將希望寄托在高產豐收。在收成不好的時候，他們受到債主的追逼，因此年年都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失地、自殺。而轉基因棉花的普及帶來的是種子的壟斷，因為轉基因棉花所到之處，傳統的棉種很快從農資店消失，使得農民別無選擇。老一輩農民說以前農村沒有這樣的自殺現象。到2011年，印度自殺的農民已達25萬，平均每30分鐘便有一位農民自殺[43]。非洲生物安全中心指出，南非玉米種植的近90%都是轉基因品種，作為主糧的玉米供銷由幾家大公司掌控，像孟山都這樣的生物技術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44]。
前車已覆，后車為鑒。既然轉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沒有科學共識，既然上述各國的實用案例已經顯示，轉基因作物在增產、抗蟲方面沒有任何優勢，反而會給農民生計、人民健康、物種安全和環境安全帶來威脅，因此，《糧食法》修訂，應當采取的原則是，以人為本，人民的健康、生態的可持續性高于一切!具體的措施是：
一、 嚴禁轉基因糧食商業種植，同時禁止轉基因糧食品種商業性開發項目。
二、 必須在中短期內有計劃地削減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經過一段時間要全面停止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
三、 在轉型期內，對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糧食和食品加強監管和標示，建立公正、獨立、透明的監管、調查系統。進入市場的轉基因食品必須經過“食用安全性”試驗，受委托的試驗主體必須具有獨立性，不能受國內外的商業利益和其他勢力的影響。
四、 在國內違規擴散轉基因的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屬于違法，必須追責到底。
作為中國的農作物品種的種子系統，不可以讓沒有安全性共識的所謂轉基因的育種技術做主導技術。政府應當是保護本土糧食物種資源的衛士。因此我們建議第十二條改為：“國家保護糧食作物種質資源，扶持良種選育、生產、更新和推廣使用。由于對轉基因農業技術的安全性不存在科學共識、難以在有限時期內達到共識，因此在本法有效期內禁止任何糧食和農作物種子進行轉基因的商業開發性項目，暫停一切開放性試驗。任何單位和個人均不得違反。”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糧食法(征求意見稿)》需要首先明確糧食的定位，把糧食生產和消費體系界定為具有多功能性和多重價值的公共體系，這一體系應當維護人民主體、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為了國家糧食安全、人民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糧食法(征求意見稿)》應該反思市場配置糧食資源所造成的上述問題，應重新選擇與這些目標相適應的手段。近年來的氣候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有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對食物供應存在負面影響[45]，然而《糧食法(征求意見稿)》對這一變數只字未提。環境和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挑戰，正需要我們通過生物多樣性來應對，《糧食法》對此應有前瞻性的考量。
此致
敬禮!
[1] 臧云鵬，“人民財評：我國三大主糧進口猛增原因在哪里?”人民網-財經頻道，2013年6月17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617/c1004-21862975.html。
[2] 嚴海蓉、陳義媛，“從大豆危機看食物主權”，《南風窗》，2013年9月9日，http://www.nfcmag.com/article/4256.html
[3] 京華網：《委員建議“反對浪費”入<糧食法>》，2013年3月12日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3/12/content_1973947.htm
[4] 中國廣播網：《我國糧食自給率降至90%以下 糧食安全沒受威脅》，2013年7月1日 引自：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3-07/01/c_124937364.htm
[5] 王紹光等：大豆的故事——資本如何危及人類安全，《開放時代》，2013年第3期
[6] 李艷杰，“菜油原料進口價格低于國內 定價權或易手外資”，《中國經營報》，2013年5月25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30525/001015581387.shtml
[7] “產糧區農戶“零存糧” 糧食安全隱憂初現”，《經濟參考報》，2012年9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21/c_123742971_2.htm
[8] 北京晨報：《商務部鼓勵外資投資農業和新能源》，2013年3月21日 引自：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3-21/4662579.shtml
[9] 魏后凱 王業強：《中央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的理論基礎與政策導向》，《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11期
[10]胡靖：《糧食安全恐陷入“公共品陷阱”》，《中國改革論壇》，2011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practice/201107/t20110707_115367.htm
[11] 中國經濟周刊：《缺糧的中國:過半省份難以自給 上海最缺糧》 ，2013年7月2日，引自：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02/c66323-22046895.html
[12] 濟南日報：《我國十年來土地沙漠化急劇惡化 年毀耕地200萬畝》，2013年4月9日 引自：http://env.people.com.cn/n/2013/0409/c74877-21071408.html
[13] 見中國經濟周刊
[14] 全國人大法規庫：《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005年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6/content_989_2.htm
[15] 同上
[16] 見上，中國經濟周刊
[17] 新快報：《九三學社：中國耕地重金屬污染面積超16%》，2013年3月3日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847428
[18] 見上，“法制日報”
[19] 新華社授權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20] 綠色和平：《氮肥的真實成本》，2010年m.greenpeace.org/china/Global/china/_planet-2/report/.../cf-n-rpt.pdf
[21] 法制日報：《中國60年化肥施用量增百倍 有毒物質危及食品安全》，2011年5月27日 引自：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5-27/3070685.shtml
[22] 經濟參考報：《外資種業巨頭加速布局中國》，2011年6月14日 引自： http://www.jjckb.cn/2011-06/14/content_315069.htm
[23] 新華網：《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種子市場》，2012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25/c_113488679.htm
[24] 農博網：《2012年我國種子行業發展現狀分析》，2012年10月11日http://zhongye.aweb.com.cn/20121011/563453.html
[25] 見上，“經濟參考報”
[26] 人民日報：《專家：洋品種已占據中國玉米種子10%市場份額》，2012年 12月23日 引自： http://news.163.com/12/1223/02/8JCJTG1400014AED.html
[27] 人民日報：《黑龍江洋玉米種子種植占15% 外資種企步步緊逼》，2012年12月23日 引自：http://finance.qq.com/a/20121223/000472.htm
[28] 和訊網：《我國蔬菜種業為何受制于“洋種子”》，2012年5月31日 http://stock.hexun.com/2012-05-31/141984243.html
[29] 《半月談》內部版：《洋種子“攻城略地”民族種業堪憂》，2012年第7期 引自：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716/c70846-18526672.html
[30] 商報網：《外資農藥企業加速在華攻城掠地》，2011年第7270期 http://epaper.shangbao.net.cn/news-55672.html
[31] 南方農村報：《農資渠道版圖將迎“大地震”?》2013年8月16日 http://www.ampcn.com/news/content.asp?newsid=89143
[32] 王亞菲：《中國農藥，需要雄起》，《營銷界》，2013年第13期：48-50.
[33] 中國農藥第一網：《外資農藥沖擊國內市場 國內企業陷入困境》，2012年7月11日http://new.nongyao001.com/show.php?itemid=18529;
見上，商報網;
見上，王亞菲.
[34] 科技日報報道，轉引自農博網“非轉基因增產的尷尬” http://news.aweb.com.cn/20111115/463645924.shtml
[35]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Statement: No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GMO safety”. 2013/10/21
http://www.ensser.org/increasing-public-information/no-scientific-consensus-on-gmo-safety/
[36] 佟屏亞：轉基因作物能增產是騙人的，新華網 2013年10月25日
[37] Jack A. Heinemann, Melanie Massaro, Dorien S. Coray, 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 & Jiajun Dale Wen. 2013.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DOI: 10.1080/14735903.2013.806408
[38] 朱有勇等.2004.利用抗病基因多樣性持續控制水稻病害.中國農業科學，37(6):832-839.
[39] Africa Center for Biosafety: “GM Maize: Lessons for Africa, cartels gorge profits on SA’s poor”, 2013/11/5 http://www.acbio.org.za/index.php/media/64/450-m-maize-cartels-gorge-profits-on-sas-poor-eye-african-markets
[40] Heinemann et al, 2013, ibid
[41] MASIPAG: "10 Years of failure, farmers deceived by GM corn," 20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CuWs8K9-kI
[42] Associated Press Investigation: “Argentines blame birth defects, cancer, on agrochemicals for biotech crops”, 2013/10/21 http://seattletimes.com/html/nationworld/2022094305_apxargentinaagrochemicals.html?syndication=rss
[43] Micha X. Peled, dir.: "Bitter seeds", 201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HErBOROFu0
[44] The Africa Center for Biosafety: “GM Maize: Lessons for Africa, cartels gorge profits on SA’s poor”, 2013/11/5 http://www.acbio.org.za/index.php/media/64/450-m-maize-cartels-gorge-profits-on-sas-poor-eye-african-markets
[45] Leaked IPCC report links climate change to global food scarcity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world-on-a-plate/2013/nov/07/climate-change-environment-food-security-ipcc-emissions-united-nations-global-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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