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陌生和稀缺：90后，我們懶得考慮未來
2.被卷入：不去城里行嗎？
3.夢想艱難：資本堵死我們所有出路
4.賀雪峰：農民工創業：不可承受之重
下班了，大批流水線上的工人，先后涌向附近的飲食店。
“飯都沒吃，聊啥理想呀!”“吃完飯再說”……9月13日中午，在東莞市厚街鎮三屯工業區，當《南風窗》記者試圖和他們交流，談一下“理想”、“夢想”的話題時，工人們無一例外紛紛逃避，不時地回頭看看記者，表情怪異。
這多少有些令人尷尬，這種尷尬折射著今天這個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所面對的一切。
一、陌生和稀缺：90后，我們懶得考慮未來
“我常問我的員工，你們有什么理想，但很多人是沒理想的，也沒啥想法。”東莞市橋頭鎮躍威模具加工廠的老板陳躍向《南風窗》記者坦承，他開工廠6年，但能讓他將普通員工的手機號存在自己手機里的，只有盧星一人。
盧星是廠里的新人，24歲，廣西武鳴縣人。按照盧星的說法，“和其他員工相比，我只是‘多想’一些”。
或許是他的“多想”，讓38歲的陳躍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也找到了這個時代最為缺失的東西—理想。今年7月，盧星找到陳躍，“老板，我想在你這兒上班一年，工資你給不給都無所謂。如果你感覺我還有點貢獻，就隨便給點”。盧星的打算是學好工業設計，然后開公司做老板。
模具是工業設計的基礎，學好模具是做好工業設計的關鍵。為實現夢想，盧星從流水線做起，每天上班12個小時。
陳躍說，自己喜歡他，是因為從他身上找到了久違的自己—“一心想當老板”。1997年，陳躍從廣西來到廣東打工。在每家工廠上班，陳躍總在私底下將自己和工廠老板比比，尋找差距，學習管理方法。但在一次次比較后，陳躍很不服氣，“他們沒我聰明，也沒我靚仔，但掙的錢卻比我多!”
10年打工后，陳躍和他弟創辦了現在的這家加工廠。6年過去了，他手下的工人換了一撥又一撥，但他很難發現有沖勁和理想的員工。因為很多員工都習慣于從生產線到飯堂再到宿舍的“三點一線”生活，特別是“90后”的很多員工，由于有了父輩的經濟支撐，生存壓力不大，掙錢基本是自己花。
學好模具，一個月有四五千元收入，但有些人還是不愿干。陳躍以他的侄子為例說，“起初，他在我這兒學模具，后來嫌模具臟，因為經常接觸到一些機油等，他寧可幫人家洗車—洗車一個月工資才1500元，提成是一部車5塊錢，但這5塊錢是洗車店所有員工一起分，每月總收入就2000塊錢左右。”
和一些人因生活壓力大，而導致理想被“剝奪”的情況相比，許多“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恰恰因為沒有生活壓力才導致理想“喪失”。對他們而言，大部分父母用打工的積蓄在家鄉為他們建了婚房，讓孩子出去打工，并不是企盼他們帶回多少錢，而是希望他們“找個媳婦回來”。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選擇上，選的是“邊干邊玩”的活。
李海兵一名“90后”的表弟，就是邊打工邊到處旅游。李海兵是四川營山縣人，今年29歲，目前，他在位于廣州花都區的一間制衣廠上班。他周圍就有不少像表弟一樣的，有時候工資花光了，還要父母寄錢過來。
二、被卷入：不去城里行嗎？
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不是沒理想，只是理想起了變化。他們關心的只是現實，是錢、房子、女朋友這類話題，不大會去關心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包括政治。
但當然，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一樣關心你。這一點，李海兵深有體會。多年來，李海兵一直反對從農村跑到縣城買房。理由是：一是土地在農村，農民以農為業，在縣城安家，來回耕地不方便。二是在縣城住成本高，因為縣城連喝水、吃菜都要花錢，而且還要交物業管理費、衛生費等。
不過，現在的李海兵屈服了。“村里學校關了，也沒有醫院，好的教育、醫療等資源，全集中到縣城去了。”李海兵說，送孩子到鎮上讀書，騎摩托車一個來回差不多兩個小時，不跟風隨大流能行嗎?大家都被裹挾進去了。
李海兵所在的金鳳村七組，原本有300多人，現在留守村里的只有10多個人。李海兵說，如果農村的教育、醫療以及交通等民生的公共服務得到完善和提升，很多村民是不愿意進城的。
在農村，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以“集中優質資源辦學”的名義，按“小學進鄉鎮政府所在地，中學進縣城”的思路，關停了很多教學點，公共設施也一直在向縣城集中。隨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被帶離山村，帶走的不僅僅是資源，還有農民工的孩子以及農民工未知的未來。這也加速了農民進城的步伐，吃了一輩子苦，農民們都擔心孩子的教育被耽誤，重復自己的命運。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城市化中，無論白領，還是農民工，大家都逃不掉了，都在社會飛速發展中被卷入了。
逃不掉，就面對現實吧。問題是，不再回老家的農民工，如何在縣城里生存下去?30、40歲的打工者，還可依靠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多打幾年工，但他們終究都要面對自己老去后，怎么辦的拷問。
三、夢想艱難：資本堵死我們所有出路
掙錢，回家做點小買賣—這是稍有理想的打工者，關于他們未來的重點思考。小部分人的目標是，做更大一點的生意，如創業等。不過，和過去相比，理想的實現越來越難了，因為情況已經起了大的變化。
一個十分清晰的現象是：如果時光退回到10年前，內地很多縣城，除國營的百貨大樓外，幾乎沒有一家超市。但變化如此神速，最近幾年，隨著一二線城市競爭的白熱化，一些資本大鱷連一般的縣城也不放過了。隨著超市連鎖在縣城以及鄉鎮鋪開，外出務工者返鄉創業的信心，再度遭到打擊。因為一家超市崛起的背后，是以一連串中小店鋪的倒掉為代價。
這是一個“快魚吃慢魚、大魚吃小魚”的時代。可對于“如果沒生病，一年就只掙2萬元”的農民工而言，拿什么資本去競爭呢?除繼續幫大資本家打工，似乎還找不到更好的辦法。
李海兵承認，他所在的工廠里，80%的工友都不愿繼續打工，想自己做點事，很多人在年終的時候就說“明年不來了”。結果，春節后，幾乎個個都回來，“沒辦法，沒找到合適的渠道，弄不好，幾年積累的血汗錢，連本都收不回”。
“早年，膽大一些的，都能掙到錢”。但現在不一樣了，“想靠白手起家，幾乎不可能”。甚至，稍稍露頭，就被大資本家打得猝不及防，“大資本家甚至不需要創新，光是拷貝你，都能把你整死”。
陳躍有過這方面的教訓。去年，他投資研發了一種新的空氣壓縮機，但剛推向市場試探時，就被人拷貝了，“你搞個方的，他們設計個圓的。”陳躍說，“我們剛露頭，這些資本雄厚的企業，一下子偷學并向市場鋪開了，結果變成是我們幫人家搞研發了。”
有點資本的陳躍尚且如此，農民工的命運又如何呢?
面對《南風窗》記者的問題，廣西平果縣雁山村那雷屯的陸世慶從村頭數到村尾，結果發現，這幾年村里每年涌向城市打工的人群中，沒有一個人回來創業的，“掙錢—回家起房子或進縣城買房”，幾乎成為打工的唯一“理想”。但當這一“理想”實現，新生代的農民工也迷失了。
四、賀雪峰：農民工創業：不可承受之重
農民創業是以全家人的身家性命來承擔的，他們的創業不是創新而大多只是復制，這樣的創業當然得不到風險投資的支持。創業成功當然好，創業失敗，后果就會十分嚴重。
一
2011年9月，湖北省農辦組織武漢高校研究三農問題學者到一些縣市考察“三化”同步發展的情況。在大冶考察得知，今年湖北省第二屆百強鄉鎮評選，前三名的桂冠均被大冶市獲得。我們參觀了獲得全省百強鄉鎮第二名和第三名的陳貴鎮和靈鄉鎮。幾無例外，大冶百強鄉鎮的前三名均為工業主導型。湖北省委黨校在稍后不久召開“三化協調發展”研討會，正在省委黨校學習的鄉鎮黨委書記班學員參加了研討并有多名鄉鎮黨委書記發言，從鄉鎮書記的發言看，鄉鎮一級有著極其強烈的發展工業和城鎮的愿望。看來在湖北省，“三化同步”已成熱點問題，如何三化同步，正由政策口號變成地方實踐。
在湖北省委黨校三化協調發展研討會上，作主題報告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講到即將公布湖北省百強鄉鎮的情況。葉青說，雖然湖北省自己評出了百強鄉鎮，但湖北省沒有一個鄉鎮經濟實力可以進入全國“千強鄉鎮”，也沒有一個縣市可以進入全國“百強縣”，由此可以看出湖北省地域經濟尤其是縣域經濟(包括鄉鎮經濟)與全國的差距。鑒于湖北省與全國的巨大差距，湖北省必須全力發展縣域經濟，尤其是縣域工業。沒有工業化，三化同步也好，三化協調也好，都只能是空話。快速發展縣域經濟的關鍵是要做到三個輪子一起轉，既要搞好招商引資，這是外來女婿;又要善待本地企業，這是親兒子;還要鼓勵全民創業，只要全民創業，才能形成巨大經濟活力。
二
葉青局長關于應該發展縣域經濟的意見，我是很同意的。當前農民家庭中，年輕人幾無例外都進城打工去了。因為沿海經濟活躍，打工機會多，打工收入高，年輕人大多遠離家鄉而到沿海打工。到沿海打工，收入可能比較高，回家卻很難，一年只在春節回家一趟，而春節期間回來出去都像打仗一樣，十分不方便。農民家庭被人為地一分為二，農民雖然可以同時獲得年老父母的務農收入和年輕子女的務工收入，但分離的家庭生活不僅有違人倫，而且會影響子女教育。若縣域經濟發達，年輕人可以在當地務工經商，他們就可以在獲得務工收入的同時，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
不過，到了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格局與改革開放之初已有極大不同。在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不發達，短缺經濟仍普遍，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賣方市場，能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銷售不出去的，因此，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在鄉鎮、在村莊，到處都在辦企業、辦工業。到了1990年代，短缺經濟結束，市場經濟已由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白手起家創業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從國家政策層面來看，鄉鎮企業面源污染，濫占耕地，都有嚴重后果，因此在政策上也對鄉鎮企業有了較大限制。在金融上也有限制。從工業布局來看，1990年代是辦工業園區的時期，產業進園區不只是口號而且已經變成各地必須執行的政策要求。因此之故，進入21世紀，工業由以前的遍地開花，逐步收縮到了產業園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錯失1980年代發展的黃金時期，再發展鄉鎮企業，既無市場機會，也無政策條件了。
產業進園區，一個縣級政府不可能在每個鄉鎮辦產業園和開發區，而最多是在縣城周邊及縣域副中心(除城關鎮以外最大的鄉鎮)辦開發區，而一般鄉鎮是沒有條件也不會獲批辦開發區的。沒有工業，就很難有其他企業，鎮域經濟發展就沒有條件。這個意義上講，湖北省竟沒有一個鄉鎮進全國鄉鎮綜合實力“千強鎮”并不奇怪，因為湖北錯失了1980年代鄉鎮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湖北省縣域經濟不行，首先就是作為親兒子的本地企業經濟不行。培育本地企業的發展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招商引資對地方經濟的拉動更快更容易見成效，因此普遍出現招來女婿氣走兒子的情況。到底在支持本地企業和給外來投資優惠之間如何搞平衡，非本文關心的重點。
本文關心的重點是全民創業。全民創業，其實主要是兩個群體，一是外出務工經商小有收入的農民工，一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就前者來講，他們外出務工多年，學會了一些技術，積攢了一定資金，有一定管理生產的能力。若有地方政府的積極鼓勵，尤其若有一定的政府支持的金融幫扶，他們會有創業意愿。
不過，在主要發展基地遠離鄉村(至少是縣城開發區)的情況下，農民工很難籌措到足夠可以遠離家鄉的創業資金。他們最多有幾十萬資金，可以在村里至多在鎮上，辦起一家小規模的作坊，生產簡單的商品，這些商品若可以進入市場獲取利潤，漫漫積累，就可能逐步擴大生產規模，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但若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這些小作坊就會破產，血本無歸。無論之前預計多么好，市場經濟本身是殘酷的，最近20年，個人和集體創辦企業成功的例子不多，失敗的例子則比比皆是。
就后者來講，即就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來講，若能得到金融支持，他們也有創業的愿意。農民創業可以在現代農業方面有所作為。若農民可以以耕地和宅基地作抵押獲得貸款，農民就可能借貸創業。不過同樣存在的問題是，農民創業失敗之后怎么辦?僅就筆者調查獲得情況看，農民向銀行貸款來發展農業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農民貸款難收恐怕是所有與農民打過交道的銀行機構的共識。這也是為什么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從農村撤出網點的原因。如果耕地和住房可以抵押，農民更容易獲得貸款，但更容易獲得貸款并不意味著農民創業可能成功。農民貸款創業失敗的機會很大，他們的耕地住房被抵押出去的可能性就大。
無論是農民工創業還是農民靠貸款創業，都有成功的可能。一家成功，所帶來收益巨大，甚至可以抵上所有失敗所虧損的資金。但成功者是不會將自己的利潤拿去補虧損者的。而從實踐來看，創業風險極大，血本無歸比例極高，這樣下來的血本無歸者，今后人生將很艱難。
筆者在全國農村到處跑，見過很多創業失敗的中年農民的彷徨無助。雖然我們也可以如數家珍全國有多少創業成功的例子，且這些創業成功者幾乎都是經歷多次失敗之后才成功的。對一般農民來講，僅僅一次失敗，就將他及他的全家徹底打趴下了，哪里還有第二次創業的機會?
農民創業其實是越來越難，原因是資本下鄉了，市場飽和了，農民靠辛苦打工積攢的那點資金甚至通過貸款得到的那點錢去創業，哪里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即使農民創業成功，也往往只是復制一般企業的產品，而斷難真正開發出新的產品。冒那么大的失敗風險去復制早已過時的產品，這樣的創業沒有意義。
三
鼓勵創業，敢冒風險，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真正創新的希望。但這種冒險，是合理冒險，是風險投資，即這種被鼓勵的創業，是開發新產品，產生新需求，提升新技術的創業，這樣的創業，一百件中只要有一件成功，就是值得的，因為這種創業不是復制，不是重復勞動，而是創新創造。國家給大學生創業以風險資金支持，開辦高新技術創業園，實行硅谷光谷計劃，都是很好的。這種創業的風險，相當部分由國家和社會承擔，而不全由創業者來承擔，創業者只承擔有限責任。
但是，農民創業則是以全家人的身家性命來承擔的，而他們的創業不是創新而大多只是復制，這樣的創業當然得不到(也不應得到)風險投資的支持。創業成功當然好，創業失敗，后果就會十分嚴重。
當我們鼓勵農民創業時千萬要注意，其一，創業有風險;其二，創業很艱難;其三，創業難創新。
當我們總是以土地作抵押貸款讓農民創業時，我們希望農民可以運用金融的支持來增加收入時，我們可能會將農民推向萬劫不復的處境?
難道不是已經有了很多血的教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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