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里的打工女孩

　　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里有這樣一個鏡頭：麻幺妹拿出16歲女兒在東莞打工的照片，女兒穿著廠服，站在簡陋的工廠大門前面。這一幕折射出大部分國人對于東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個打工的地方。

　　在大部分工廠里，所有工人都是站立式勞動的，一天要站十個小時甚至更多。據一位工廠人事主管說，“日本人做事就是這樣，站著做事快一點，坐著就混過去了嘛。”

　　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里有這樣一個鏡頭：麻幺妹拿出 16 歲女兒在東莞打工的照片，女兒穿著廠服，站在簡陋的工廠大門前面。這一幕折射出大部分國人對于東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個打工的地方。

　　在世界工廠東莞，女工一直是外來務工人員的主力軍，電子廠里的女工比重甚至一度達到百分之八九十。“80 后”和“90 后”女工正在逐漸成為工廠的主力，她們與“60 后”、“70 后”女工有著全然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她們不僅僅是為了掙錢，她們更希望在離開農村來到城市后謀求發展改變命運。

　　這些年輕的打工女孩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華爾街日報》女記者張彤禾歷時 4 年寫就了《打工女孩》，在美國出版后被《紐約時報》提名為優秀讀物，榮膺“《華爾街日報》2008 年度十大好書”;而來自新疆的中國女作家丁燕則以一名打工者的身份走進了這些打工女孩的生活，完成了《工廠女孩》。兩位不同國籍不同背景的女性，以不同的視角講述了東莞打工女孩們的故事。

　　專訪《工廠女孩》作者丁燕 女作家“打工”記

       2010 年，東莞文學院簽約作家丁燕申請了“她在東莞”的項目，將調查、寫作的對象集中于東莞的各類女性，而工廠的女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群。最終她決定進入工廠成為女工中的一員，“將自己的肉身作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

　　丁燕與她的新書《工廠女孩》中的女工們在車間合影。左側女孩就是她新書封面上的女工。

　　“沒有不可能發生的不良，請認真對待每一個動作。”

　　走進東莞市樟木頭鎮的大型電子工廠，諸如此類的標語撲面而來。

　　簡體、繁體、日語三類標識隱喻著這里的權力金字塔。

　　這天是周六，廠房內的工人并不多，按組聚集在不同的流水線上。統一的灰色馬甲，男生戴鴨舌帽，女生戴頭巾，帽子和頭巾的顏色分為藍、黃、粉、綠幾類，代表著他們在流水線上的不同位置：捆包、調試、插件、組裝……據人事主管介紹，這里的工人基本都出生于 1986 年以后，90 后居半。

　　工作的廠房中機器聲嘈雜，能聞到一股刺鼻的氣味，像是走進了一間化學實驗室。“這已經很好了!”走在旁邊的丁燕悄聲說，“我原來那個地方一進去眼睛就疼，和這個比起來，這里是豪華車間。你看這里地多干凈!”

　　在 2011 年的 200 余天里， 丁燕也曾是這些工人中的一員。在此之前，她的身份是詩人。

　　丁燕祖籍甘肅，上世紀 50 年代，為了躲避階級斗爭全家遷往新疆哈密，她就在那里出生。研究生畢業后，丁燕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新疆展開，從記者到作家，她曾發表、出版過詩歌、散文、小說等各類作品。

　　2010 年，丁燕舉家遷居廣東東莞，成為了東莞文學院簽約作家。“不惑之年，我讓自己重新變成嬰兒。”她在《工廠女孩》前言中寫道。

　　在東莞文學院，丁燕申請了“她在東莞”的項目，將調查、寫作的對象集中于東莞的各類女性，而工廠的女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群，最終她決定進入工廠成為女工中的一員，“將自己的肉身作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

　　拿著相機走在工廠的流水線中，來訪者會明顯地感覺到自己是個異類，哪怕穿著與工人相同的馬甲。所有工人的目光都會緊緊“釘”在外來者身上，關注對方的一舉一動。在這種防備的氛圍中， 真誠的交談變得非常困難。

　　感受到扎在背后的目光，就會理解丁燕看似費解的選擇。在這里，魯莽的入侵者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走，要么變成她們。

　　潛伏工廠

　　“初中(含)以上學歷，年齡 16-40 周歲，矯正視力正常，身體健康，能吃苦耐勞。”這是電子工廠門口的普工招聘標準，樟木頭的工廠大多如此。因此，出生于 70 年代的丁燕在這里找工作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

　　她換上隱形眼鏡、穿上最破舊的衣服，一連幾天騎著自行車徘徊在各處工廠的門前，“找了好幾天，搞得我灰頭土臉，好懊喪的。”最終，她找到了一家條件極差的音像帶盒廠，因為工作很苦，對年齡的要求不高，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工都是文盲。

　　她被分配從事啤(Bie)工的工作。這項工作主要是將閘機中掉出的塑料制品在涼水中冷卻，需要彎著腰在不同的水盆間不停地搬運，雙腳長期浸泡在水和機油當中。丁燕在書中寫道：“這種工作的恐怖，不在慘烈，而在消磨。”連續的彎腰、撈拾，每天重復 11 小時，把一個簡單的動作上萬次地重復。

　　有一次她的任務是修理衣架，把巴掌大的迷你衣架上凸起的塑膠棍用鉗子剪掉。她需要一天完成 20 箱貨，捏鉗子 2000 次以上。四小時后午飯的時候，她的整個手掌已經像面包似的腫起，從中指至掌心已經滲血、幾乎磨爛。丁燕看到身邊熟練工阿鳳的手，像樹樁一樣粗糲，整個食指就像黑色的松樹節。她回憶說，“她們拿刀片削手上的皮，唰唰唰，就像大師傅切菜一樣。不疼，削上去就起一點白刃，根本不疼!”

　　結束音像帶盒廠的工作回家后，她整個人虛脫，渾身顫抖，一連三天橫躺在床上，只能喝流質食品。因為站立起來會頭暈，需要扶著墻去洗手間。她從未想過人的身體可以累成這樣，連呼吸都乏力。

　　短暫的調整之后，丁燕繼續去了兩家電子廠。比起音像帶盒廠的過度勞累，這里的日子稍微輕松一點，但是對身體的傷害卻絲毫沒有減少。

　　她在電子廠做過很多工作：貼 Pass 紙、套袋、打膠、磨砂輪機、燒 IC 程序……其中印象較深的是焊錫。這項工作每個月會多給 50 塊錢崗位津貼，因為它有毒。做焊錫的樣子是：右手持烙鐵，左手拿漆包線，將線蕊對準電子版上的錫點，用烙鐵壓下去，一股青煙冒起后，線頭粘在板上。正是這股青煙有化學毒氣。

　　為了防止吸入毒氣，丁燕在開始操作的時候，冒煙時會將頭側偏，屏住呼吸，但是這會使錫點非常難看。如果想使錫點渾圓，在操作時必須將頭俯下去，盯著看，而焦糊味冒起時你已不自覺地吸入了，接著就會慢慢適應，不再想到它是毒氣。

　　但是身體卻不可能習慣這種氣體，“首先是惡心，我干完以后覺得食欲萎靡，吃不下去東西。而且我覺得它會影響智力。”丁燕說。她的工友于瑪麗是焊錫的熟練工，這個漂亮的姑娘時常臉上冒痘，面色慘白，食欲全無。

　　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于瑪麗的手。她為了讓錫點好看，習慣于用手擋住流出的錫液，使得她的手變得和標致的面孔極不相符：“那手掌，皮膚粗糙，布滿疤痕，骨節粗大，幾乎無法合攏，指甲蓋慘不忍睹，褐黃發烏，邊緣破損，像個常年捏著煙卷的大煙鬼。這樣的手如果放在男人的額頭--那場景該多么怪誕、吊詭。”丁燕在書中寫道。

　　因為在工廠中大半年的生活，丁燕能夠立刻體察到看似整潔的工廠中常人難以察覺的殘忍之處。例如我們所到的這家日資電子廠， 環境干凈整潔，設施齊備，不僅擁有寬敞的車間、倉庫、宿舍、食堂，還有圖書室、健身房、桌球室。

　　然而走入車間之后，丁燕就發現了第一個問題：所有工人都是站立式勞動。

　　“為什么要一天站著工作十小時?”工廠人事主管說：“日本人做事就是這樣，因為站著做事快一點，坐著就混過去了嘛。”

　　因為站立式勞動對體力的要求，這里拒絕 40 歲以上的工人。

　　第二個問題是這里的工作時間：上午 7:30-11:40，下午 12:40-18:50，期間每兩小時休息 10 分鐘。這里稱下午連續勞動 6 小時的工作模式為“直落”。針對這個“直落”，丁燕非常憤慨，“從一點干到七點，這是不符合生理規律的，人四五個小時就要饑餓的呀。你忍一天可以，忍一年、兩年，不得胃病嗎?這個是好殘酷的。”

　　為了防止被金屬劃傷，工人們工作時會戴上橡膠指套。

　　兩代“農民工”

　　中午 11:40，流水線工作停止，工人們從統一的頻率中解散出來，涌向食堂。

　　剛才還沉靜如水的車間里突然開始嘰嘰喳喳、歡聲笑語，像是一幅處于“暫停”狀態的畫面突然動了起來。男、女工們摘掉頭上的帽子和頭巾，露出五顏六色的頭發，黃的、紅的、紫的……這個時候，這些 20 歲左右年輕人的個性沖破統一的編碼數字，張揚出來。

　　在這家三千人左右的工廠中，除去在外租房的，有兩千多工人選擇住宿舍。

　　我們去的時候恰逢午休，進進出出的女工們手里都拎著袋子，“中午回來做個面膜”，擦肩而過的女孩笑著說，“我們這里的女孩子很時髦的。”

　　在工廠門口的街道上，鱗次櫛比開著各種小店：化妝品店、網吧、桌球、酒吧、電腦培訓學校、藥店……宿管說最近新開的兩家 KTV 和大排檔生意都相當火爆。年輕女工愛美，這位宿管的妻子和侄女都在這里工作，他說她們每月的花銷主要集中在化妝品和衣服上，侄女每月買衣服要花掉 400 多塊錢。男工愛玩，啤酒瓶隨處可見，他們的錢用來買煙和檳榔，廠內流行一句順口溜，“檳榔加煙，法力無邊。”

　　相對于 60、70 后的打工者而言，如今已成為工廠主力的 80、90 后，他們的消費觀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丁燕在《工廠女孩》第二章舉到了一個例子：因為捏鉗子手掌疼痛，她想在街邊買一雙五塊錢的手套，這時一同做工的阿鳳瞪圓了眼睛教訓她：“你不能這樣花錢!咱們出門打工就是為了存錢，你這樣花錢，哪里能存得住，一個月不是白辛苦了……”這是 60、70 后打工者們的普遍心態，他們的頭頂都懸著一把利劍，劍尖就是“窮”，他們需要千方百計掙錢、攢錢，養活農村的父母和孩子。

　　與父輩們為貧窮所迫、背井離鄉不同，80、90 后的年輕人離開農村不僅是為了掙錢，更是為了謀求個人的發展，進入城市化的豐富與文明。和眾多工廠女孩一樣，丁燕舅舅的女兒小琴只身從新疆的家中出逃，來到樟木頭打工，其實家中的果園足夠維持生計，然而她仍然寧愿吃一元一盒、夾雜著紙漿與廢料的腸粉，也不愿回到家中，甚至不愿再與親人聯系。

　　走在樟木頭街頭，經常能夠看到拎著行李箱的青年男女，他們頻繁輾轉在不同工廠與城鎮之間。看著他們的背影，丁燕說，“這兩代人的變化和中國外部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從我個人的角度，覺得 90 后應該有個性，他們為什么就不能有更多選擇?為什么要像父母那樣缺乏個性地生活呢?試圖用 70 后的標準去衡量 90 后是不對的，也是粗暴的。”

　　丁燕在書中描寫過兩個女孩，趙蘭花和申雨荷。她們都是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留守兒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她們長大以后，繼續了父母的打工之路，成為了新一代的工廠主力。

　　這樣的情況很普遍，很多孩子甚至和父母在同一工廠。

　　丁燕書中記下了趙蘭花和她母親之間的種種矛盾，“90 后的留守兒童長大后，和父母總缺乏親密。外出打工的父母望子成龍，打電話時，總以教訓的口吻說話，而父母常年缺席，只作為某種象征性的符號出現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能照料他們的日常生活，即便孩子知道吃穿用度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錢，情感上，對父母依舊是生疏的。”

　　在先威路“百姓百貨”的門口，丁燕看到蘭花和她的同伴們穿著簇新的衣褲、戴著時髦的銀鏈，卻將芒果皮肆意地扔在地上、向遠方一顆顆地噴射荔枝果核。

　　這時她刺痛地發現，城鄉之間、兩代打工者之間缺失的教育，遠不像穿衣打扮這樣容易彌補。

　　陰性帝國

　　今年以前，女工始終是樟木頭工廠的主力，一度達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比重，電子廠被人們稱作“女兒國”。丁燕在書中將它形容為“陰性帝國”：“電子廠是個陰性帝國，輕柔、耐心、反復是這里經久不衰的主題，而男人們引以為傲的體能、毅力和創造性，則被理解為粗心、不良品、被開單。電子廠永遠都歡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搗蛋、胡鬧、不安分的代名詞。”

　　據工廠管理者反映，今年招工的男工數量首次超過了女工，女工成了工廠爭搶的對象。工廠每月高達 20% 的離職率，選擇離開的多是年輕女工。

　　宿舍管理人員慨嘆 90 后的女工“說不得、罵不得、罰不得”，因為選擇余地大，她們不怕罰款也不怕開除，個性化強，吸煙的越來越多， 甚至向廠里要求，效仿男生成立一間女生“吸煙室”。

　　丁燕曾經在工廠的女廁墻壁上看到這樣的話：“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錯!我只愛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殺了你……”在男少女多的時候，女工的性和情感需求備受壓抑，一名男工同時擁有兩個女友的情況并不罕見。

　　然而眼下，情況發生了轉變，“現在年輕人把戀愛看得跟鬧著玩兒似的，今天可以跟你，明天就可以跟別人。而且這么想的大多是女孩子。跟原來真是不一樣了。”宿管感嘆地說。

　　他說到一個例子，在今年四月中旬，廠里一個頗有個性的女工失蹤了，三天杳無音訊。家人報警后發現她被另一個工廠的男工帶出去做小姐了，從此一去不回。與此類似，很多 90 后的打工女孩都不再將工廠視作自己最終的歸屬，她們在忍受身體疲勞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尋求其他選擇。

　　在《從女工到女生》一章，丁燕描寫了一個叫做申雨荷的女孩。她樣貌出眾，通過街舞表演獲得青睞，進入辦公室做文員，她拒絕了經理的追求，一心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管理層。在日資企業，會日語是了不得的籌碼，于是她報語言班學習日語，而后決定向父母借款三萬，去黑龍江的學校進一步專修日語專業。丁燕說認識了這么多的女工，在申雨荷的身上，她看到了 90 后工廠女孩的希望。

　　一位女工的宿舍。女孩子們都會給自己掛上“窗簾”，隔出一塊隱私空間。

　　與之對應，在《何日君再來》中，丁燕介紹了三位從工廠出來后選擇做“二奶”的女孩子。其中的雯雯是丁燕的鄰居。她 1984 年出生，在工廠遇見臺灣商人老黃時，對方 55 歲。老黃為雯雯買了三層別墅，由于善妒，不允許她和別人交往，于是雯雯養了幾條狗陪自己。一次，在兩條狗被意外毒死之后，雯雯向人哭訴：“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以后哭了，我的點點就來舔我的眼淚……”“男朋友”三個字，讓丁燕有種刺痛感。每天在同一院子出入，丁燕發現老黃看雯雯和雯雯看狗的眼神竟然是一樣的，帶著施舍。

　　“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二奶’，眼皮都不會抬一下，躲得十萬八千里。但是現在我們每天都打招呼，‘二奶’就‘二奶’唄，像個中性詞一樣。你去看她們現在住的別墅，和從前租住的瓦房相比，天上地下。在這里，傳統的道德判斷全部被消解掉了。”

　　丁燕的家在樟木頭的花園小區，在港商往來頻繁的年代，只向香港人出售。

　　小區內山水環繞，干凈舒適，住在這里的年輕女孩居多，有些是情人身份。小區門口正對著先威路，這里有工人租住的瓦房區。

　　沿著水果攤旁彎曲的小徑向里走，有幾片連著的瓦房，多是同鄉的工人聚集在這里，兩口子租一間，每月二百元。

　　瓦房內空間狹小，四壁黝黑，貼著報紙的墻面有股潮濕的霉味，屋內有用水泥墻隔出的廁所，灶臺在一扇面向墻面的窗戶下，光線幽微。偶爾地，還會從瓦房中走出一兩只狗和雞。

　　潮濕、昏黑、悶熱，所有宜居的標準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反義詞。幾百米外的山間，別墅里住著的年輕女孩們多是從這里走出去的。貧民窟與富人區緊密地共存在這個小鎮上，走在街邊、來自農村的年輕女孩們不斷地接受刺激，依靠自己的本能和野心，選擇未來。

　　B = 《外灘畫報》

　　D = 丁燕

　　“我如此大規模地使用了自己的身體”

　　B: 你為什么會選擇在樟木頭住下來呢?

　　D：我之前也住過深圳，但老是覺得我跟這個城市誰也沒看上對方。我想要的跟它所表現的不搭，它表現出來的是我多文明、多干凈、多廣闊，我需要的不是這個。從作家的敏感性來說，太光滑的東西不好進入。

　　但是我第一次到樟木頭，看到人來人往、車來車往這么混亂，當時就說“這個地方是寫作的天堂”。東莞的豐富性就在這里，全國各地不同水準、不同檔次的人都到這里來，在這里生活。

　　我是打心眼里覺得樟木頭給作家、藝術家提供了一個毛茸茸的生活切面。

　　今天這個橋洞壞了，明天那個路在修，變化的現場是活生生的，你每天都在這個過程中進行著。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就買了房子搬到這來，完全是感性的決定。

　　B：住在這里也為寫作提供了方便?

　　D：我這本書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我有意識地去工廠打工，另一方面是我生活在這里無意當中觀察到的。有很多的細節，你不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的。

　　比如在我家門前的街上走一下，你就知道女工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她們吃的大排檔、麻辣燙，逛的超市，她們怎么聊天、打電話，她們喜歡看的雜志……一目了然。這條路離我家只有一兩百米，我跟她們的生活是融為一體的。可以說我從家門口走出來就進入了女工的生活場地。

　　不住在集體宿舍的女工會在外面租房，一位女孩子剛給自己的寵物狗洗完澡，打算用吹風機把它吹干。

　　B：你認為你的寫作和其他作家相比，差別在哪里?

　　D：你沒有干過那個活你不知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有巨大的差異。尤其是重復在那里干，你會對生命，或者說人是個什么樣的動物，有深切的體驗。我和其他作家的差別是“我如此大規模地使用了自己的身體”。你真的跟其他女工一樣干完了那些活以后，就會深刻地理解她們的選擇。

　　這也是我寫作的主導思想：一定要面對真實的生活，但是在面對真實生活的同時，我一定要尋找普通人身上的亮點。咱們現在有一個詞很俗，叫“ 正能量”。就是我一定要找到這個人的亮點，找到這個人身上是什么東西在支撐他的行為。

　　這個亮點在我的寫作中特別重要，就是支撐普通人往前走、活得欣欣向榮的這種鮮活的能量它來自于何方。

　　B：通過你的觀察，在工廠勞動和在農村的勞動，最大的差別在哪里?

　　D：工廠生活的硬件設施一定比你在農村工作的硬件設施要好。但是呢，工廠生活和農村生活最大的差異性是，這里的所有時間都是被規劃好的，讓你在這里抽煙你就不能去別的地方。但是農民的習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較懶散的。工廠生活最大的痛苦還是不自由。

　　不管環境怎么好，都像是坐監牢。農民再辛苦，還是自己身體的主人。但是為什么農民還是要當工人?因為工人掙錢多，農業生產已經非常潰敗了。

　　2010 年，丁燕舉家遷居廣東東莞，成為了東莞文學院簽約作家。在東莞文學院，丁燕申請了“她在東莞”的項目，將調查、寫作的對象集中于東莞的各類女性，而工廠的女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群。

　　“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她們”

　　B：現在工廠的 90 后， 大多是長大后的留守兒童，她們的生活并沒有比父輩好得多?

　　D：是的是的，這個現象很明顯，父母打工，兒女也打工。我寫到了兩個打工男孩打賭踩“紅牛”罐子的事，這是我不可想象的!如果你經常喝，不可能不知道紅牛的罐子有多硬。這說明了城鄉孩子的差異有多大，城里孩子司空見慣的事情，對于他們來說都是第一次。

　　這些孩子，他們根本就不了解其他同齡人是怎么生活的，比如上大學的、出國的、在公司上班的，他們都不了解。我明顯地感覺到不僅城鄉差距大，社會團體的隔膜也比以前要深了。

　　但我的觀察就是，我們一定要關注底層生活。因為他們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她們。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不是很好的社會傾向，就是人們總是覺得底層人跟我們沒有關系，他們的生活跟我們干凈、優雅的生活沒有關系。其實是不對的，真的是息息相關。如果他們生活不好，我們也一樣生活不好。

　　比如說最簡單的，東莞每到逢年過節，刑事犯罪案件就會特別的多，為什么呢?因為有很多的工廠會欠薪，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資回家，但是他們是弱者，不可能對老板怎么樣，那么就會偷、會搶，會危害本地市民，市民生活就不安全。其實這就是個生物鏈。

　　B：據你觀察，女工的精神和情感生活是怎樣的?會比同齡人更容易早戀、早孕嗎?

　　D：不不，這個我倒不覺得。我覺得 90 后的小孩子都是更張揚個性的，不管是工廠還是非工廠，這跟時代發展有關。對工廠的女孩子來講，應該是這樣的，并不是說早戀、早孕的比例比外面高，只能說是趨同。

　　在此之前，60、70 后他們肉體的欲望是被壓抑的，因為就是想要掙錢。

　　其實工廠的情感問題和外面是一樣的，只不過 60、70 后的情感問題更隱蔽、更壓抑。

　　B：工廠工作會不會對女性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D：會啊，有很多職業病，胃疼、眼睛疼、頸椎疼、頭疼還有肺病……而且因為老是在車間里，沒有機會曬太陽，很多女孩子會貧血。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里，兩個女孩從外面回來，拎了奶粉袋子，說是醫生診斷貧血，要補充營養。

　　還有特別殘忍的一點就是有些女工痛經，會痛暈過去。然后幾個人就把她抬走了，四仰八叉的，很難看。讓人看到有點兔死狐悲的感覺。

　　B：她們在宿舍里是什么狀態?會抱怨嗎?

　　D：你沒在女生宿舍住過，你不知道。她們從工廠回來以后，好多人會尖叫。在走廊里大叫，“啊……”這樣，歇斯底里的!不知道為什么，有的就是邊脫衣服邊叫。很壓抑啊。

　　B：因為工作的重復和麻木，她們會不會很少思考?

　　D：不啊，她們也會思考、也會想，也會為自己設計呀。但是她們的思考不復雜，相對來講比較簡單化。你在學校受了教育，知道得更多，有對比。但是對于大多數工人來說，對比的參照物很少，就是身邊的人和老鄉。

　　B：你希望這本書能夠產生怎樣的作用?

　　D：我寫所有的東西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就是消除人心的邊界，把人們心里的藩籬拔掉。

　　你不去了解打工族，就會有誤會、有矛盾。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想當然地認為她們是怎么樣的。但其實她們真實的生活是什么樣子，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一直覺得有一些急迫的東西要寫，我沒有時間去寫花花草草。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誤解和無知，這個太急迫了!文學不像政治和軍事，它能用一種緩慢的方式作用于人的心靈，消除人心的邊界，讓人們互相了解、互相理解，這是我想要達到的效果。

　　專訪《打工女孩》作者張彤禾 “我們一樣背井離鄉”

　　1999 年，哈佛畢業的張彤禾來到中國，擔任《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她渴望寫一本講述這個國家近些年來發生的大事的書。5 年后，她終于找到了題目，那就是東莞的打工女孩，因為這個群體“代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過程對人產生的影響”。2008 年，《打工女孩》在美國出版后，被《紐約時報》提名為優秀讀物，榮膺“《華爾街日報》年度十大好書”。她還因此獲得了美國筆會非小說研究文學獎、亞裔美國文學散文獎和泰爾扎尼國際文學獎等多項殊榮。

　　在張彤禾看來，她和女工們最緊密的關聯是“我們都一樣，背井離鄉”(攝影/李威娜)。

　　一面是英文，一面是阿拉伯文，張彤禾遞過來的名片顯示她已經投入到埃及的生活和寫作中去了。記者和紀實作家的身份決定了她總有新的目標要關注，但她隨身攜帶的記事本，那種牛皮紙封面、題有紅字的“工作筆記”，讓人一看就知道她和中國有過非常緊密的聯系。她的丈夫，《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則因《尋路中國》等當代中國三部曲而更早為中國人所知。

　　因為《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中文版的出版，張彤禾暫時又回到生活了 10 年之久的中國，并再次與書中兩個最主要的女孩伍春明和呂清敏取得聯系，要來了她們最新的地址，準備把書寄過去。

　　這本書的產生可以追溯到 2004 年 2 月。張彤禾在一個叫林雪的女孩家里認識了呂清敏，之后每個月兩人都會見面。

　　8 月，她根據 6 個月來對這個女孩的了解寫了一篇報道。第二篇報道也花了差不多半年，半年里張彤禾進入了東莞最大的鞋廠之一裕元鞋廠，結識了一些那里的女孩。裕元是耐克、阿迪達斯、銳步、彪馬等品牌最大的制造商。

　　2005 年初，張彤禾和呂清敏一起回她的湖北老家過年，待了兩個禮拜，又寫了一篇報道。自那以后，寫《打工女孩》的想法算是成熟了，于是張彤禾從《華爾街日報》請假，準備按照自己的節奏，慢慢采訪、慢慢寫。現在她的名片上只剩名字和聯系方式，“沒有單位挺好的。”

　　尋找打工女孩

　　剛作為《華爾街日報》記者來到中國時，張彤禾并沒有馬上鎖定打工者這個選題，直到她意識到，這個群體“代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過程對人產生的影響”。

　　“想寫打工族，東莞是個很好的選擇，因為那里勞動密集型企業最多，年輕人多，我特別關心女孩們來城市打工以后生活的變化，所以去了東莞。”動身之前，張彤禾專門拜訪了中國社科院的譚深教授，問她該去哪里找那些打工女孩，如何與她們打交道。前者在 90 年代寫了不少打工者的文章。

　　“譚教授說，很簡單啊，你就到東莞下面小鎮的街上，或者工廠區的廣場、公園，周末的時候很容易見到她們。所以我基本上就跟她們自我介紹，說我是外國記者，想寫這樣一個報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的故事?多半都說，好啊!”

　　張彤禾就用這種直接的方式認識了幾十個打工女孩。最初她打算采訪四五個，一年之后挑最精彩的兩個人來寫，但后來發現很難同時和那么多人保持聯系。

　　于是她很快鎖定了呂清敏和伍春明這兩個主要人物，“因為她們很有代表性，能干、聰明、有野心，我的故事需要這樣的主角，而且她們對我也很好奇。”

　　呂清敏和伍春明分別在 2000 年后和 90 年代早期開始打工生活，她們并不是從農田里來并終將回到農村里去的最早一批打工者。她們受過教育，來到城市是為了留在城市，過更好的生活。張彤禾一直對“血汗工廠”這一類武斷、籠統的說法有所懷疑，她在這兩個女孩身上看到了打工生活中有希望的、向上的一面。盡管她的預設同樣顯而易見，但在她筆下，打工者終于不再只是一個數量龐大而面目模糊的群體了。

　　工人們進入工作車間前需要將鞋子放在統一的鞋柜里(攝影/鄭建宏)。

　　張彤禾的采訪方式是盡可能和女孩們待在一起，比如陪她們見朋友，陪她們上英語和計算機培訓班，聽她們講話。

　　她不用錄音筆，有時候女孩們唧唧喳喳地聊天，她就在旁邊干些自己的事情，很隨便，不會讓她們覺得在被觀察。

　　張彤禾確實具有某種吸引人的特質，也許可以概括為自然而平凡，使人產生親近感。可能這就是為什么伍春明會對她把自己的經歷和盤托出，甚至把日記也借給她，讓她寫書的時候隨時引用。

　　在認識張彤禾之前，她從沒對人說過自己曾差點被騙去做了妓女，也沒人知道她一直使用撿來的身份證。

　　在裕元鞋廠，情況要復雜一些。張彤禾先采訪了廠領導，了解了鞋廠的運作方式和發展歷程，然后得到了入廠參觀的核準。

　　“最初是廠里的人帶我一起進去的，后來我覺得太難受了，雖然他們也是好意。”后來她發現，其實那么大的廠，進出很容易，沒人會檢查你的身份，所以她就自己混進去，當然這也得益于她雖然是美國籍，但長著一張中國人的臉。

　　開始的計劃是找一群女孩，和她們建立比較好的關系，“就像和呂清敏、伍春明一樣”。結果她沒有成功，那些女孩并不信任她，一會友好，一會冷漠，經常爽約。她總結原因，是因為很難和這些女孩有一對一的交流，當在她們的群體里時，會面臨身邊的人的壓力，這讓事情變得復雜。而且她們彼此之間也并不友好，各自的朋友都在別的廠里。

　　最后張彤禾選擇把工廠作為這一段故事的主角，當她將女孩們視作工廠的一部分時，覺得非常悲觀：“在一個條件相對好的廠里，我看到的不是向上的生活，那些女孩后來也并沒有發展到哪里。”

　　東莞的生存規則

　　全書的大部分章節，張彤禾都在盡量客觀地描述打工女孩的生活，但其中也穿插了一些個人感受。

　　在第二章里，她寫到的一次很不愉快的經歷令人印象深刻。一天晚上，她搭巴士從深圳到東莞，走了一半，司機把乘客趕上了另一輛半空的車——這在東莞很常見，兩輛半空的巴士開完全程只會虧錢。但第二輛巴士也沒把乘客載向目的地，而是停在了荒涼的路邊。張彤禾和售票員理論，那個男人用無聊而下流的言語調戲她，氣得她用英語罵起了臟話。

　　“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國生活的基本原則——永遠不打‘美國人’這張牌。

　　但這時候說英語是有效的，那個男人對我肅然起敬。”她最后總結道，“在東莞，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則活不下去。這是這里的生存規則，我通過這個很小的經歷學到了。”

　　張彤禾覺得那些打工女孩們特別勇敢、特別厲害，忍受一成不變的流水線工作，忍受老板的責罵、陌生人的欺騙，身邊的人很可能也不是朋友：“如果你只看最負面的，只看有多少困難，或者只看自己有多弱，那就沒法起床面對新的一天。”

　　令張彤禾意外的是這些打工女孩似乎并不覺得自己的生活有多困難和痛苦：“她們從不會和我說，哎，沒辦法了，怎么辦，只是就事論事，說我不喜歡這個老板，我要換一個工作，下一次見我，就跳到另一個話題了。”

　　她們大多傾向于把眼前的事情辦好，沒時間自怨自艾。通常是進一個廠看看，如果不好，就換另一個廠，這次進了一個大廠覺得不好，下次就進一個小廠。或者像伍春明一樣，忽然對傳銷感興趣了，就不停地講起這個話題。

　　在伍春明的日記里，充滿了自我激勵的話語和成功學的信條，比如“自信，練達，端莊，優雅，是職業婦女應該塑造的形象”，“朋友，我們出世時貧窮，并不是我們的過錯。但窮死是罪過”，或者“一次業務的成功與否在于見面的前三秒”。憑借這種強烈的進取心，伍春明升職很快，賺得也越來越多。

　　張彤禾會跟著她們的興趣走，她們感興趣的話題她就去了解，她們不感興趣的，她也不提。“我不會問她沒有提到過的問題，比如你對國家領導人有什么看法?她不提也是很重要的信息，代表她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比方說東莞也有罷工或者工會活動，但是我遇到的女孩基本上沒有提起過這些，這證明她們覺得工會和她們沒關系。”

　　在丈夫何偉的建議下，張彤禾還去夜總會認識了幾個女孩，因為大家提起東莞，第一是工廠，第二就是“小姐”，而且她們也是“打工女孩”。她以為這些女孩的故事會很悲慘，實際上也不是，“大多數在夜總會工作的女孩并不為她們的選擇感到難過”。“這些女孩的故事也可以寫一本書，但應該是另一本書。”

　　張彤禾與女孩們的相處很愉快，她們之間沒有大而空的話題，只有豐富實在的生活細節，這產生了一個“副作用”，使她越來越討厭所謂的“知識分子”。

　　“最開始我沒有想得很清楚，我在北京也見到很多知識分子，但是那時候我還沒認識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我不知道這其實是個很特殊的群體，只有他們會問我‘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這類問題，或者在聽說我要寫這一本書時，告訴我應該怎么做。”

　　直到因為采訪認識了很多打工女孩，她才意識到這兩個群體的差別有多大：“有時候我們聊得正好，忽然一個男人就把我扯到那些無聊的話題里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別深刻。”

　　對知識分子式的討論缺乏耐心顯然也是東莞這座城市的特征，張彤禾在這點上與它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中國畢竟不是她的國家，她很小心地只是觀察和記錄，并不發表觀點。

　　相似的遷徙史

　　“在戰爭的混亂局勢中，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系。一家人會到一個新的地方，剛送孩子入學，接著幾個星期之后又離開。伯伯立豫跟我說，他小學六年搬了七個地方。和農村老家聯系非常困難：寫給東北的家書必須繞遠路避過封鎖線。

　　更令人驚奇的是，人們這樣還能再次找到彼此。”

　　這段文字摘自《打工女孩》中被刪節的部分《我的祖父張莘夫》。張彤禾花了近萬字的篇幅介紹她的家庭遷徙史，她的父輩如何遠渡重洋從中國東北去到了美國。乍看之下這和本書的主題沒有關聯，但實際上她祖父的際遇很可能才是促使她關心中國社會變化的最重要原因。

　　1920 年，她的祖父獲得獎學金去美國學習礦業，像打工女孩一樣吃力地應付新的環境、汲取新的知識，自強同樣是他日記里不變的主題。他學成歸來準備為國效力，卻不明不白地在撫順礦區被殺死。他的后人由遺孀送出了國，包括張彤禾的父親在內，這次他們留在了美國沒有回來。

　　張彤禾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東莞：“朋友間經常會失散，因為生活改變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系。”

　　當被問到從什么時候開始覺得和書里的兩位主角從“ 認識” 變成“ 朋友”，張彤禾回答：“很快啊，我覺得在東莞這個地方，你見到一個人第二次感覺就是很熟了，因為大家都變動得很快，都是陌生人。你和一個人說，我兩個禮拜以后再來見你，如果真的見到了，就是很親熱的，感覺已經是朋友了。”

　　張彤禾就差點和呂清敏失去聯絡。有一次見她，她說可能會換一個廠，兩人約定保持聯絡。兩個禮拜后，呂清敏就丟了手機。當時張彤禾還沒打算再去東莞，所以沒有聯絡她，也沒意識到她差點就要找不到這個人了。過了幾天，呂清敏從哥哥那里找回了張彤禾的電話，打給她，告訴她發生了很多事情。“她主動來找我，我覺得很高興，”張彤禾說，“證明我們的聯系已經很緊密了。”這樣的事在東莞并不常見。

　　但是打工女孩們并不知道，在張彤禾看來，她們之間最緊密的關聯是“我們都一樣，背井離鄉”。她的祖輩在 1700 年前后就開始了遷徙，一個叫張華龍的農民從華北平原去了東三省的大草原，張彤禾是他的第十一代后人。大學畢業后，張彤禾在國外住了15 年，每隔一兩年回美國看一次父母。如今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女兒也仍沒有停止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遷徙。

　　正如呂清敏到了城市以后，覺得“家里是好，但只能待幾天”，張彤禾也曾努力把中國甩在身后：不上中文課，不混華人圈子，不回中國老家，假裝和真正的美國人一樣。直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吸引了全球的關注，能流利地說中文成了她的資本，她才開始出于工作需要了解中國的歷史，并逐漸正視自己的歷史。由于和中國千絲萬縷的情感糾葛，她覺得自己能理解打工女孩們對家的復雜感情，她也明白為什么這些女孩們現在那么努力地想抓住機會。所以她對她們沒有批判，只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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