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網絡上,經常有人這樣調侃:現在的領導干部,全抓起來有冤枉的（田聲按：可不，真有冤枉的，反正我信了。）,排成隊隔一個抓一個有漏網的。那就是說:領導干部大多數都是貪官。黨員干部隊伍真是腐敗到這步田地了嗎?我們經過仔細分析和研究認為,這種觀點更多的是人們對腐敗易發多發的一種“吐槽”,是網絡情緒的一種宣泄,既不具有真實性,也不具有科學性。
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明確指出,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的主流始終是好的。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論斷是有科學依據的,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第一,從被查處的領導干部人數占全部領導干部總數的比例來看。2012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通過查處案件共處分約16.1萬名黨員領導干部,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因為安全責任事故、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等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和失職瀆職等問題被處理。貪污賄賂類案件處分30315人,僅占同期受處分人數的18.9%,如果把這一數字與全國共產黨員總數、領導干部總數相比,比例甚低。在我國,公民的犯罪率,高于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率,但能說中國人大多數是犯罪分子么?（田聲按：公民的犯罪率比當官的高，是事實么？事實犯罪與判定犯罪是不一樣的，公民犯法立案，能調動的司法、行政資源少，難以免責；當官的犯法，能調動的司法、行政資源多，甚至可以不立案，貪27億都可以不立，更不用談量刑。群眾常識可知，公民事實犯罪率絕對低于官僚事實犯罪率，而數據顯示，公民判定犯罪率卻高于官僚判定犯罪率，治民猛于治官而已，治民有能，治官無能而已。）
第二,從領導干部做出的成績和在群眾中的口碑來看。領導干部當中確實出現了極少數貪污腐敗分子,但在黨和國家機關,在國有企事業單位,更多的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扎扎實實做實事的干部,其中涌現的英模人物不勝枚舉。孔繁森、牛玉儒、楊善洲、任長霞、陳超英等一大批領導干部,筑起了共產黨的干部在人民群眾心中的豐碑,這才是領導干部的主流。可以說,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官員像我國的官員那樣,如此癡迷于、專注于本地區本部門經濟社會發展事宜（田聲按：多數官員癡迷于為人民幣服務是沒錯的，但是癡迷于為人民服務的則是極少數）,盡管有人可能夾雜些個人升遷的動機、有一些違反科學發展觀的現象,但是您得承認,總體上,這些人大多數是在干好事、是在為老百姓謀幸福吧?
第三,從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監督的過程看。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不斷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干部選拔任用機制、考核評價機制、管理監督機制、激勵保障機制等制度和機制;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體系建設方面,初步形成了事前要報告、事后要評議、離任要檢查、違規失責要追究的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體系,把選人用人的重要方面、關鍵環節全部納入監督范圍。這些措施可以有效確保能夠選拔出堅持原則、勇于負責,敢抓善管、真抓實干,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優秀領導干部。在此基礎上,各級黨組織還高度重視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行使權力進行監督,逐步構建起了對領導干部在工作和生活兩方面有效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全方位、立體化監督機制。干部選拔任用的科學化和懲治貪污賄賂的高壓態勢有效保障了領導干部隊伍總體上的純潔性。事實勝于雄辯。如果沒有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甩開膀子帶領廣大群眾艱苦奮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能取得舉世矚目、世界公認的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好局面。很難設想:以貪官為主體的領導干部隊伍,30多年間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中國奇跡”。這是多么荒謬的悖論啊!（田聲按：“中國奇跡”明明是由老工人的血汗被賤賣、新工人的血汗大規模廉價出口為主體造成的，怎么就成了官僚的功勞？那就是官僚幫著賤賣和剝削？大清朝經濟也相當繁榮，難道大清朝和珅是歷史傳謠嗎？關鍵是，底層分享了多少“奇跡”？）
流行的東西不一定正確,但確實有流行的原因。為什么“領導干部大多是貪官”這種錯誤觀點會有市場?原因有不少,值得深思和重視。
這可能是領導干部作風問題普遍存在帶來的直觀感受。當前領導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風總的是好的,但也必須看到一些領導干部作風問題確實很突出、很普遍,中央政治局發布的“八項規定”要反對和解決的那些作風問題,從中央機關到基層、從高級干部到村居干部,不同程度都存在。作風問題就發生在群眾身邊,群眾看得最清、感受最深,嚴重影響黨群干群關系、損害黨和政府形象。有人說“領導干部大多是貪官”,恐怕主要是感受到官員作風問題的普遍性。這也是為什么中央反復強調要下大氣力轉變作風的原因。
這也是新媒體、自媒體巨大的聚集和放大效應帶來的挑戰。當前,“人人都有麥克風”,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公民現場報道”,這深刻改變了社會輿論的生成機制。社會轉型期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的不滿、政府不夠公開透明引發的猜疑、消極腐敗現象引發的信任危機、特權現象和階層固化導致的負面情緒,通過網絡、微博等大量宣泄,加劇了輿論環境的復雜態勢,為“領導干部大多是貪官”等一些錯誤觀點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田聲按：群眾有自己的體會和判斷，否則為什么即便大規模出動行政系統和傳媒系統開足馬力宣傳某個人貪污、腐敗、濫用職權，卻很少人相信呢？如果人們在網絡上容易跟風，毫無判斷，而且熱衷散播社會陰暗面，當這樣的“大貪官”倒掉，又何必對群眾禁言？所以，群眾有基本的判斷。請不要騎在群眾頭上又要群眾頌揚。）。當今中國,“腐敗”已經成為人們借以發泄不滿的一個泛義詞,幾乎可以用于任何領域,如足球腐敗、新聞腐敗、醫療腐敗、學術腐敗、教育腐敗、節日腐敗等,還有“小學生班干部腐敗”。相比之下,“腐敗”在西方總體上是一個狹義詞,“道德風險”、“丑聞”這些對政府和公職人員名譽殺傷力小得多的詞匯,是媒體更為常用的。例如,美國爆發了導致美國百姓資產平均縮水至少五分之一的金融危機,并且嚴重損害了世界各國經濟,但美國主流媒體最多只使用“道德風險”來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敗”這個事實上更為準確的概念。腐敗的定義越泛,媒體用得越多,人們感知的“腐敗”也越多,容易造成“無官不腐”的錯覺。
另外,客觀地說,是不是還有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某些熱衷于制造虛假信息和傳播謠言的人,某些怎么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不順眼的人,用“領導干部大多是貪官”的論調,故意抹黑我們的黨、國家和干部隊伍?這并不奇怪。永遠不要指望這些人會說共產黨干部的好話。（田聲按：事實證明，右派在群眾中，其實并無市場。否則為什么即便有權力鼎力支持，卻始終扳不倒右派看不順眼的某個“大貪官”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只要共產黨為人民服務，根本不怕右派們傳謠。）
經濟結構的轉換必將給社會帶來大量問題,這是一般性規律,也是一種國際性的經驗。從西方發達國家廉政發展歷程看,他們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大都經歷了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期間也都經歷過腐敗高發期。許多西方學者研究的情況表明,英國在18世紀是腐敗現象最盛行的時期,美國在19世紀是腐敗現象最嚴重的時期。而18至19世紀正是英國和美國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發展時期。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鮮明特征是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和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各方面體制機制還不完善,有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著滋生腐敗現象的土壤和條件。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政治體制改革穩妥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逐步形成并發揮作用,滋生消極腐敗現象的土壤和條件將越來越少,“領導干部大多是貪官”這種錯誤觀點也會不攻自破。（田聲按：毛主席時代工業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今日，怎么就沒有腐敗？既然資本主義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腐敗而且工業發展由自主變成了依附，為什么還要熱衷于在中國建立這種通向腐敗、通向依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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