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開學的時節，又有無數的青年第一次走進大學校門，他們心里必定是懷著新奇、激動和希望的。回想我本人獨自扛著一個小包袱，跋涉千里到學校報到，已是17年前。
看到一個報道，北大2013年招收的新生中，來自農村的學生比例為14.2%。就是這個14.2%，已經比上一年高1.7個百分點了。17年前情況如何?我沒有那時候的統計數據，但根據切身的經驗，那時北大的農村大學生比例遠比14.2%要高。
放在更長的時間坐標下，城鄉大學生生源比例的變化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2009年，前總理溫家寶說過一句話：“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越是好的大學，這個問題越嚴重，在一些二本學校，農村學生比例還能達到30%以上甚至更多。這是因為好大學更“進步”，更加“跟國際接軌”，自主招生的力度更大，北大的說法是向“主動多樣化選拔最適合北大培養的優秀學生的戰略轉型”。
自主招生構成了對農村學生的體制性歧視。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由教育水平決定的，教育水平又由國家投入的不均和城鄉間差距決定。單純比高考分數固然有諸多的不足，可是高考的范圍明確，除個人努力程度和稟賦之外，其他因素在影響考試結果方面的作用不大，所以傳統的高考形式更適合大學選拔人才的本意。而所謂的招生改革，不過是另一種披著進步外衣的倒退而已。
農村孩子進了大學之后呢?他們將面臨一個又一個的難題。社會背景的差距一直是有的，但快速的發展變化一邊拉大著差距，一邊為差距的凸顯源源不斷地提供著條件。比如我上大學的時候，手機和個人電腦還沒有普及，大家都沒有，但沒過多少年，這些東西就成了大學生的必備物品了—這還不是個人消費的問題，教學方式的改進完全是按照每個學生都有筆記本電腦為前提假定的。逐年在上漲的學費，加上這些開銷，對農村家庭構成何種的負擔，可想而知。
問題是現實的，也是心理的。范美忠(范跑跑)在解釋他為什么會有那種驚世駭俗的觀點時，就提到他作為一個農村孩子在大學期間是如何在城里長大的同學們面前感到自卑，又是如何重塑自信的心路歷程。范跑跑上大學是20多年前了，現在的農村大學生們在怎么想?這個問題值得重視。
接下來的問題是，農村孩子大學畢業之后怎么辦?溫總理那一代農村大學生畢業之后，不但不用發愁找工作，而且工作之后就有能力回饋家庭。現在呢，社會全面進入“拼爹時代”，找工作成了大問題，找到工作也要面臨養活不了自己的問題。日常經驗足以表明，剛剛工作的學生的收入，難以支持個人在城市里的體面生活，不少城市青年工作之后還要家庭提供經濟支持，農村畢業生的艱辛可以想見。
這樣下去，大學將淪為徹底的階層再生產的工具，成為階層固化的催化劑。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將一句俗語做這樣的改編，“大學的門朝南開，有才沒錢莫進來”。
大學時代本該是青春飛揚的，是可以自由暢想未來的，可是殘酷現實告訴農村大學生，你們的未來不是無限可能的，未來有多遠，取決于父輩的肩膀有多厚實。
如果我們能辯證地看問題，也可以發現其中的積極因素：這樣的現實這樣的大學不但能教給年輕人自由的理念，也在同時剝去自由的偽裝—它時時提醒這一代年輕人不要忘記自由的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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