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資源相對不足，多年前就有660個城市中上百個城市供水短缺的報告。首都城市“水缺口”更為嚴重。
報載，以色列通過科技開發、管理創新和全民奮斗，將于2013年實現“水獨立”。從2008年用水需大于供，變為2013年用水的供大于需，被以色列民眾視為國家今年的最大變化，并認為至此由“中東小國”升至真正“獨立自主”的“中東強國”。
以色列被稱為“袖珍超級大國”，緣于猶太民族對美國及其他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影響力。但就其國家而言，成員不足千萬，國土不大，半數以上為沙漠，且位于水比油貴的中東，于是該國有將水行業作為戰略性行業的堅定觀念，人們心中關系國家安危的戰略性產業不是高科技等行業，而是“水”。于是有了對待水的國家目標：“政府必須確保在以色列，水是可持續的、可供應的、可依賴的”。
《聯合國水資源開發報告》統計，過去50年中，由水引發的沖突507起，其中37起是跨國境暴力紛爭，21起演變為戰爭沖突。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上世紀70年代便指出：“石油危機后，下一個危機是水。”后來聯合國水事會議進一步強調：“水，不久將成為一個深刻的社會危機。”國際貧水線為人均1000立方米，極度缺水標準是人均500立方米，以色列人均年占有水量不到4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則為危及人類生存生活底線的災難性標準，出于歷史、現實、理論、實踐的強烈危機感，以色列義無反顧地將“水獨立”納入頂層設計，并統籌協調扎實推進。
中國水資源相對不足，多年前就有660個城市中上百個城市供水短缺的報告。首都城市“水缺口”更為嚴重：按照北京10年來年均21.2億立方米水資源總量計算，2011年北京人均水資源量僅有107立方米，不足全國平均水資源量的1/20，僅為國際貧水線的1/10，極度缺水標準的1/5，災難性標準的1/3。但更讓人憂慮的不止于此，而是面對水危機普遍不敏感。
如市民中幾乎無水危機的社會氛圍對水資源的揮霍隨處可見：一是讓天然降水隨意流走。在近兩年“北澇南旱”、北京降水明顯增加趨勢下，任數十億立方米珍貴雨水流走，未能使其留下造福城市。二是工程性、系統性規模浪費嚴重。如陳夢熊院士所言，“浪費水資源和高消耗水資源的項目隨處可見”，一次性非循環使用自來水的項目，常見于數量眾多的中小微機構運行中。還有高于世界先進標準數倍的“管網漏損率”，住建部資料表明我國城市自來水管網漏損率平均達21.5%，造成的每年60億立方米漏失水，足以將全部北京城區變成4米深的游泳池!對比英國管網漏損率18.69%,法國9.5%,美國8%，德國4.9%,日本東京2007年的3.3%，是巨大而痛心的損失。三是公民現代性不足，普遍不節水行為。公共洗浴場所里個人沖澡一個多小時絕非個案，設備故障或人為因素的“長流水”時有所見。政府全力保障供水的努力反倒使社會、市民節水意識淡薄。
城市透支水資源為未來埋下更大的危機隱患。北京市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1360余萬升至目前的2000多萬，且繼續攀高。因此走上了世界少有的以地下水為主要資源的取水用水之路。
根據專業部門數據，北京市2008年至今，平均每年地下水開采量維持在25億立方米以上，占36億立方米年用量的70%左右;每年超采地下水總量近8億立方米，十年超采地下水超過56億立方米;平原區地下水平均埋深從11.9米下降到24.9米，年均下降1.1米。北京已處于面積達2650多平方千米的地下水大漏斗上，地面沉陷等生態災害隨時威脅著民生安全。
同時，超深層巖溶地下水本屬不宜動用的最后水源，然而北京有規劃稱“十二五”期間要進行開發的前期工作;但事實上早在2003年已用應急水源地名義在郊區鉆打巖溶水井，以解決飲水燃眉之急;目前全市巖溶水開發總量達2.5億立方米，市第八水廠、石景山水廠等都使用巖溶水作為主要水源。借助科技魔力過度攝取自然資源，積淀累加的皆為未來憂患。
同時，北京視南水北調工程為翻盤關鍵，在自身開源節流上久無重大戰略性作為。其實，即便10億立方米南水進京，對于如此嚴重缺水、且不斷擴大缺水增量的城市效能已然存疑;水源方供水能力和水質狀況的雙下降，加上途經多地缺水和沿線揮發滲漏因素，到京水率及品質也將存疑;巨額投入和日高的運行成本，實際水價和用水壓力增加存疑。況且在戰略要素上單純依賴外部脆弱體系的做法，削弱自身支撐基礎的機制，長期與地方爭水的不良形象，對北京的生存與發展蒙上陰影。
北京自來水集團披露：今年“燒烤季節”中，北京市7月底一周三次刷新百年歷史中的日供水紀錄，以294.1萬立方米逼近309.2萬立方米現行能力極值，分片降壓預案列入選項。在盡極大努力也將難保穩定供水之際，應以此為拐點，清算并重塑首都關于水文化價值取向：“水獨立”的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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