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煤礦工人的“中國痛”

        我是你額上熏黑的礦燈，

　　照你在歷史的隧洞里蝸行摸索……

　　—舒婷《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

　　很久以前，要發生煤礦事故，人們才會關注到煤礦工人。而現在，即使發生煤礦事故，也難引起關注，存在的，最多是一串冷冰冰的傷亡數字。

　　他們已經被遺忘。

　　2013年7月下旬，我們來到了黑龍江龍煤集團下屬的雙鴨山礦區，一個無人問津的礦區。當我們冒著淅瀝的小雨走進礦區小城時，看到有一座寫著“礦工萬歲”的石碑，在礦區辦公樓前聳立。

　　雙鴨山礦區鼎盛的時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產量減少，礦區職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訴我們，礦已挖至第三層，再過20年這個礦就會挖空了。

　　龍煤集團成立于2004年，現有26.6萬員工，是中國500強企業，下設9個子分公司。8年多來，這里礦難不斷，事故人數最多的一次，死了171人。

　　在事故中死亡，只是煤礦工人命運最極端的一面。它無法涵蓋礦工生活的全部。他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面對工資低、工時長、壓力大、工傷頻發、職業病隱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戰。這個群體，承受著今天的“中國痛”。

　　跌入底層的礦工

　　凌晨4時，北方的天空已經泛白，遠處的礦山冒著煙，許多人還在睡夢中，一名礦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開始了。

　　我們來到煤區工人常師傅家中，常師傅40出頭，中等身材，白凈的面龐時常掛著質樸的微笑。他是一家3口唯一的經濟支柱，妻子沒有工作，女兒17歲，剛到哈爾濱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讀書，每年的學費、雜費、生活費加起來2萬多元。為了這個家，他只能選擇拼命工作。

　　常師傅和許多經濟條件差的工人住在棚戶區，這里垃圾隨處可見，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過一身灰，雨天走過一身泥。一個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擠下三四戶人家，沒有集中供暖，上千戶人家共用兩個廁所。

　　6時，一陣手機鈴聲響起，說礦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師傅的妻子趕緊從蒸鍋里取出兩個饅頭，這是他在井下8個小時所有的食物。妻子一邊送他出門，一邊叮囑他注意安全。

　　常師傅每天下井前，在段長帶領下和工友高聲宣誓：

　　“我宣誓，為了企業利益，為了家庭幸福，我堅決做到：牢記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絕不違章作業，視安全為生命，視隱患為天敵，平安完成當班任務，用忠誠和良知確保人礦平安。”

　　上午7時，一部車將已完成井下8小時工作、滿臉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 另一批面龐白凈的工人火速上了車，這個車子把他們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開始下一個8小時的工作。這白著臉進、黑著臉出的黑鐵人形象，簡直成了煤炭工人的標志。

　　特別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沒有帶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師傅一樣帶了饅頭、面包。年長的工人告訴我們，礦下環境陰冷潮濕，充斥著煤灰和可燃氣體，他們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塊板加一塊肉”，吃喝拉撒都在兩個側板和一個頂板間小小的空間，一切都很不方便。

　　這樣的工作，一周7天，沒有休息，每天三班倒，7時~15時，15時~23時，23時~7時，每10天換一班。一天下來，升降礦井各需要一個小時，再加上淋浴，礦工們工作超過10小時，有的會達到12小時。大部分工人每月工作時間在28天到30天之間。周六日工作沒有加班費，遇到節假日上工才會有兩倍工資。

　　在這樣的工作強度之下，以2013年6月為例，礦區月產量達到18萬噸，采這些煤所花的機械、人工等總成本為5758萬元，其中有1411萬元用于支付員工的工資。以最新一期環渤海動力煤均價報592元/噸來計算，礦區這月產煤的總價應該有1億多元。工人的工資支出不到煤價的1/10，工人報酬之低可見一斑。

　　井下一線作業工人，即采煤、掘進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險度高、勞動強度大，工資相對高一些，平均達到5000元;但像常師傅這樣的井下二線作業工人，平均每月才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輔助工種，如搬運、檢查、記錄等，每月工資就只拿到1700元左右了。作業工人執行的是計件工資，段(隊)長執行的是和段(隊)生產任務掛鉤的崗位績效工資，井區長執行獎勵工資加崗位績效工資，礦長執行的是年薪制。

　　近10年，大部分國企都難逃改制的命運。龍煤作為新成立的大型國企，雖然僥幸逃脫，還是被拋到了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市場經濟，往往是利潤掛帥，至于勞動者的權益，與利潤無關，自然容易被忽視。

　　主體性早已不再

　　1980年代中期，李師傅中專畢業，像很多年輕人一樣，懷著對國企煤炭行業的憧憬來到了小城，對此他感到幸運，不斷強調著“那時機會好，趕上好時候”。

　　快50歲的李師傅參加工作20多年，和礦上的其他工人一樣，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這種“顯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滿煤灰的空氣，喝的是從礦井里抽出經過簡單凈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層油”的水，吃的是摻雜煤渣的土地種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勞動、長期在井下工作時空腹……這所有似乎“慢性自殺”的生活方式，工人每天都在這里重復，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師傅見證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業“黃金年”的歷程—全國煤炭工業總產值由1513.28億元增加到了22109.27億元，增幅達14倍;2011年12月，煤炭開采和洗煤行業的銷售總收入達到3.62萬億元，總利潤4342億元，達到了歷史最高紀錄。

　　隨著經濟危機對煤炭行業的沖擊，2012年以來，煤炭價格不斷降低，環渤海動力煤報價從最高時的853元/噸跌至現在的不足600元。鋼鐵、電力等需要煤炭的行業都在萎縮，煤炭產能過剩，價格不得不下降;同時，受國內、國際煤價倒掛影響，煤炭進口快速增加，中國原產煤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煤炭行業一蹶不振甚至虧損似成必然。

　　最近，傳說龍煤要減員，這讓李師傅感到非常擔憂。他說，他要是沒有了工作，一家4口只能喝西北風了。

　　有了工作又如何呢?每天都要面對危險。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險的行業，每位工人都經歷過或大或小的事故，最常發生的是頂板松塌。近幾年，煤層越挖越深，頂板也越來越不牢固，即使安全措施到位，頂板也有可能塌落。頂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塊地方松動，煤渣就會像高壓水槍一樣被射出，若是松動的地方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頭部，后果會非常嚴重。

　　走進宿舍區，我們遇上礦難工人的妻子小丁，患有血癌的她右腿纏著厚厚的繃帶，舉著一雙拐杖在小區里艱難挪步。她丈夫小孫是礦上的掘進工，兩人婚后花了6萬元買了一套房子，不久，小丁便懷孕了。一切本應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但是，今年7月5日凌晨，因為前一班的殘炮沒有清理干凈，小孫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開掘時，殘存的雷管突然爆炸，兩人當場受傷。現在，兩人的眼睛只能是“盡量保住”了，終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堅強的小丁留下了眼淚，她說：“不知道俺這個孩子要送給誰養，能不能長大呢。”

　　同時受傷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歲，家庭也很拮據，新婚妻子剛懷孕兩個月。

　　在小丁家中，時不時有鄰居來看望她，或是給她送來一些吃的東西和日常用品。鄰居們不斷說，希望我們能夠幫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難時，我們看到的是鄰居們首先出手相助，經常過來噓寒問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當下城市商品房小區里誰都不認識的孤立生活形態，單位社區，這一老國企工人傳統居住的方式，在小丁夫婦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們極大的幫助和支持。鄰居們都是10幾20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間非常熟悉，形成了一個互幫互助、緊密、穩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方式，進一步增強大家的社區認同感。

　　可以看出，單位制社區還是過去的社會主義的重要遺產。

　　被決定的命運

　　訪談結束后，李師傅帶我們到小城的中央公園散步。公園主干道旁擺放著“咱們工人有力量”、“向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煤礦工人致敬”之類的雕塑。公園里花木盆栽都是10幾年前的樣式，這一切既在訴說著這個小城曾經的輝煌，也在表達著它如今的落寞。

　　公園里散步的工人許多拄著拐杖，腿腳似乎都不太方便。礦里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患有風濕，對此他們有一套解釋：“礦里潮濕，很多地方都有積水，同時風又很大，我們下井時穿著棉襖，但干起活來身上出汗，毛孔張開了，一些工人把棉襖脫下來，風灌進了毛孔，這樣就得了風濕病。”

　　一位60多歲的大爺過來和我們聊開。他是李師傅的老同事，現在已經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從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處彌漫著煤灰、粉塵和有毒氣體，而且幾無保護措施，粉塵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輕時和很多工人一樣愛好吸煙(這也是他們唯一消費得起的消遣)，咳嗽很正常，沒有像幾位工友一樣患上矽肺就比較幸運了。在這里，和許多工人說話都要大聲喊，聽力損傷也是非常明顯的。工友們說，井下環境較封閉，機器運轉的巨大聲音被進一步放大，而他們又缺少聽力保護，老來聽力自然不給力了。

　　在我們的走訪中，每個煤礦工人都在礦難的巨大陰影下過著拮據而艱苦的生活，工作環境惡劣，工作強度大，工資低以及工傷與職業病的頻發，使得曾經風風光光的國企煤炭工人，現在淪落到在基本生活線上掙扎的窘境。

　　他們是弱者。他們和中國社會底層的其他弱者一樣，其命運，很大程度上是被別人決定的。

　　金融風暴后，對煤炭等國有企業的抨擊不絕于耳，而針對性地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國家主義，即強化國家控制，進一步干預甚至壟斷基礎行業，如煤炭、電力、石油、鋼鐵、鐵路等;另一種則是自由市場主義，即強調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主張依靠自由市場，通過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打破壟斷，為民間資本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然而，無論是讓煤礦工人“回歸”國家，還是被拋入市場，沒人去聽他們的聲音，并且尊重他們的“選擇權”。經濟上的民主權利的缺失，正是破譯他們命運的密碼。

　　國家主義和自由市場主義都是精英主義的產物。它們或者把管理權和社會資源控制在官僚手里，或者控制在資本家手里。結果差不多：管理階層、資產所有者與勞動者在收入方面拉開很大的差距，后者要付出極大的艱辛和冒著極大的風險，才能在“市場”中求生。他們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在不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的夢。

　　訪談過程中，一名在煤礦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訴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市場化改革前，礦長的工資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資是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兩倍，礦上領導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生活待遇沒有明顯區別。90年代后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工人工資增長緩慢，煤礦管理階層的工資卻迅速提高，且有了專門的食堂和住房，甚至連喝水、吃飯都有了階層屬性。很清楚：真正的問題不在于產權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壟斷了“國有制”，其實質只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寡頭私有制。

　　今天，分別站在國家和資本的立場上，關于“改革”的各種方案，仍然靈魂附體于經濟制度和政策的設計中。煤礦工人的命運困境，仍是沉重的社會命題。

　　(本文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和她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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