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發布了《中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征求意見稿)，大力削減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其中尤其對小學減負用卯足了勁，規定提出小學不留書面式家庭作業;一至三年級不舉行任何形式的統一考試;四年級開始，三門主課每學期可以統考一次，但任何科目一學期不得進行超過兩次測試——至此，教育部似乎還是不滿意，另外規定，全面取消百分制，以等級加評語代替考分——所謂的等級也就是優秀、良好、合格和“待合格”。
這不是我們兒時的夢嗎?這不是中國教育做了多年的美國夢嗎?在這個夢里，我們下了課就和書本告別了，不用面對考試的壓力，甚至幼小的心靈也不用受到分數的沖擊，而且還能像傳說中的美國教育那樣，在快樂的學習環境下輕松地收獲“創造力”。
這個夢看起來這么美，但嘆其荒謬者卻遠甚于為之雀躍者。這是為了什么?
“夢”做了又醒
須知在這十條規定出新以前，“減負”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各地也有各種“減負”的方針。
從被稱為“減負年”的2000年開始，相繼有《關于在中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關于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等文件出臺。而與之對應的各地減負規定不勝枚舉。
這幾番“減負”確實折騰出一些熱鬧，可惜不過是“政策”與“對策”的博弈。
姑且以北京今年開始實施的“八條減負禁令”而言，同樣規定了“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作業”，“小學語、數、外每學期只能有一次全?；蛉昙壙荚?rdquo;等，因為其規定具體且具有可操作性，被稱為史上“最嚴”“減負令”。
但“最嚴”并不等同最有效，根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由于升學的壓力始終存在，“減負”反而帶動了課后補習市場，而教師則暗示家長購買課外輔導書作為“作業”的替代品。
不難想象，對于此次出臺的十項規定很有可能在層出不窮的“權宜之計”中變成一紙空文。然而，“減負”面臨的最大考驗并非來自學校、教師和補習機構，而是廣大家長望子成龍的心情。
夢與爹不能兩全
假設學校能嚴格執行減負規定，這讓在學校層面本就分配不均的教育資源變得更加稀薄，讓補習班成為了“必須”。
在北京的“八條規定出臺”之后，輔導機構就紛紛推出了更加適應減負后家長需求的服務。如補充因減負而流失的部分課外知識，為選拔性考試做準備。又比如，為小學生早放學無人看管而定制的“一對一培訓托管”。一對一課程的收費是每小時100～200元之間，15人班次的收費是每課時121元。
除此之外，根據京華時報09年的報道，類似于少兒英語口語的小班化培訓課程，平均價格超過一萬五千元每年。廣州日報2009年的報道中，少兒英語的平均培訓價格達到了1.6元每分鐘。
相對于這些課程，廉價的補習班往往對應著師資力量薄弱、課堂紀律松散和效果低下。
一邊是吃不飽的校內教學，另一邊是吃不起的課外輔導。減負將孩子們帶出課堂，送進另一個課堂，而在這里，教育資源更趨集中于“富孩子”的受眾。而寒門子弟靠的更多是自己的天分和勤奮。
而當這批被減負的中小學生最終會脫離“優良中差”這種不溫不火的評級，面臨分分計較的高考——甚至不用等到那時候，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帶來的差距已經讓他們分道揚鑣。
這個試圖勾勒“夢幻”童年的十項規定很可能會遇到“拼爹”困局中。因為“爹”沒能做夢的孩子掌握更多的教育資源，有更大的成才可能。而“爹”競爭力不夠的學生由于缺乏學校監督之下的課業鞏固，成才機會日益渺茫。
這只是聳人聽聞嗎?
用金錢賽跑的日本“輕松教育”
同中國一樣，日本初中、高中和大學的入學考試都存在激烈的競爭，傳統的日本教育也采用的是老師單方面地把知識灌輸給學生以應對入學考試的方法;因此，也有人以“沒有培養真正的創造能力”為由對此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2002 年開始，日本大力推行了日本教職工工會從1972 年起就一直主張的“輕松教育”模式，減少課程、一周休息兩天、重視社會實踐的、不與其他學生比較成績。
在日本的社會中，學生所升入的大學決定他的一輩子的想法根深蒂固，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大家都希望能升入好大學。以東京大學為例，2009 年新生母校排名的前十位為開成高中(129 人)、灘(95 人)、麻布(71 人)、榮光(55 人)、星光(46 人)、ラサル(46 人)、東大寺(43 人)、岡崎(42 人)、駒場東邦(38人)、久留米大付屬(38 人)。其中只有岡崎高中是公立高中，而其他的費用昂貴的私立高中。條件較好的東京都公立高中中，日比谷高中畢業生考取東京大學的人最多，但也僅有14 人而已，日本私立初高中在入學考試中的競爭優勢可見一般。日本兒童想在未來考入好大學，就需要在私立或者國立中學一直讀下去，進入公立中學的大多是考試失敗的孩子，教育環境可想而知。
而要進入名牌私立學，就需要支付包括補習班費用和學費等在內的昂貴的教育費用。事實上，在“輕松教育”開展前，日本的初中、高中、大學的入學考試競爭已經非常激烈，校外補習班已經非常普遍。“輕松教育”開始之后，如果學生只是根據文部科學省規定的校內課程學習的話，基本上沒有任何順利升學的可能，依靠補習班的情形也更突出。
東京大學2006 年的調查表明，由于家長的年收入不同，高中學生升入大學的比例存在明顯的差異，來自年收入400 萬日元以下家庭的學生升入四年制大學升學率為31.4%，而在超過1000 萬日元的家庭中，該比例為62.4%。而在1984 年，東京大學入學學生的家庭中，年收入為750 萬日元以下的家庭較多，這些中下階層的比例約50%，但1995 年就降低為19.9%。到2003 年，來自950 萬日元以上的年收入富裕家庭的學生占的比例約50%，450 萬日元以下的家庭的比例僅僅是13.9%。現在，東京大學入學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為935 萬日元（2005 年的工薪階層的平均年收入為436 萬日元，就是說，現在三分之二的東京大學入學者的家庭屬于上層階層，而屬于下層階層的家庭僅僅占全體的七分之一）。
這種教育機會不公平現象的根本性原因為昂貴的教育費用。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報告，孩子的教育費用除了入學金、學費之外，還包括學習用品、文化考察費用、補習班費用，而這些教育費中最便宜的是公立學校，最昂貴的都是私立學校。前者的費用(從小學到大學)平均為750 萬日元，而后者平均為1600 萬日元，整體平均教育費更是高達1000 萬日元。
在日本教育水平脫離入學考試要求的情況之下，學生為了準備考試，不得不去昂貴的私立高中、補習班，教育之間的競爭由學校里轉向了學校外的金錢因素，這樣的“輕松教育”難道對于教育公平不是更加有害無益嗎?
美國人正在做噩夢
而這種由基礎教育階段的松懈造成的教育潰爛已經在美國展露端倪。
在美國號稱崇尚個性發展的K-12基礎教育中，在12年的義務教育期間考試壓力很小，為保護孩子的自尊心，成績以ABCDEF計、推崇社會實踐活動。這幾點似乎與十條減負規定不謀而合。
K-12基礎教育唯恐有損學生的“創造力”而將數學這樣的基礎學科難度降到最低。在計算器、手機的幫助下，學生甚至連乘法口訣都背不出來。在缺乏教學壓力的情況下，學生固然能夠發揮自己本身的天分，但卻對自己的弱項聽之任之。這“天才”們更多地自由，卻放棄了90%的普通學生。
在這一教育體制下，對數學這樣的基礎學科傷害最大，數學作為理工學科的工具，其影響一直影響到大學的研究。觀察者網近日刊發的旅美學者changshou的文章《美國求學執教的見聞和感受》當中提到，在美國高校排名中位于第二梯隊的D大學的學生受基礎教育影響，數學概念存在嚴重缺失，在削弱學科難度后，這批學生即便“填鴨式”學習依舊不能保證及格。在作者描述中，美國教育學者其實對此心知肚明，只是積重難返。
在作者寫到，他剛剛執教大學D時與系里一位老教授攀談，“當談及基礎教育失敗導致學生數學能力極差且有越來越差之勢時，這位曾上過戰場的老頭竟然控制不住在我面前哭起來。”
但我們這十條減負規定所想要追求的快樂教育，其實并非美國教育的全部，松散的中小學義務教育只是個幌子，背后則是昂貴學區的公立學校以及私立學校的精英教育。
由于公立學校的資金來自于某地的房產稅，在富人聚居區的公立學校掌握更多的資金，本身造成了資源配比的不均。而另一方面，那些少則一年2~3萬學費的美國私校里的學生，盡管也是下午三點放學，但課后開始的各種補習班一直要持續到晚上八、九點。
這群精英銳意進取，成為美國一流大學的中堅力量。他們進入《美國求學執教的見聞和感受》文中提到的美國名校A，依舊保持了中國高中盛行的題海/考試海/教輔/補課的學習模式——也是這群沿用艱苦學習方式的學生在不斷突破美國的科技前沿。
升學壓力下說易行難的減負、“減負”可能造成的更大社會差距，以及作為參考的美國基礎教育的積重難返足以證明“減負十條”的簡單粗暴。是否減負，考量的依舊是對“度”和教育現狀的把握，盡管減負后的“夢”看來美好，但終究還是要保持清醒。好在這只是“征求意見稿”，我們也可以依葫蘆畫瓢地暫且為它批上個“待合格”的評語，還是請認真做完課后作業再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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