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湖南省高院作出判決，“勞教媽媽”唐慧勝訴，作出勞教決定的永州市勞教委敗訴，唐慧得到共2000多元的賠償，但法院未支持唐慧要求永州市勞教委公開道歉的要求。這個鬧得沸沸揚揚的案子就此告終，但關于此案的討論卻并未停下，仍在持續發酵。
從法院判決看，雖然唐慧名義上勝訴，但她得到的賠償只有區區2000多元。而據媒體報道，當地官員告訴記者，此前僅唐慧一人的維穩費用就高達80多萬元。與維穩費用相比，這點賠償顯得微不足道，這個判決也帶有明顯的息事寧人的意味。
我們稍微還原一下案情。據唐慧說，她年僅十歲的女兒被逼賣淫，案發后法院判決，涉案人員中兩人死刑，其余也都處以無期等刑罰，最少的也是有期徒刑15年，而按照現行法律，有期徒刑的上限才只有16年。可以說，法院在這個案子的判決上已經是從重了，但唐慧仍然不滿意，要求法院判處全部涉案人員死刑，未得到法院支持，之后便持續上訪。
原則上說，與14歲以下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無論是否自愿，都構成犯罪。雖然如此，但在量刑時，究竟從重還是從輕，是否自愿顯然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確實被迫，顯然要從重，而如果確系自愿，則會從輕。這也是目前的刑法中單獨規定嫖宿幼女罪的潛在邏輯，因為，如果沒有嫖宿幼女罪，就只有強奸幼女罪，法定刑罰都是最嚴厲的處罰，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出臺，則是在廢除死刑呼聲高漲的時期作出的，是為了響應少殺慎殺的呼吁。
據《民主與法制》雜志記者廖隆章披露，此案中，唐慧的孩子賣淫并非被逼。因此，法院的判決并沒有背離現行法律。法院與唐慧的分歧就在于，法院是按照近十年來法學界流行的少殺慎殺原則裁判，并充分考慮到了具體的案情，而唐慧則堅持認為，無論孩子是否自愿，嫖宿者和賣淫組織者都必須處以死刑。
這樣，唐慧就開始持續上訪。先到省里上訪，省里不行再去北京。而在過去的十年里，眾所周知，“發展是硬道理，維穩是硬任務”，中央認為大量上訪者到北京，威脅和影響了北京的治安，也干擾了一些中央機關和部門的日常工作，所以要求地方上將上訪者控制在當地。中央壓到省里，省里壓到市里，市里壓到縣里，縣里壓到鄉里，層層壓任務。
改革開放前，對于這種影響社會穩定的人，可以通過社區如居委會、村干部等進行管理和教育，總的來說效果不錯，而且成本極低，不會成為政府的財政負擔。改革開放后，法治觀念日漸流行，居委會、村干部這種最基層的群眾組織已經空心化，無法發揮實際作用，只能改用政府行政手段進行管理。行政管理當然意味著增加財政支出，而現實的問題是，在分稅制改革后，政府級別越低，財政收入越少，支付能力越差，所以往往會采用比較“省事”的辦法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
唐慧被勞教顯然就是這樣的邏輯。如當地的鄉鎮官員所說，光她一個人的維穩支出就要80多萬元，這對一個并不富裕的鄉鎮來說，顯然成本太高，低成本的辦法當然就是采取其它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而在現有的制度中，最方便也最快捷的當然就是勞教。勞教不需要經過法院，只需要政府通過勞教委即可執行，程序最簡單，所以當然選擇勞教。
唐慧被勞教的決定是永州市勞教委發出的，但是決定對唐慧進行勞教的顯然并不是勞教委，而是他的上級機關和部門，勞教委只不過負責執行而已。而對永州市來說，控制唐慧，使之不能上訪，并不是自己提出的，而是上級壓下來的任務，所以錯也不在他們身上。如果省城或者北京愿意接收上訪者，地方上當然沒必要也沒興趣勞神費力、出錢出人去主動控制一個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慧案的關鍵不在于永州市的做法到底對不對，而在于面對纏訪、鬧訪的上訪者，地方政府到底怎么做才對，是放開讓他們去上訪，還是就控制在當地?最關鍵的問題也就是上訪治理的問題。
而現在的情況是，維穩任務層層下壓，一直壓到最基層，基層事權大財權小，當然采用簡單方便省事的辦法，有些做法當然難免與法治的高調會產生沖突，但是事情鬧大了，成為公共事件，輿論壓力大了，一些中央媒體也跟著市場化媒體一起向地方政府施壓，這未免就有些“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了。
很顯然，湖南省高院的最終判決結果是為了息事寧人，一方面安撫唐慧，讓她不再上訪，一方面盡可能減少當事的永州市勞教委的損失，以免挫傷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也就是說，這本身就是一個維穩判決的結果，并不意味著永州市和永州市勞教委做錯了什么。
反過來說，如果當初一審法院和唐慧的想法一樣，從重判決，所有的涉案人員都處以死刑，他們的家屬如果也到省城到北京上訪，找律師和法學界人士開研討會，制造輿論壓力，又怎么樣呢?如果這時候網絡輿論上一片廢除死刑的聲音，認為法院草菅人民，又當如何呢?君不見，要求法院支持唐慧要求，判處所有涉案人員死刑的同一撥人，從7月12日開始，又為另一個被執行死刑的非法集資案罪犯曾成杰喊冤。而在曾成杰被判處死刑之前，曾經有大量非法集資案的受害群眾多次上訪、堵塞交通。同樣的媒體，同樣一撥公知，如此前后不一，究竟該聽誰的？法院判案如果要跟著輿論走，怎么做才對？
更重要的是，上下級政府之間的關系究竟怎么處理。沒事的時候，上級對下級百般挑剔，有事情了上面發文件，干活都交給下級，還不信任下級，出了事情，上級看著下級自己去解決，解決得好落個清凈，解決不好，責任都是下級的，把當事的干部撤職平民憤。這樣下去，基層政府和干部如何工作？唐慧案是維穩邏輯的縮影，而基層政府和干部在維穩工作中的尷尬處境，又是現在的上下級政府部門關系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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