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富士康再發“兩連跳”。此前員工跳樓的慘劇多次在這個全球500強名企里發生。去年和今年，新京報兩位記者先后“潛伏”富士康，通過體驗，努力還原一個真實富士康的企業生態。
在富士康的20天里，我體驗了兩個立場完全對立的角色：流水線，穿著灰色工裝的工人;門崗亭，手持探測棒的保安。
種種波瀾曲折或扣人心弦的橋段，并沒有在“潛伏”中上演。這或許就是真實的富士康。
住在上鋪的，不是兄弟
萌生去富士康探訪的想法是在去年的9月底。彼時，太原富士康剛剛發生騷動，2000多名憤怒的流水線工人，圍毆了之前園區內飛揚跋扈的保安。
起身前往富士康已是10月底。在此之前，可以套用《那些年》中的幾句歌詞來形容我所做的準備，“將頭發梳成頹廢模樣，換上一身破舊衣服”。
2012年10月31日，太原富士康，走完入職流程，傍晚時分，我被分進了一個10人間的宿舍。這些舍友的年齡，下至十七八歲，上至三十五六。但無論長幼，他們混跡社會的經驗遠在我之上。他們之中，既有經商失敗負債累累的，也有出身寒門習慣漂泊的，還有遭遇車禍落下病根的。
玩笑和打鬧在富士康的宿舍內有些珍貴。互相之間的不信任感，體現在不少的細節里。比如，每個人給手機充電時都會放到一個帶鎖的櫥子中，向別人借宿舍鑰匙成功的幾率極少。也鮮有人主動問起對方的名字和電話。即便相處二十天后，宿舍內最活躍的兩個人，大家也多以“眼鏡”和“胖子”的綽號指代。他們的真實姓名，沒幾個人知道。
也許在他們看來，住在上鋪的，不是兄弟，而是些萍水相逢之人。誰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天醒來，就會有熬不住的舍友背起行囊，悄無聲息地離去。
凌晨的流水線
我是新人里第一個舉手申請上夜班的。夜班是從晚上的8點到次日早8點。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起沿流水線順流而下的手機內殼，把它們放到托盤里。里面的工人把這個動作稱作“收料”。
根據大致估算，我第一天晚上大致要收八九千個料，平均每4秒就要做一個收料動作。兩天后，我的胳膊和后背酸脹得厲害。更加難熬的是，凌晨三四點左右，腦袋里昏昏沉沉，但手上的動作卻不能停。再加上十一月的寒風吹進車間，那種復雜的滋味，無法言表。
除了能真實地感受工作的單調機械外，流水線是一個能夠讓人敞開心扉的地方。所有的工友都認為埋頭干活的我與他們一樣。在流水線的轟鳴中，我聽到了他們對流水線生活的厭倦和咒罵，他們對自己現實的不滿和嘲諷，他們對自己未來的迷茫和無可奈何。
工友中有個十八九歲的男孩，個頭不高，家境不佳，臉上還掛著走出大山不久的青澀。他到富士康打工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在工廠里找到一個女朋友。但旁邊的一個中年婦女提醒他說，你將來能在太原買得起房嗎?
工人與作為最基層管理者的線長之間的矛盾，使得流水線上的工作更加壓抑。我特意觀察了那個女線長的管理方式。她會在我開小差時吼上幾句臟話，也會用調到更累的崗位上的方式懲罰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女孩。
做一名保安
做完一星期的普通工人后，我就再沒去過車間。按照規定，曠工3天即算自動離職。
我又成功應聘成了“一名富士康保安”，負責在車間安檢。
有一次上班時，一堆趕著進車間的工人，爭搶著過安檢。那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保安，突然大吼一聲“給我回去排隊”。頃刻間，工人們默不作聲，排成了長隊。威嚴是發乎這個乳臭未干的少年嗎?我當時在想，工人們敬畏的其實是那些無形卻嚴格的規章制度。
在與老保安聊天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騷亂之后，富士康保安的強勢地位已大不如昔。許多人告誡我，千萬不要穿著保安制服走出廠門。
2012年11月20日的凌晨，度過20天的體驗生涯，我背著行李走出了太原富士康的大門。走出富士康，沒有人關心我是誰，我去了哪里
4月15日，我留發蓄須，以打工者身份潛入廊坊富士康，試圖以社會記者的視角去了解富士康。10天的富士康體驗中，與富士康規則制度相關的“怪相”以碎片化的方式逐漸呈現。
怪相一 走過場的考試
4月17日，廊坊富士康園區，面試。
富士康規定，不接納有文身或燙過煙花的求職者。現場，胳膊上燙了十多個煙花的河北小伙張力說，為進富士康，他向中介多繳了幾百元好處費。“中介說與富士康招募人員熟悉，交錢就能進。”果然，張力及其他幾人雖有煙花或文身卻順利過關。
4月18日，筆試。考題多涉及心理方面，多與生命相關聯。如“我的生活是否很有意義”“假若我死了別人會過得更好嗎”等等。考場，監考老師有的相互打趣說笑，有的把玩手機，偶爾瞥一下考場，盡管看到有考生相互比對答案，并不理睬。富士康一員工說，考試其實是走過場，“能干活就成。”
怪相二 富士康“隱權”
4月19日，軍訓。每組由一名教官帶領。
教官可以決定是否延長軍訓。軍訓延長后，工友就無法上工。因此，教官對工友隨意呵斥甚至進行體罰的現象屢見不鮮。
老員工稱，富士康存在約定俗成的諸多“隱權”，導致處于權力最底端在富士康員工和保安、教官、宿管、線長及安檢等群體的關系緊張，以至于經常發生打架斗毆。
怪相三 形同虛設的“心理咨詢”
和我同宿舍的工友王二猛最近非常煎熬，他說：“我壓抑得快瘋了。”他撥打了富士康N連跳之后設置的員工關愛熱線的“請幫我幫我”(78585)，但無果。
4月23日，我來到心理咨詢中心，向心理咨詢師陳述了我室友的困境以及我的困惑。
心理咨詢師更像一個有滿肚子怨氣要突然發泄的大媽，已失去了心平氣和，對我數落道：“不要在乎你宿舍人說的話，你來富士康前就該知道富士康的工作情況，如果你不適應，你就離開富士康……”
怪相背后 何處是我家
種種怪相之下，“沒有家的感覺”，是打工10日來，我聽到的富士康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由宿舍、食堂、流水線編織的三點一線的枯燥生活使絕大多數富士康人感到壓抑與苦悶，而種種冰冷的制度又讓他們每天的工作生活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觸碰紅線出局。
4月27日，鄭州富士康園區，23歲河南女孩跳樓身亡。跳樓前，她曠工三天，無法再入職。
4月25日，臥底十日的我離開富士康園區，結束打工時光。富士康流水線莫名少了一個人。但至今，我沒有接到一個富士康管理人員的問詢電話，沒有人關心我是誰，我去了哪里。
尹聰(新京報經濟新聞部記者)申志民(新京報社會新聞部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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