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富士康園區，宿舍樓外墻包裹著一張大網。
早上6點，夜班工友回宿舍時，白班工友還在休息。
4月20日凌晨，廊坊富士康園區內仍在生產線上的夜班工友“抓空”閉眼休息。
4月24日及4月27日，富士康再發“兩連跳”：鄭州航空港園區內，一名24歲的男子和一名23歲的女工，相繼跳樓身亡。
流水線上的迷茫
此前，員工跳樓的慘劇就曾多次在這個全球代工巨頭里上演。情況最嚴重的2010年中，有多達十余名工人從深圳富士康的樓上跳下。
單調的流水線生活和嚴苛的管理制度，被指是醞釀這些悲劇的“禍首”。機械壓抑的工作、沒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責罵、看不到未來的迷茫等，無不在考驗著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
去年10月時，記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潛伏”過20天。那段時間里，記者被分配到化成車間的噴碼線上負責“收料”，即把沿著流水線流下的手機和電紙書的殼揀到托盤中。
根據大致統計，上班的10個小時內，每個工人大約需要收八九千個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復一個“伸手—拿料—放料”的動作。
工人需要在流水線前保持“亢奮”。如果收料跟不上流水線的轉動速度造成積壓，那線長的吼聲和罵聲就會緊接而至。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車間工作10個小時，其中包括8個小時的正常上班時間和2個小時的加班。以工作日、周末和節假日劃分，富士康會向在上述日子里加班的工人分別支付1.5倍、2倍和3倍的工資。
這樣的“餡餅”刺激著工人們“自愿加班”，雖然他們早已厭煩了流水線生活。如果他們不加班的話，一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償還掉廠牌里的400元飯費和100元左右的住宿費后，所剩寥寥。
走過場的生命承諾
富士康也曾嘗試通過加薪、建立工會等行為，舒緩員工的生存狀況。但在這種努力，未能完全奏效。
2010年發生N連跳后，富士康先后多次上調員工工資，其底薪已從先前的八九百元上調至1800元。
2010年，富士康官網上刊登文章稱，公司工會會員超過39萬人，入會率達到80%，基本覆蓋了全體員工。今年年初，富士康表示，準備在中國工廠中推進工會改革，舉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選舉。
今年5月1日，多個高校聯合發布的《富士康工會調研報告》卻顯示，富士康工會改革進展緩慢，“90.2%的富士康員工不知道富士康工會選舉的事情，94.7%的工人在過去從未參加過任何形式的工會選舉投票”。
調研報告還稱，56.1%的人通過工會熱線“78585”所投訴的問題“很少能得到解決”或“全部都得不到解決”，且有47.4%的人在投訴后反而遭到“打擊報復”。
此外，記者體驗發現，工人在入職簽訂“珍愛生命承諾書”時，更像是“走過場”——培訓師并未就承諾書內容作任何解釋，工人只需簽名即可。而當向心理咨詢師提出工作上的困惑和迷茫時，咨詢師則會“勉勵”說，“干好活就行”。
厭倦并依賴著
“每天管理100萬員工，頭痛得要死。”去年1月，富士康總裁郭臺銘曾在一次年會上訴苦。2011年底，富士康公布了斥資上千億元的“百萬機器人”計劃。按照該計劃，未來富士康一些單調、重復的流水線工作將由機器人承擔。
這些不知疲倦、不懼危險的機器人開始把工人從疲倦和壓抑中解放出來時，外界卻又有了“機器人將引發工人失業潮”的擔憂。
厭倦卻又依賴，這或許就是當代中國工人之于富士康以及如它一樣的中國工廠的復雜感情。
流水線上的打工者
在這個百萬人的圍城內，一些人覺得工作辛勞且壓抑，“城內”的心理咨詢師“勸慰”說，如果不適應就走人吧
王二猛說，“我剛來應聘時活蹦亂跳的……現在壓抑，枯燥，像個機器人。富士康像一個‘圍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
接受心理咨詢期間，熱線響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樓了。盡管經心理咨詢師及宿管等人的干預挽救了一條生命，但關于跳樓的話題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咚咚咚咚……石猴從石縫里鉆出，翻著筋斗云，向天穹沖去……
一曲《西游記》前奏音樂，是廊坊富士康園區一男工公寓樓某集體宿舍的“起床曲”。每天早上6點30分，《西游記》會定時從工友手機里奏響。
石猴翻起了筋斗，但來自河北農村的30歲工友王二猛并不愿意起床，他先是探出頭，努力睜了睜眼睛，繼而蒙頭睡覺。
10分鐘后，他慢吞吞穿衣，洗漱。
看記者起床，王二猛說，“我剛來應聘時活蹦亂跳的……現在壓抑，枯燥，像個機器人。”
一個床位一個月換了三人
室友說，我所住的這張床位一個月換了三個人，“都是新員工，受不了苦悶壓抑的工作，都辭職了。”
繼去年10月，今年4月15日，新京報記者再次前往富士康體驗打工生活。
廊坊富士康園區占地約千畝，東西走向，繁盛時期員工曾達七八萬。
記者與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隊在富士康園區，去往公寓樓。
沿途，一棟棟灰白相間的樓宇，包裹著一張長約數十米，寬約2-3米的大網。
這些大網是2010年富士康發生“N連跳”之后安裝的。如今近三年時間，已顯得破舊，多已破損，裂著大洞，在風中搖擺。
“如果有人跳樓，防護網不堪一擊”，看著一張張破網，一位工友笑稱。
記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張上下鋪。宿舍成員中，年齡最大的40來歲，最小的不足18歲，多數20歲出頭，學歷初、高中。
“歡迎你來，但是，你，什么時候走?”我剛在宿舍一張床鋪前坐下，一年齡30歲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我打趣說。
“王二猛之問”有著它的因由。
室友說，我所住的這張床位一個月換了三個人，“都是新員工，受不了苦悶壓抑的工作，都辭職了。”
宿舍中，多數為工作1到3個月的新員工，而30歲的王二猛因工作半年，在宿舍被公認為“資深員工”。
近4萬人的廊坊富士康，最近幾個月，幾乎每天都吸納大批新人進入;同時，每天又有不少工友辭職。
有時候王二猛會看著一撮撮剛進富士康的新人發笑，“嗨，來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當機器人呀!”
王二猛說，富士康像一個“圍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壓抑，掙不到錢，工作枯燥，受氣……沒有家的感覺”等等，成為“出城”的主因;而想來富士康看看究竟啥樣，體驗世界500強企業的文化氛圍，找個媳婦或女朋友容易等等，則使不少員工走進“圍城”。
在富士康工作7年的石破浩說，“有的人專門來泡妞的。也有不想聽家人嘮叨進廠的”。
機械、壓抑的流水線生活
凌晨三時，記者的雙腿已經失去知覺，機械地從操機臺，不斷打滑，滑向測量間。
4月23日晚7時30分，廊坊富士康的一個廠房車間，記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員工一起，在流水線上通宵作業。
進入車間，迎面撲來濃厚的化工氣味，地面上綠色的地板沾滿油漬，走在上面不時打滑。
操作間機器轟鳴，上百人在數百臺飛速運轉的操機臺前忙碌著。
工友們站在流水作業的操作臺前生產一款暢銷手機金屬框架。該框架邊沿被機器切割成薄片，十分鋒利，一不小心就會劃傷手指。
新員工中，多數男工被分配在操機臺手持噴槍，經老員工簡單指點，開始流水作業;女工則對所生產出的產品精度進行測量，超出誤差范圍的將判定為廢品。
記者負責對二十余臺機器生產出來的每一個流程產品拿到測量臺測量。然后再拿著流程產品返回測量臺，并反饋給操機臺前的工友。
記者的這個活兒在不少站在操機臺前作業的工友眼中“再輕松不過了”，可以來回走動，可以和女工搭話聊天。
實際上這個工作并不輕松。記者需要將二十多臺機器生產出的每一個產品樣本分別送到距離記者二十余米遠的測量中心。
“你要跑起來，否則檢測不完，良率會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個工友向記者叮囑。
從晚上8點到凌晨11點，二十米遠的“跑道”，記者不間斷跑了三個小時。
夜晚11點，是吃飯時間。我們在食堂匆匆飯畢，短暫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車間。
從12點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著二十米長的跑道來回行走。其間，幾位操機臺工友操機時，閉著眼睛，趁線長不在，休息幾秒鐘。
凌晨三時，記者的雙腿已經失去知覺，機械地從操機臺，不斷打滑，滑向測量間。
記者的身上星星點點沾著油漬，大腦已空白，重復著機械勞作。
凌晨四點多，因為良率低，線長將質檢人員組合到一起，“昨天的廢品情況30多個，今天是60多個，你們在干什么……”
“你們是否用心做了，我咋向上面交待”，線長表情痛苦。
凌晨五點，8小時工作完成。新員工可以休息，老員工則多選擇再延長2個小時，以便賺取加班費。
機器轟鳴聲中，廠區領導召集新員工訓話，一個管理人員說，如果對我有意見，可以撥打關愛熱線，但你們要知道，別人撥打了那么多次，工作人員沒有一次找過我事兒，你們自己掂量。
無法提供幫助的關愛熱線
關愛熱線告訴想調崗的王二猛，“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車間溝通，聲明要調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車間，聲明愿意接收。”
王二猛最近幾日情緒低落，經常晚上獨自飲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縣政府的鼓勵下，和其他數十名老鄉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來到廊坊富士康園區。
這個壯漢，一進入車間，就“經常加班加點”。
他做的是拋光的工作，每天要拋光29筐手機后蓋，一筐36個，累計要拋光千余個。
辛苦的工作沒有換來管理者的贊許。王二猛說，他的直接上司——線長，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種原因，王二猛所生產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釋稱，手機后蓋拋光是流水線上最后一道工序，他無法左右流水線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機后蓋的“料”不好，如果承載拋光液的桶不干凈……都會導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線長會直接劈頭蓋臉說，“你今晚別回去了，直接面圣吧。”王二猛稱，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線長的直接領導：一位科長。
巨大的良品壓力導致王二猛經常失眠，甚至靠藥物安神。
每逢夜班時，最難熬的是凌晨。剛開始，一到凌晨五點，王二猛養成了一個習慣，“偷偷站著睡覺十分鐘。”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覺了。
一個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車間支援，車間的機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擺動，凌晨5點左右，一個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頭，機器手猛地抓住頭向下按。“我看到他滿頭是血……虧得瞬間躲開。不然可能沒命。”
他當時驚得一身冷汗，瞬間清醒。隨后，他越來越怕上工。
他厭煩了操機臺上的工作，想換一個環境。
在室友的建議下，4月23日晚，他撥打富士康員工關愛熱線78585(請幫我幫我)，咨詢是否可以調崗。
關愛人員答復稱，無法提供幫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車間溝通，聲明要調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車間，聲明愿意接收……”
掛了電話，王二猛一臉迷茫。
4月23日，記者來到心理咨詢中心，稱自己壓力大，“看到工友們陸續離開，心里難受，并且工友們說像機器人，不知道該怎么調節。”
心理咨詢師說：不要在乎別人說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適應環境，這也是一個相互選擇的過程，你選擇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對你做出選擇。
記者接受心理咨詢期間，熱線響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樓了。
盡管經心理咨詢師及宿管等人的干預挽救了一條生命，但關于跳樓的話題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進富士康的年輕人
一些打工者對流水線的枯燥和單調顯得不以為意，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們人生規劃中，重要的一站
因為不一樣的緣由，他們的打工軌跡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線前。不過，沒有人愿意在此長干。他們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夢想，比如找個對象，比如開個小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們的故事與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關。
16歲那年，出身農家的張順地開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層樓賺5毛錢;范振鳴在16歲時離開大山，到縣城一家汽修廠做學徒，中秋節一個人煮著飯號啕大哭。
因為不一樣的緣由，他們的打工軌跡在去年的11月1日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線前。這些吃苦慣了的打工者，對流水線的枯燥和單調顯得不以為意。有人甚至想，有規律地吃飯、睡覺就是一種幸福。
不過，少有人愿在此長“干”。他們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夢想，比如找個對象，比如開個小店。
只是想想而已。離開富士康后，沒找到太好出路的張順地回到了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他16歲時的第一份工作。
打工始于16歲
來富士康打工，什么人都有，卻“都是些沒出路的人”。張順地覺得，但凡還有點別的辦法，就不會來富士康“遭罪”了。
28歲的李國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達太原的。這位原煤礦工人下火車后有些“狼狽”，他口袋里只剩了8塊錢。
他本來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報名的，“當天進廠花不了多少錢”。
深夜已經沒有了公交，而8塊錢既不夠打車，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鉆進路邊的網吧，找張椅子瞇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塊5上了一個小時的網，給遠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塊錢過來”。
之后，李國春擠公交趕在8點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門。這時，28歲的張順地、20歲的范振鳴等人也提著窩了被褥的編織袋，等待進廠。
他們之前素昧平生，但卻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過了很長的一段歲月。
李國春此前一直在煤礦下井;張順地在一個小鑄造廠待了10年;范振鳴則一直輾轉在汽修店和餐館，“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與他們同行的，有做了幾年小買賣賠本欠下債務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擺了十數載大排檔無以為繼后的返鄉青年，還有原來跟著團伙摸黑從工地順鋼筋的“問題少年”……
什么人都有，卻“都是些沒出路的人”。張順地覺得，但凡還有點別的辦法，就不會來富士康“遭罪”了。
在16歲時，也就是2000年前后，張順地走出了呂梁山區。嗜賭的父親敗光了家里曾一度擁有的寬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貧瘠的土地，也因為政府征用越來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鳴也在大山里度過了自己的中小學時代。辟于山上的地產不了多少糧食。
近些年來，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漸成了村里青壯年間的風氣。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兒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鳴說，那邊有些村子的地下發現了埋藏較淺的煤礦。煤礦公司給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萬的補償款。范振鳴常常幻想著，自己能被那樣的“幸運餡餅”砸中。
2008年時，范振鳴離開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縣城里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們，戴著眼鏡的李國春多讀了3年高中。高考時，他的成績離第一志愿山西大學的錄取線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復讀一年，可母親跟他說，托人在煤礦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闖北的歲月
那年的中秋節，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飯。煮著煮著，米飯煳了。掀鍋看著黑乎乎的米飯，16歲的他眼淚刷地流了下來。
李國春在煤礦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個多小時的小火車下到地下幾百米處，扛幾百斤的機器在巷道里行進。一個月下來，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資。
李國春覺得這份工作還算不錯。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著路，被一輛車撞成骨折。車主賠了他9萬塊錢。
傷愈后，他沒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礦辦了個停薪留職。那9萬塊錢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錢沒動。對喪失了部分勞動能力的他來說，這9萬塊就是下半輩子的指望。
2008年奧運會前后，16歲的范振鳴到了縣城一個汽修店做學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掄著大錘，一錘一錘地把被撞壞的汽車保險杠或者車殼砸平整。
活兒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趕上旺季，他還得加班掄錘到很晚。
兩個月下來，老板扔給他90塊錢。那年的中秋節，他和同村一起出來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飯。煮著煮著，米飯煳了。掀鍋看著黑乎乎的米飯，16歲的他眼淚刷地流了下來。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鳴第一次覺得“還是家里好”。
那位曾經走南闖北的前老板，到富士康只帶了一條暗黑色的褲子。幾周后，他開口問上鋪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條褲穿。他想換洗下，但舍不得花錢再去買條褲。
范振鳴后來又跑到煤礦學著鋪設電線。老板給他的學徒工資是三千，并承諾出師后漲到六七千。收入可觀了。但是，沒到礦井幾天，他看到一塊落下的煤塊貼著前面兩個工人耳邊擦了過去。
他害怕極了，于是選擇了離開。
范振鳴又到了一家餐館后廚煲湯，月薪1500元。餐館的經歷同樣不算愉快。
在像現在的范振鳴一樣20歲的時候，張順地已在一家鑄造廠找到了自己的第三份工作。在這之前的16歲，他曾在工地上扛水泥?？钢?00斤的水泥上一層樓賺5毛錢，“出大力的活”。
扛了3個月水泥后，他去了一家石膏廠。那段日子給他留下記憶最深的片段是：初冬，他跟工友去火車站接貨。貨物遲遲沒來，夜里氣溫跌到了零下，他們圍著一個小火堆，躺在馬路上睡了一夜。
鑄造廠給的工資比前兩份工作都高得多，一個月四五千元。這錢并不好掙。他和一個工友合作，拖一輛裝有半噸鐵水的小車。他彎著腰拖了近十年，落下個腰椎間盤突出。
2009年時，當時還在鑄造廠上班的張順地，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吹酱謇镆幌绿砹宋辶v運煤的半掛車后，他與朋友合伙也買了一輛。他為此掏出了打工以來攢的積蓄，又貸了點款，累計投入了10萬多元。
運營了不到一年，短途運輸不景氣起來——運費從高點時每噸130多元，跌到了每噸70多。扣除油費、過路費、司機工資等各項成本后，運輸一趟只能賺五六百塊錢。
這點錢還不能穩穩地落入車主張順地的口袋。半掛曾經躥到路邊的溝里壞過一次，張順地四處借了3萬多塊錢修車。不久后車再次大修，他又扔進去1萬多塊錢。
跑車路上，頻頻被“碰瓷”讓張順地煩惱。有一次夜里，一輛QQ把他的半掛逼停，5個“彪形大漢”打著手電找到一塊指甲蓋大小的劃痕說，半掛濺起的石子把QQ車劃了。
他擔心藏在坐墊下的一萬五千塊錢被這伙人發現，于是“痛快”地拿出500元，說“兄弟們拿這點錢去買幾盒煙吧”。
再后來的一天，司機打電話給張順地，驚慌失措地告訴他，半掛撞了輛載著七八個人的面包車。張順地嚇得夠嗆，當時就想“如果出了人命趕緊跑路”。還好只有一個人受傷，他舉債三四萬賠償了傷者。
一個跑車的朋友遭遇車禍之死，讓張順地產生了賣車的念頭。賣車后，跟合伙人一算賬，他分到了2萬多塊錢。這意味著，2年的跑車之旅耗盡了他打工以來大部分的積蓄。
有關愛情和理想
范振鳴的富士康之行關乎著愛情與事業，但流水線上挨著的大姐提醒他說，找對象可是要先買房子的。
那輛半掛車并不是只給張順地的生活平添煩惱。它幫助漂泊中的張順地得到了生命中可貴的東西——愛情。
2010年底，他跟老家一個水產店老板的女兒結婚了。在這之前，因為家里窮討不上媳婦，他沒少被村里的人“戳脊梁骨”。
張順地說，媒人提親前，未來的丈母娘就對整天開著半掛打水產店前經過的他有了不錯的印象——“這么年輕就開上了半掛，這個后生肯定很不錯”。
結婚后，張順地和老婆商量，把村子里的老宅翻蓋成新房。當時，張順地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一萬五千塊錢。他咬牙說，蓋吧，啥時候沒錢了再想辦法。
蓋著蓋著，到用鋼筋的時候，一分錢也沒了。他在老丈人的水產店門口徘徊了很久，沒好意思開口。老丈人看出了他的窘迫，塞給他一沓錢。
來富士康之前，張順地家里就剩了幾百塊錢。他經常夜里躺在床上想，“自己過得苦也就算了，何苦還要連累上老婆。”
正值青春的范振鳴，比任何時候都渴望一份愛情的降臨。
這次來富士康打工，范振鳴的一個目的就是“看看能否找個女朋友”。
單調而機械的流水線生活壓抑了青春，愛情是再好不過的調味劑。七八萬人規模的太原富士康被戲稱為“婚姻介紹所”。
姐姐答應范振鳴，如果他能找到女朋友安定下來，就拿出兩三萬做他開店的啟動資金。范振鳴不想做一輩子的打工仔，他很早就開始考察一些項目，比如肉牛養殖。于是，他認為，他的富士康之行關乎著愛情，而愛情則關乎著他能否從姐姐那里套到“創業”的啟動資金。
流水線上挨著的大姐提醒他說，找對象可是要先買房子的。
李國春也把這次來富士康打工作為一個短暫停留的驛站。他想上三個月班后，攢上一萬塊錢的路費，到四川同女朋友再圖長久打算。
張順地則計劃用這幾個月在富士康打工賺的錢，過年時還下債——他現在負債三四萬元。
那些“塊八毛”的事兒
李國春到超市轉了一圈，發現“超市衛生紙2塊錢一卷，貴得很”。
他們珍視每一分錢。廠牌里的400塊錢被細致地分拆到每一頓飯上。“早飯3塊，午飯和晚飯各5塊。”一個不到20歲的小男工吃早飯時計算說，如此400塊錢正夠一個月。
他們蓋的被子大多是花35塊錢從廠外面的小店鋪里買的。被子很薄、掉色，而且散著一股莫名的味道。即便這樣，有的工人還舍不得花這個錢——被子花15塊錢買二手的，枕頭是從那些沒人住的宿舍里撿的。
張順地的老婆來看他，兩人去富士康外面找了間一晚40塊的旅館。張的老婆嫌“太貴了”。李國春到超市轉了一圈，發現“超市衛生紙2塊錢一卷，貴得很”。
至于那位曾經走南闖北的前老板，他到富士康只帶了一條暗黑色的褲子。幾周后，他開口問上鋪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條褲穿。他想換洗下，但舍不得花錢再去買條褲。
至于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作，李國春和張順地都覺得，比起下煤礦和拖鐵水，流水線的工作算不上太累。
一個“90后”的小老鄉抱怨流水線太累欲離職而去時，張順地跑過去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通，這點苦都吃不了，你還能做什么?
只是，有時候，張順地自己也發牢騷說，跟個機器人一樣，只有不停地磨啊磨。剛入職的前幾天，幾個夜班上下來，負責收料的范振鳴，“感覺自己的胳膊沒有了”。
去年11月，張順地沒有想到，他的未來是老家呂梁的一處建筑工地。今年開春，富士康極少加班。沒了加班，就意味著月收入只有1800塊的底薪。一宿舍10個人走了8個，只剩四川之行出現變故的李國春和另一個兩出兩進富士康的工友還在堅持。
與水泥和磚頭打交道的一天，從天亮開始，至晚上七點甚至更晚結束。一天的工錢是200多塊。腰不好的張順地覺得這活兒還不錯，“能賺著錢”。
只是，從16歲到29歲，顛沛流離13載，兜兜轉轉了一圈，打工仔張順地又站到了剛出發時的原點。
新京報記者 尹聰 申志民 太原、廊坊報道
本版攝影 新京報記者 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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