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求證”欄目：
看了記者陳一鳴、張旸撰寫發表在“求證”欄目的“轉基因食品系列報道”(2012年12月19日、20日、21日)，發現很多觀點沒有進行全面、深入的求證，所求證的“真相”背后還有真相，希望就以下幾個問題進一步深入求證：
一、“轉基因食品，美國人吃得不少”，這個“真相”背后還有真相
這是醒目的大題目、大結論。報道中說：“美國大豆大部分用于國內，預計2012至2013年度國內消耗4720萬噸，向國外出口3730萬噸，約占總產量的45%”。給讀者的反應是，約占總產量的55%是被美國人自己吃了，所以能得出“轉基因食品，美國人吃得不少”的結論。事實果真如此嗎?其實，轉基因大豆絕大多數作為家畜飼料，轉化為肉蛋奶，在美國人的食物結構中，“面食+肉蛋奶+海產品+蔬菜”的含量超過85%，如果加上飲品，大豆、玉米及其加工產品在食物結構中所占比重很少，不到5%，其中的轉基因大豆、玉米含量更是微乎其微。
所以，在此問題上，記者為什么不再深入求證一下呢?再深入挖掘、深入求證，你會得出真相的另一個側面，你的認識會有180度大轉彎，題目就會改寫成“轉基因食品，美國人吃得很少”。
二、“過去10年總共消費了3萬億份轉基因食品”不是真相
報道中說：“美國民眾實際上每天都消耗大量的轉基因食品。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亨利·米勒201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人過去10年總共消費了3萬億份轉基因食品。”
通過簡單乘法就能得出：美國3億人口 x 3頓飯 x 365天x 10年 ≈ 3萬億，所以報道給讀者的直接反應是：在美國的每一個人10年里天天三餐吃的都是轉基因食品，但是這可能嗎?你在美國大街上問問路人：“你今年的每一天3頓飯吃的都是轉基因食品嗎?”，無論你問多少人，沒有一個人會回答你：“是”。你就知道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成果是多么荒謬。
記者同志為什么不先用計算器簡單算一下，再決定是否采用他的結論呢?這也太缺乏職業水準了。而且，轉基因大豆在過去十年是慢慢流向市場的，7年前市場流入量極少，絕大多數人吃不到。
三、真相揭示得不透徹，真相是：慘烈的“轉基因食品標注”戰爭在美國20個州上演
----在美國廣大消費者僅僅想知道他們吃到自己肚里的東西有沒有轉基因成分、成分是多少，但是美國法律明確：不賦予他們這個權利！盡管美國20個左右州掀起了浩浩蕩蕩的‘標注轉基因’運動。
報道中說：“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對轉基因產品是否應該貼“轉基因食品”的標簽沒有作硬性規定，是否標注則由廠家自行決定。馬克·艾什說，政府批準一種轉基因食品，就表明它可以被安全食用，沒有必要特別標注。”、“湯森路透集團兩年前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90%的人都認為那些由轉基因原料制成的食物應被特別注明。”
以上這個是真相，但是挖掘得不透徹，真相是：慘烈的“轉基因食品標注”戰爭在美國20個州上演。
美國廣大消費者發現，過去的10年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食用了轉基因食品，隨著有關轉基因信息的不斷披露，其安全性的爭議不斷升級，他們認為轉基因制造商欺騙了他們，他們僅僅想知道他們吃到自己肚里的東西有沒有轉基因成分、成分是多少，但是美國法律明確：不賦予他們這個權利!所以出現了報道中的：“目前有20個左右的州掀起了‘標注轉基因’運動，呼吁在食品包裝上注明是否為轉基因食品，或是否含有轉基因食品成分。”(這個運動還有一個口號就是‘占領孟山都’，孟山都是全球最大的轉基因生產公司。)
20個州掀起的‘標注轉基因’運動，在加利福尼亞州掀起一個高潮，“廣泛聯盟”以“人們有權知道他們吃了什么”為口號，為了讓訴求進入到公投程序，他們用10個星期在街頭拉來了近100萬個簽名，產生了37號提案。孟山都公司出手420萬美元，反擊37號提案，同時行業的拜耳、先正達，以及百事可樂、可口可樂、卡夫食品、雀巢、聯合利華、箭牌等等加入了反擊行列，因為他們的產品中都含有轉基因成分他們捐助的資金4400萬元，支持37號提案的是一些名人、農場主和“希望吃上祖先吃過的食品”的公眾，共捐助700萬元。
9月份的首次民調中，有61%的人支持37號提案。調查也發現，絕大部分公眾不太了解轉基因為何物，沒有興趣了解有機食品與轉基因食品的異同，在調查中多數人既不知道美國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比例，甚至不清楚37提案的主要內容。民調還顯示：“如果37號提案會導致食品價格上漲，則有46%的人不再會支持，如果上漲幅度超過11.9%，則有50%以上的人會投反對票。” ，反擊37號提案的大公司大量投放廣告，告訴公眾一旦37號提案通過，每年每個加州家庭將為此支付400美元;同期，支持者投放的廣告完全被反擊者的廣告淹沒了。民意迅速轉變，到10月底時，反對37號提案的人已經超過50%。最后，公投結果出現了驚天大逆轉，轉基因公司轉敗為勝，法律依然顯示：廣大消費者無權知道自己吃的食品中是否含有轉基因成分。
但我相信，美國民眾想獲得知情權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這樣的戰爭還會在其他州不斷上演，最終的勝利會站在民眾這一邊。
四、美國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更加關注，很多人選擇食用有機食品
報道中說：“美國最大的有機農場合作社——有機谷總裁喬治·西蒙表示，過去5年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更加關注了，很多人選擇食用有機食品。”、“在美國，有機食品在生產和處理過程中嚴禁使用基因改造的作物，但一般要比普通食品貴三四倍。記者詢問一些美國朋友，一部分人對是否轉基因食品無所謂，一部分人覺得不太確定是否安全，但也不愿意多花幾倍的錢去買有機食品。”
真相就在追問中，如果你再追問他們：“如果你有很多錢，你愿意吃有機食品，還是轉基因食品?”答案就出來了。事實上，了解轉基因的美國富人階層采購回家的都是有機食品。美國普通消費者天天吃有機食品，財力上還真的吃不消。在沒有農藥、化肥、轉基因的年代，市場上食品就沒有這樣的差別。
但美國的現實是，由于美國的轉基因作物種植比例太大，種植過程中可能造成基因漂移，因此，在美國，標明“有機”的食品并不保證不含轉基因成分，這是個無奈的現實。由于美國激進地、大范圍種植轉基因作物，導致無可逆轉的基因漂移災難，這是一種人類科技無法修復的生態災難，自然界長期發展進化形成的、目前基本穩定的生態平衡將被突然進入的新基因物種所打破，這是目前轉基因安全評價理論無法預測的，也是轉基因安全評價方法無法控制的。簡單說，人類對這樣新型基因漂移的蔓延后果無法預知，對基因漂移的現實速手無策，所以采取了回避的辦法，不理不睬，隨他去吧。
五、“美國對轉基因審批極為嚴格”不是真相，事實是審批流程設計不科學導致嚴格的審批執行流于形式
報道中說：“貝內特表示，美國對轉基因技術的商業化實行審批制。政府僅負責審批和監管由種子公司報批的種子，不會主動推廣它批準的任何一個種子，無論轉基因還是非轉基因。美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商業化的審批極為嚴格，在轉基因種子投放市場前，有嚴格的評審過程，由多個部門負責評審。”
報道中說，美國對轉基因審批極為嚴格。
美國對轉基因的管理由美國農業部(USDA)、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以及美國環保署(EPA)分工協調并分別負責不同環節。美國農業部對申請新的轉基因品種生產者，要求提交生物學原理、試驗數據和文獻、田間和試驗室試驗報告等。如果在上述評估材料中沒有發現有危害，美國農業部對上述產品頒發許可證，批準其進行商業化種植。
FDA的審批過程主要是要求申請者自行組織有資格的專家進行評審，并提供充分的研究文獻以及試驗數據，如果FDA在評審過程中沒有安全疑問，則通知產品開發者自行進行商業化推廣。一旦發現申請者作假，就會動用行政手段對造假者進行重罰，同時召回已批準產品。FDA不要求轉基因產品進行強制標示。
無論是美國農業部，還是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以及美國環保署(EPA)他們都不組織第三方進行獨立安全評估，也就是說“誰研發、誰評價”，評價結果提交以上三個部門，由其進行文本性審查。這樣的制度設計很不科學、不嚴謹，像孟山都這樣的公司既是轉基因產品的生產者，又是轉基因產品安全的評價者。由產品生產者評價產品安全，存在利益傾向性，導致無法客觀評價。同時，美國法律不強制要求轉基因產品標識，導致幾乎所有食品中都回避轉基因成分，不標識轉基因含量。這種審批流程設計不科學導致嚴格的審批執行流于形式。
六、轉基因爭論的焦點—安全性
報道中說：“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黃昆侖認為，轉基因大豆問世以來，研發者以及世界各國的多家獨立機構進行了大量、長期的食用安全性評價，包括營養學評價、毒理學評價和致敏性評價等。試驗證明，新引入的蛋白沒有增加毒性風險，食用轉基因大豆不會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作用。”、“此外，美國、日本、中國等國科研人員采用轉基因抗草甘膦大豆和非轉基因大豆進行了動物亞慢性毒性和傳代生殖能力等多項檢測。其中，日本采用加熱后的大豆粉以30%的添加量飼喂大鼠和小鼠15周，檢測生長、進食量、臟器重量和臟器切片等一般毒性指標和免疫毒性指標，結果表明轉基因大豆對大鼠無毒性。中國采用這種大豆飼喂大鼠91天，做了進食量、體重、血生化、血常規、尿常規指標和組織病理學檢查，結果表明轉基因大豆未對動物產生亞慢性毒性。美國對喂養這種大豆的小鼠進行了2—4代繁殖試驗的生殖能力檢測，分析了胎仔大小、體重、睪丸細胞數量等指標，認為轉基因大豆對小鼠無生殖毒性。”
其實，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評價是長期復雜的科學過程，長期性是因為主糧的食用者是“人”，人類的壽命較長，達80年左右，考慮到可能出現的隔代毒性累積情況，封閉環境下長期性測試將是一個需要幾代人持續努力浩大的工程，是一個“今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大工程，是任何一個追求短期利益的公司無力承擔的，也是當代轉基因科學家無法獲利的科研項目，所以他們極力阻撓人體試驗，甚至不進行大猩猩試驗(大猩猩和人的基因相似度更高)，僅僅通過老鼠測試，就得出人類食用絕對安全的科學結論，實在不嚴謹、不科學，對人類生存不負責任。
在藥品動物實驗過程中出了問題的藥品是要淘汰的，沒資格用再進入人體臨床試驗;然而動物實驗表達了有問題的轉基因農作物，卻跳過了人體臨床試驗環節直接流向人們的餐桌，真是匪夷所思(顧語)。
人類目前對簡單生物體的基因、各功能基因片段的工作機理還認識不清，基因鏈還無法完整解讀，按解讀結果人工復制各功能基因片段更是人類長期的奮斗目標，至于像大豆這樣更為復雜的基因組，人類目前的基因工程技術幾乎不可能完整解讀，哪些基因片段(或片段組合)如何驅動某一功能細胞群(器官)工作的，基因科學家還不清楚，轉進來的新基因片段如何影響細胞工作的，比如BT基因片段，在細胞層面還沒有得到科學解釋，在分子層面更是無法進行科學觀察，新插入基因插入位置是否打亂了原有的生物表達完整性，影響程度有多大?表現在生物遺傳上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此種隱性是否導致后代顯性?(像人類的伴性遺傳)很多的未知、很多的不清楚，要有待科學進一步發展才有可能揭開謎底。
我認為，轉基因安全性評價應該是一門區別于轉基因研發的獨立學科，它的復雜性、試驗性特點足可以自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指導轉基因安全性評價實踐，重點是從分子層面研究人體對轉基因食品的吸收和對身體產生超長期性影響的諸因素科學分析，不僅僅研究急性慢性腸胃異常問題，更要研究長期不可逆損害，如：新陳代謝異常、免疫異常、肝腎等器官和功能異常、生殖異常及后代畸變等問題。通過多代人共同努力，未來最終能驗證出生態環境友好、造福人類的轉基因品種。
轉基因安全性評價結果不能由轉基因研發者說了算，產品研制者變成了產品安全性權威，人類在這方面吃了很多大虧。反式脂肪酸研制者說是安全的，1909年開始人類大范圍食用，長達半個世紀，直到80年代發現其危害，目前我們還可以在市場上看到有標識該物質的食品;氟利昂研發之初，人們只看到他的優點，50年后發現臭氧層空洞;DDT全球應用，減少了瘧疾的發病，幾十年后發現其危害，全球禁用;瘦肉精被認為是現代畜牧業的革命，幾十年后人類有了相關疾病之后才發現是瘦肉精作怪。我們不得不擔心：轉基因會不會是又一個潛伏幾十年的人類殺手，別的事件可以叫停，轉基因一旦釋放到自然界中，人類將毫無辦法。我有個比喻：目前人類以科技為工具有能力打開潘多拉盒子，但人類以目前掌握的科技無法降服的里面飛出的惡魔。那么，我們是否要打開這個盒子?
還有個比喻：達摩克利斯之劍下面擺放著享用一生的轉基因美食，這個劍可能馬上落下，也可能永遠不會落下，也可能那個劍僅僅是一滴雨滴;另一面是清淡的傳統食物，只能吃8分飽，但頭上沒有劍，你會領你的家人做什么選擇?
站在“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安全”的戰略高度去認識轉基因安全問題。當我們把任何棘手的“大問題”放到國家戰略高度去認識，站在國家安全層面、民族生存安全層面去分析，握住“一切以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安全為最高利益”這個準繩，答案就會很清晰地浮出水面，一個局部利益、行業利益、個別團體利益再大，也必須讓位給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轉基因在國家的大局中只是一個局部小問題，當這個小問題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安全”，就必須堅決反對和抵制，哪怕這種威脅僅僅是一種小概率的可能。
基于以上認識，在人類目前的科技發展階段，決策層明智的抉擇是：對所有轉基因商業化行為“立即叫停”，停止一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嚴格控制轉基因試驗過程，嚴格監管轉基因物種釋放行為，解決目前更為嚴重的轉基因試驗監管缺位問題。
紅星閃閃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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