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提供的高度便利與城市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使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宅”在家中——
“我是都市隱形人”（民生視線）
陸婭楠 金遠晴
《 人民日報 》（ 2012年11月29日 17 版）
“宅”源于社會進步
科技越來越發達，居家生活越來越便利，“宅消費”創造大價值
起床，開機，刷牙，登錄QQ，打開股市交易系統，洗臉，上廁所的同時看手機報和微博……這套起床流程已伴隨了趙磊兩年。兩年前，31歲的趙磊從深圳一家網絡公司辭職，加入了居家辦公的SOHO一族。
“每天上下班都要聞公車上的汗臭，上班就對著電腦趕工，午餐還要在快餐店搶位子，和同事寒暄。有時我看著街頭的人流，覺得我像是都市隱形人，很累很忙卻沒什么存在感。”大都市中越來越高的人口密度與越來越稀缺的宜居資源，讓趙磊感到不適，“我總覺得生活不該是這樣的。”
辭職后的趙磊幾乎不出家門，卻感到舒心多了。他每天吃著電話訂的外賣盒飯，用著網購的生活用品，網頁設計的生意也在網上談好，閑暇時間就窩在沙發上看看電影、NBA。“當‘宅男’掙的和原來差不多，可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應酬和花銷，自由多了。我就算只穿個內褲拉訂單，也沒人計較。”
在趙磊看來，網絡技術和電子商務的發展使“宅”生活成為一種可能，并且很便利。“回想10年前，怎么可能有這么多宅男宅女！宅在家里哪有這么多事兒可做！現在足不出戶就能了解世界，享受便利生活，多好！”
這是中國社會信息化飛速發展的十年，也是中國城市家庭數字化趨勢明顯的十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1年底，中國家庭寬帶用戶已經攀升到12430萬戶，比2002年底增長了近42倍。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5.38億人，是2001年的13.45倍；使用網上支付的用戶規模達1.87億人，是2001年的50倍。與此同時，網購、微博、在線娛樂、電子支付等“宅消費”的產值規模越來越大。僅今年“光棍節”一天，天貓、京東商城等20余家主要電商的銷售額就近300億元，較去年翻了一番。
不過宅在家中，也有讓趙磊煩惱的一面。“科技越來越發達，世界越來越小，看起來社交圈子天南海北，但人與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今年夏天趙磊與大學的舍友聚會，結果四個人都忙著刷微博、看手機，一頓飯吃了不到一小時就草草收場。此外終身大事也是個麻煩。遠在家鄉的父母幾乎每個周末都電話逼婚，他總是以事業為重推脫。“別看QQ上聊得熱絡，可是現實中都是‘見光死’。我也習慣了現在的生活模式，真成了家，恐怕都是矛盾，反倒不自在。”
“便利改變生活，也改變性格。”曉麗的媽媽抱怨，原本愛說愛笑的女兒，工作之后，整天跟電腦、手機生活在一起，既不出門也不說話，一切喜怒哀樂都跟網絡綁在了一起，“宅”得厲害。別人問起女兒的性格，“宅”就成了典型特征。
人到中年的地產商人吳榮平也愛“宅”在家里。“我不是不善于交際的人，但是這幾年我越來越‘宅’了，只要不談生意，就愛呆在家里上網看書。”與很多事業有成的商人不同，吳榮平不熱衷于閑暇時間外出交際，更愿意呆在家中逃避一些可有可無的會議、應酬。
不過對于下一代，吳榮平卻不同意他們“宅”在家中。“我一直有意識的培養我兩個孩子的社交能力。人脈是最重要的財富，而社交能力是最基本的謀生技能。我甚至不強求他們有很好的學習成績，但是我要求他們必須學會交朋友。”
“宅”是情非得已
工作壓力大、免費的公共資源有限、出門社交成本高，不少人“被宅”
29歲的海歸陸平凡沒想到自己也會成為“宅女”。美國讀研回來，她沒回浙江老家，在北京國貿一家外企工作。從此，她開始了“平時兩點一線，周末蝸居在家”的生活。
“‘宅’本身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完全是被自愿的。”和大多數工薪階層一樣，陸平凡每天早上7點起床，晚上7點左右才能到家。每天要花兩個多小時在上下班路上。如果加班，9點多能到家就謝天謝地了。“起早貪黑的，回到家筋疲力盡，根本沒力氣出門，周末就更想多休息休息，看看美劇，上上網，收拾屋子，做點好吃的犒勞自己。”
除了工作壓力大，需要休息，出門社交成本高也是陸平凡不得不“宅”在家里的原因。她算了一筆賬：在北京下館子吃飯，兩個人一次大概要花去170元；看一場電影，電影票加零食兩個人又要200多元了；如果再逛逛街，至少要五六百元。
“這樣出去一次，加起來大概要花費八九百元，還不包括打車錢。”陸平凡月薪8000元，月房租要3000多元，還要給父母匯一些錢，自己手頭的余錢還要存一些以備看病等不時之需，剩下的零花錢僅夠出去消費一兩次。“而且北京這么大，每次出去找個人，一出門來回路上就得花兩個小時，時間成本也太高。”
像陸平凡這樣擔憂出門社交成本高的“宅男”“宅女”不在少數。電影票七八十元一張，演出票二三百元一張，景區門票動輒上百元，連農家樂的食宿價格都在節節飆升，無論是看文娛演出，還是旅游出行，成本都不低，反倒是“宅”在家里更能滿足娛樂需求。
“去電影院看電影，去郊外旅游，人不要太擠，花銷不要太多！”大學畢業后，江蘇人陳偉留在上海，找了個月薪近4000元的工作。不過很快他就發現入不敷出：隔三差五，同事間就要AA付賬搞聚會，吃飯、唱歌、泡夜店“一條龍”，沒有一次花銷低于百元，不參加就會被認為不合群。最后他干脆辭職“宅”在家里，每天醒著就是對著電腦，替人“打游戲練小號掙點散碎銀子”，累了就從網上下載最新的電影看。“我這種經濟能力有限的還是宅在家里自在些，也算大隱隱于市嘛！”
值得注意的是，都市中老年“宅人”的規模正越來越大。6年前，67歲的退休工人程阿姨為了幫助大兒子帶孩子，和老伴來到了北京。在老家，程家二老不僅常走親戚，還參加老年協會的各種演出、座談，可到了北京后卻變成了“宅女”、“宅男”。
“北京太大了，老年人出行太困難了。我自己普通話不太好，跟別人交流起來也有點吃力，所以不敢出門。”程阿姨所住的小區里像候鳥一樣遷徙來京的老年人不在少數，但大多不怎么出門。“對于我們這些外地來京的老人，跟周圍鄰居不熟悉，也不知道社區有什么活動可以參加。不過，北京空氣也不好，人行道上都擠滿了機動車，出去也沒意思。”
“宅現象”凸顯“宅文化”
“宅群體”的意識和行為是健康的，其消費取向預示著未來趨勢
從世界范圍看，社會經濟發達地區都存在不同種類和程度的“宅現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出現了第一批“宅男”“宅女”。那些一整天不出家門、只坐在沙發上抱著零食看電視的“宅群體”，被稱為“沙發土豆”。后來，這種“宅群體”相繼出現在日韓等國，再與日語詞匯一起通過臺灣和香港傳入內地。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認為，越是現代社會，人越有條件去“宅”。“如果沒有網絡和快遞幫我們解決生活需求，怎么‘宅’呢？‘宅’的背后，有一整套健全的供應、保障系統支撐，這是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今天的社會給人提供越來越多的選擇，讓人們有條件去逃避現實交往。”
如今，我國的“宅現象”表現形式很多，堪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媲美，只是分布區域不如發達國家普遍，發展程度還比較有限。比如，目前“宅現象”主要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型城市。
值得關注的是，日益普遍的“宅現象”背后的“宅文化”。
文化人類學博士、蘭州大學民族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王建新教授介紹，“宅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主要取決于消費文化的發達和自主意識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講，“宅群體”的涌現是社會進步的具體表象。
“從新型社會關系建構方面，‘宅群體’表現出非常超前的意識狀態和組織智慧。他們不愿受制于血緣、地緣、業緣等傳統文化所支撐的組織機制的束縛，而是積極尋找方便進入也容易退出的、更容易發揮個人能動作用的組織模式。”王建新說，這是“宅文化”的核心。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評述，“宅群體”所提供的人際關系模式，很可能數十年以后就是社會的一般模式。除個別有損正常社會道德秩序的個案舉動，“宅群體”的意識和行為是健康的，可以理解的。
顧駿認為，“宅文化”是自愿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觀念，又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自愿選擇，他們覺得“宅”自由自在、心滿意足，社會應尊重和包容他們的選擇；另一種則是“宅”在虛幻世界里走不出來的，這是心理問題，需要自己克服或者找醫生解決。
在大眾媒體中，“宅群體”常常被賦予“負面形象”，是問題人群的代名詞；“宅文化”似乎代表著惰性和逃避，有一些消極意味。
王建新認為，選擇“宅”在家里的人不一定就是心理上或者社交能力上有問題。在現代信息通訊發達的情況下，大多數人選擇“宅生活”，是因“宅”在家里能夠將更多的時間集中在自己的興趣點上，通過信息手段獲取更多、更廣泛的交流機會和有效信息。
“既然有了新的技術條件來支撐‘宅’生活，為什么我們不去完善這些條件，讓‘宅群體’幸福感更高，而一定要把他們從家里拖出來呢？”顧駿說。
針對因為基本生活困難才居家不出的“宅群體”，顧駿認為，社會應幫他們創造條件、解決困難，比如創造職業游戲玩家、微博營銷等新的就業崗位，實現發展新興產業和鼓勵就業的雙贏。
據介紹，在日本，宅群體的消費行為越來越受到實業界的重視，很多制造企業都設有研究機構深入研究“宅群體”的消費狀況，并預測其消費取向很可能成為未來趨勢。
“‘宅群體’的消費是產業界關注的對象。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統計，2005年日本‘宅文化’產業的總產值在5000億日元左右。我個人認為，近年其經濟規模應該已經接近1兆日元。”王建新說，社會應該容忍、贊賞并支持“宅群體”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不要使他們因逆反而走向極端。“借用費孝通先生構建和諧社會的名言，‘宅群體’與其他群體應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